《成伯公帖》版本及文字
刊刻于《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第34-36页《成伯公帖》，又称《值夜帖》，是其所收米芾 34 帖并两半帖之一，该帖全文3页11行64字：（见图一）
黻启，昨日承教，值夜不及答，午间得暇访及，面叙俸钱支使之数，属出外邑。五七日，比邵伯 [2]瓜洲 [3]，须十日一相见，乃佳。黻顿首。成伯公。门中各惟清胜。郎娘长茂。芾再拜。
此帖还存有何绍基眉批，标明第五行“比”字下有阙文，认为本帖有残缺：
比昼能一逰寺乎，比下误接邵伯瓜洲云云。前幅系上公震太尉启也，然比字邵字石榻实相连，属是传刻时已误矣。蝯记。[4]
帖后尚有二则清朝藏家吴云[5] 相关校记、跋尾：
第一则，书后的校记两纸22行：
…… 十四为值夜帖，此帖第四行，“五七日”下《宝真》接“比昼能一游寺乎，草草顿首上，公震太尉台座”。原册失去，装池者误上成伯公帖七行，足之……
第二则，吴云在“二百兰亭斋[6] 书笺”上的两页跋书则将《宝真斋法书赞》相关成伯公帖两段文字一字不差地抄录，附与帖后。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上何绍基其他批注，选录如下：
霜寒深冷此有脱误。第14页
乡宝真误作向。第15页
弭宝真误弥。第16页
学字盖笔误后作举与宝真合。第64-65页
宝真且误具。第69页
何绍基依据《宝真斋法书赞》[7] 对《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进行比勘，纠正了因装裱导致的顺序错误。并对于两者之间有关《成伯公帖》的差异，提出了“ 属是传刻时已误矣 ”的看法，然未深究其原因。吴云也依据《宝真斋法书赞》，皆认为刻本为残帖有阙文。
那么《成伯公帖》内容到底是什么样？《成伯公帖》内容正确与否，对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探究考证有着重要的意义。先从《成伯公帖》刻本版本开始。
刊有《成伯公帖》的《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清代之前的流传已不可考，清以后传藏有：侯维岳（侯嵩髙，息阴道士）、李宗孔、徐渭仁、练廷璜（练笠人）、黄荷汀，1995年9月佳士得拍卖为北山堂购得，于1996年捐赠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永久保藏。册内有何绍基批注校记，杨守敬、徐渭仁、吴云等题跋及校记考证。徐渭仁曾就此帖翻刻传世。张伯英先生曾评徐渭仁翻刻《英光堂帖》云：“摹勒之妙，不减墨迹。”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业强先生，在其“宋拓《英光堂帖》考”里认为《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是宋拓祖本，对其版本如是说：
…… 香港本[8]实为徐翻本的宋拓祖本，摹勒之精更不可同日而语。帖内书简，皆为宋本宋刻宋拓，原帖墨迹早已失佚，本册保存下来的米书多种面貌和各个时期不同的署名方式。书写风格各异，年代早晚具备 …… [9]
帖后吴云跋记对《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的评价当不为过：原刻初拓历八百年如新发于硎，能令颠者解衣盘礴精神活现纸上，洵推天下米书法帖第一。
香港藏宋刻《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在近千年历代传藏，虽经散佚，多次重新装裱，仍是目前唯一保存宋代摹刻次序原貌的拓册。存此孤本，尤为珍贵。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书体的保存，还对内容文字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宋岳珂于绍定五年（1232）将米芾遗文先编成《宝晋英光集》，再将家藏前人墨迹文字着录而成《宝真斋法书赞》，其中卷十九至二十全属米芾。在编撰《宝真斋法书赞》之余，又将家藏米帖摹刻上石，以成《英光堂帖》并墨拓流传。[10]
岳珂编辑《宝真斋法书赞》，其书较早已见董史《皇木书录》引用。明代纂辑《永乐大典》时(1403-1409)，尚见引据。逮至清代荡修《四库全书》时(1773―1784)，已是“原本久佚”，因此《四库全书·子部八·艺术类一·书画之属》收录的《宝真斋法书赞》28卷，乃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录出。可惜原本为《永乐大典》割裂分系，不仅卷目已不可考，而且只有总赞因《永乐大典》之编“无可专属”而“管弃不录”，因此《四库全书》所辑之本，乃就《永乐大典》所录之仅存者，排比推求，重新分类编次而成。所幸有赖《四库全书》之修，使得在《永乐大典》遭劫之余，数百年后依然能一窥《宝真斋法书赞》之大概。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载：“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六十卷”，现在通行的《四库全书》都是清代四库纂修官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内容多有残缺。可见传世《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已非完本，非原本之貌。
《宝真斋法书赞》有关《成伯公帖》文字着录如下：
1 芾惶恐顿首再拜启，大雨恭惟台候万福，名笔为乱道遂尘污矣，七月一日大年约来蒲池，阅邵伯瓜洲，须十日一相见乃佳，黻顿首，成伯公。门中各惟清胜。郎娘长茂。芾再拜。[11]
2 黻启，昨日承教，直夜不及答，午间得暇访及，面叙俸钱支使之数，属出外邑，五七日，比昼能一逰寺乎？草草。芾顿首上。公震太尉台座。[12]
着录文字与刻本文字比较，不仅由原来一个帖变成了两个帖，而且内容也大大增加。起首与落款的署名也出现了不同。对照宋代最为普遍常见之格式。“某启……某再拜某某”。首发信人，末发收信人皆具之，署名出现了混乱。“芾”“ 黻”杂用，此格式署名不一致，不符合常理，宋人书启传世至今有一万多篇[13]，均无先例，在宋以后着说里也未见有记载。书启内容按照《宝真斋法书赞》修改后的，文啻不通，内容无法展读。
考虑《宝真斋法书赞》“遭劫之余，窥之大概”、“非原本之貌”，几经散佚辑录，其中部分出现“文字勘刻错误”在所难免。这一点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到《宝真斋法书赞》的研究学术价值。但于《成伯公帖》而言，显然“宋本宋刻宋拓”的《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帖内文字更接近宋代原貌，更具有说服力。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里《成伯公帖》，刊于第十七和第十八两开之上，即34-35页和36页。第十七开有八行53字，从拓片纹理来看，此一开两页属于同一整体。也进一步证明《宝真斋法书赞》文字有插入另一书启文字之可能性。另按《宝真斋法书赞》之说“比”后阙文，那么“比邵”之间应有剪贴拼接的痕迹。但从何绍基批注里得到：“然比字邵字石榻实相连” 。说明第五行“比、邵”两字实际是相连整体，并没有剪贴重排。这就排除此八行在传藏过程有散佚阙文，也排除吴云所谓“装池者误上”之说。何绍基将其断为“属是传刻时已误矣”，也说明该帖宋时既应如此。
故《成伯公帖》文字应以《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刻本为准。
其第 18 开上的三行13字：“门中各惟清胜。郎娘长茂。芾再拜。”署名为“芾”的13字， 是刊刻在另一开之上，同前文放在一起，从装裱形式上看，也只是在顺序上一前一后罢了。从书写风格来看，此13字书写风格也明显与前大异，前者圆转多于后者，后者又较前者挺拔，实非同一帖，此13字则为残帖。
《宝真斋法书赞》里《成伯公帖》着录多出来的文字，实属米芾另一书启(将另文论证)，而在《宝真斋法书赞》成书之后的流传期间，或因《四库全书》编撰时，误将此书启拆散成两部分收录于《成伯公帖》之间，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文本比刻本内容多的原因了。
附插入之书启内容：
芾惶恐顿首再拜启，大雨恭惟台候万福，名笔为乱道遂尘污矣，七月一日大年约来蒲池阅昼，能一逰寺乎？草草。芾顿首上。公震太尉台座。
何绍基、吴云等在鉴藏过程中，订正批注则忽视了《英光堂帖》宋刻宋拓之事实，采信了有“文字勘刻错误”的《宝真斋法书赞》里的文字，以此来考订刻本，才产生了《成伯公帖》有阙文之错误的结论。
故《成伯公帖》内容应至“成伯公”止，前8行53字为一完整的书启。最后3行13字属另一帖之残存部分。
书启写成时间
剔除残帖，书启虽剩有53字，但其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少，大有考证价值。完整文字如下：
黻启，昨日承教，值夜不及答，午间得暇访及，面叙俸钱支使之数，属出外邑。五七日，比邵伯瓜洲，须十日一相见，乃佳。黻顿首。成伯公。
首先根据其起首、落款署名为“芾”，确认了书启在米芾改名前所书[14] ，既元佑六年（1091）前。
其次从书启受于人成伯公入手。查北宋时期字成伯者，见诸于史乘有3人，须通考三人事迹，方知何人与米芾交往：
其一：刘异，字成伯，北宋人，刘若虚子，其先泉人，徒居闽。隐居不仕，乡人号曰隐君，后以州郡荐，强起，授将仕郎、大理评事，历屯田员外郎。天圣八年（1030）进士。与蔡襄友善。[15]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零三题跋蔡中惠（蔡襄）：屯田名异，侯官人，与公同年。旧尝约婚，及公出镇福唐（福州别称），屯田卒矣。[16]元朝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载：（蔡襄）治平三年，丁母忧。明年卒，年五十六。据此推算，蔡襄福州任职在1056年，此时刘成伯已卒，蔡襄卒于治平三年，而刘成伯卒年更早，时米芾尚幼，故可排除。
其二：赵庾，字成伯（1018[17]～？），宋代诗人。初知眉州丹棱县[18]，嘉右四年知黄岩县[19] ，熙宁八年，以尚书诸司郎中通判密州，成为苏轼主要助手，二人交往颇密[20 ]。赵成伯“简易疏达，表里洞然，余固甚乐之。而君又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苏轼写给赵成伯的诗文，远超过其他人。苏轼离开密州出守徐州时，有《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在徐州任上亦多有唱和诗，又专为赵成伯写下了《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之后就没有见面，也无任何文字来往，甚至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冬赴登州过密州，苏轼相关文字里也未见提及赵庾，推测或不在于世。虽赵庾与苏轼交往密切，其宦历此时间段与米芾无可能发生交集，故是其可能性很小。
其三：陈侗(1023-1088),字成伯，其先兴化军莆田县人，居苏州。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载，陈侗元丰二年十一月出知湖州。杨杰（次公）有诗《陈成伯学士知湖州》送之[21]。而前任则是苏轼，于七月罢湖州。陈侗又于元丰三年三月八日移知宣州，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诏罢知宣州再任差判登闻检院，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陕府，时苏轼、苏辙两兄弟均有诗相赠[22]。元佑三年（1088）四月卒于陕，享年六十五。其事迹见《故朝奉大夫权知陕州军府事陈君墓志铭》[23]。父陈动之与蔡襄同科进士，又同为莆田人。与欧阳修同榜进士。官至秘书丞，不幸早卒，年仅36岁。才华横溢，以文名世，欧阳修[24] 、王安石[25]甚爱重之，各自为其写挽诗。弟陈睦，一字子雍，嘉佑六年（1061）进士、名列榜眼[26] 。
陈侗家庭背景非同一般，交友甚广。从任职地理位置、兴趣爱好，以及交游圈，都为陈侗与米芾交集提供了可能。在明朝丑《清河书画舫》褚模禊帖条下，有如下着录：
纯老、彦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仲、子中、敏甫、子瞻、子由、同观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廿三日书 汲郡公吕大防观 葛苹 米芾 武功郡侯蘓宝元右辛未（1091年）三月廿一日 [27]
此段记载了熙宁十年三月廿三日，陈侗（成伯）陈睦（子雍）兄弟和苏轼（子瞻）苏辙（子由）兄弟，还有之后在米芾生活中出现的彦祖、巨源、完夫等，同时欣赏褚模禊帖之雅事。且有吕大防和米芾欣赏并题跋与其后。此段文字的著录，可以说明他们有着共同爱好，也有着共同的朋友圈。书启上的成伯公非陈侗莫属。
再比较米芾、陈侗两人宦历。
米芾在熙宁四年（1071）以任子经铨试授秘书省校书郎，旋补含光县尉（今广州英德），迁临桂尉（今桂林），任长沙掾。元丰四年（1081）去长沙，十月游庐山。元丰五年（1082）三月，初谒苏轼[28] 与黄州雪堂。东赴希道(即刘庠)金陵从事之辟，值刘谪去，遂以诗编谒王安石于金陵钟山半山堂 [29] 。元丰六年（1083）在杭州观察推官任上。元丰八年（1085）“米黻丁母忧去杭州” [30]，元佑二年（1087）母丧服除。陈侗于元丰二年起先后在湖州宣州等地任职，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陕府，之后卒于陕。
结合前述苏轼、王安石与陈侗之间的关系，米芾与陈侗相识必在元丰五年三月谒苏轼、王安石之后，而陈侗元佑元年（1086）四月知陕府。据此将书启范围缩小到元丰五年（1082）三月至元佑元年（1086）四月之际。而这期间米芾除了一次权杭州推官之外，就是丁忧在家。
查阅《宋史》有如下两段文字：
元丰五年八月壬申，诏罢增减幕职、州县官奉。[31]
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按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差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任子年及二十，听赴铨试。其试不中或不能试，选人满三岁许注官，惟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任子年及三十方许参注，若年及三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试。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监当三年，在任有二人荐之，免展。选人应改官，必对便殿。[32]
米芾以任子经铨试授秘书省校书郎，至元丰四年，年满30，也正好在任十年。符合参注条件，取得“应选官”资格。资格有了，还得要举荐人，此时的米芾经十年任职，以及拜谒苏轼、王安石等也积累不少人脉，这为他参注应选打好了基础，才得到元丰五年出官机会。陈侗则是这人脉中的一员，且长米芾二十八岁，求其有所关照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极有可能得其推荐得杭州观察推官。
据米芾所书《杭州龙井山方园庵记》为元丰六年（1083）四月[33] ，米芾已在杭州观察推官任上[34]。因此书启《成伯公帖》下限，又可定在元丰六年（1083）四月之前，且为米芾初任杭州观察推官之时。
书启正文也足以证明如此。
米芾因初任杭州推官之职，拜会举荐人陈侗（成伯公），再访及上级问明俸钱后，给陈侗的一封书信。并提到可能作为备选的“邵伯、瓜洲”职位。与现临时代理杭州推官职位的比较，拜访陈侗路程缩短，更方便。陈侗自元丰三年起一直在宣州任上，杭州距宣州约150公里，两地按照古时行走也需五七日路程。所提“邵伯、瓜洲”距宣州有近两百公里，行走约需十日左右。因此才有书启上两比“乃佳”之说。从地理上位置对照书启，与书启所言相符合。
书启本事部分言及“值夜不及答，午间得暇访及，面叙俸钱支使之数”，与成伯公言及俸钱。据《宋代官制辞典》载：元丰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五月溯行官制。”即元丰五年五月，正式颁布《元丰官制格目》。官员俸钱数目有所调整，以及当时地方官员俸钱尚存“一分见钱，二分他物”折支现象，有正好解释两人都对新职俸钱不甚了解，乃元丰改制之故。
这里米芾已经上任，由《宋史》志第选举四（铨法上）[35] 可知，每年铨试两次，上任时间必在元丰五年八月之后或元丰六年二月之后。书启中所言“值”有“遇到、逢着”或“当、轮到”之意。结合前后文“值夜、午间得暇、面叙俸钱”，除了在吏部就只有在杭州才能了解俸钱具体情况，而只有在杭州任上且当值之中才无暇。所以此“值”应是“当值、轮到宿直”之意。书启中所言“值夜”则为米芾任上宿直中。
到此我们可知此书启写的时间，必在元丰五年八月至元丰六年（1083）四月之间。
我们能否将书写时间推断再精确一些呢？
“元丰五年八月诏罢增减幕职奉”势必也影响幕职出官。同时考虑到米芾在任上宿直中，所以书启必写于假日。据《野客丛书》卷16《大节七日假》条所记,宋太宗时期规定:岁节(春节)、冬至、寒食(冬至后的第105天)是宋代的“三大节”,每个节日各放“七日假”，其他短假“休务”不办公。其后冬至（元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假期之前出官可能性不大。而春节（元丰六年春节正月）则又是我国传统阖家团聚之际，这个假期上任可能也可排除。按照惯例二月为铨试之时，而米芾此时虽然不用参加，但吏部此时间段必然集中处理大量的出官，米芾借此出官也自然。
按宋制“三大节”节假日知州需在“签厅”宿直，杭州观察推官属幕职官，职责就是协助州长官处理州政，每日赴“签厅”共同签署公文，宿直也就在所难免。所以米芾“权杭州观察推官”时间，只有元丰六年寒食（元丰六年三月十一日）假期前最为恰当。
故书启《成伯公帖》书写具体日期就在这“三大节”中的元丰六年三月十一日寒食假期间。
以上囿于本帖的分析，恐怕还不足以证明书启成于元丰六年初的判断，故必经以帖证帖来避免凿空之嫌。
米芾以其癫狂的行为，扬名于北宋。其怪癖的性格反映到书法上，则是个性强烈之书写习惯。这必然使其书风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相似度。为说明《成伯公帖》与同一时期作品具有同样的特征，故将同一时期的作品中出现的相同的字进行对比。如同一时期的《乱道帖》《盛制帖》书于元丰五年（1082）、《郡官帖》《雨寒帖》书于元丰末；后期作品：《诏使帖》《白熟帖》《乡石帖》《伯充帖》《伯修帖》《竹前槐后帖》。并挑选米芾部分后期作品中相同的字来比较，以识别它们的差异。（图二）
“启”同《知府帖》整个字的外形，以及点画的位置都一样。
“间”与《知府帖》“闻”字门符一竖写法相同。
“得”与《盛制帖》“得”同。
“访及、不及”与《乱道帖》“和及”如出一帖，与《郡官帖》“访及”也类似。但是与《值雨帖》《元日帖》笔法不同，粗细对比也更加强烈。
“俸”与《雨寒帖》近，前三者笔法稍简单，笔画对比也不大。《竹前槐后帖》奉字笔画变化多端，行笔走势皆出人意料，聚散强烈。
“钱”草法，观察三帖例字有着逐步转变的过程，与《诏使帖》“钱”笔画位置、以及笔画延伸角度均一致。逐步转变成《伯修帖》钱字区别。
“数”写法同《郡官帖》。在左右结构的的处理上，与《乡石帖》《伯充帖》不同，前者左低右高倾向，后者则左高右低明显。
“属”写法酷似《知府帖》。而与《紫金帖》“嘱”之属有区别，也没有后者行笔成熟。
“出外”与《乱道帖》旦夕《盛制帖》日夕均如一帖。
“邑”与《乱道帖》“呈”字上下结构处理手一样。
“邵”与《郡官帖》“郡”字结构上完全一样，左低右高之势处理手法相同。
“须”与《郡官帖》“须”除了重心稍微不同，在笔画间距，笔势上都非常近似。
“相见”与《乱道帖》《盛制帖》在相字写法上，以及与后字的连贯手法都一样。但与《白熟帖》“相见”起笔粗而长不同。
通过对《盛制帖》（图三）《乱道帖》（图四），以及元丰末元佑初的《雨寒帖》《郡官帖》（图五）《诏使帖》等作品的比较，《成伯公帖》更接近于《乱道帖》《盛制帖》。
图五
可以看出同一时期的作品字体非常接近，字与字连笔的方式和形态也都极其相同，汉字结构处理手法、书写风格、章法安排都如出一辙。
这也进一步证明《成伯公帖》书于元丰五年前后。
曹宝麟先生曾这样评价:“作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芾，是继二王之后，在行书领域中最伟大的书家。他远绍东晋王羲之和羊欣，近参唐人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沉传师，走出一条集古成家的成功之路。其书颠放而不失精微，神采飞扬，深受后代书家的崇敬。在其身后，不受他恩赐的书家很少。[36] ”米芾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宋拓碑帖虽经近千年，尚能保存“如新发于硎，能令颠者解衣槃礴精神活现纸上” [37]，让我们能一睹米芾书法之神采。宋代摹刻次序原貌的《宋拓英光堂第三卷》，更彰显研究之必要。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刻《宋拓英光堂第三卷》里的《成伯公帖》是一件米芾写给成伯公完整的书启。其第18开三行13字为另一帖之残存部分。
《成伯公帖》讲述了米芾在元丰五年（1082）初谒苏轼，结识了苏轼周围的众多好友，结交渐广，逐步进入到主流圈。米芾金陵从事之辟未成，游走于官宦达人之间，努力寻找各种能帮助自己出职机会的举荐人。此段时间里，米芾通过苏轼、王安石得缘结识在宣州任的陈侗，两人书信往来也就很自然了。陈侗长米芾28岁，米芾求其有所关照，并得其推荐于元丰六年（1083）三月初任杭州观察推官。
米芾与成伯公之间往来的书启，如《成伯公帖》不仅是我们学习书法的范本，也给我们展现了米芾当年社交情况，以及与陈侗之间交往的故事。
引注
[1]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馆。
[2] 扬州江都区北部邵伯镇。
[3] 扬州邗江区。
[4]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清朝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代表作品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
[5] 吴云，字少甫，号平斋、榆庭、愉庭、抱罍子，晚号退楼主人。嘉庆十六年（1811）生，光绪九年（1883）卒。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一作安徽歙县人。斋堂号有两罍轩、二百兰亭斋、敦罍斋、金石寿世之居。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6] 同上，吴云的斋号
[7]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
[8] 《宋拓英光堂帖第三卷》。
[9] 林业强《宋拓〈英光堂帖〉考》，《中国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0] 《中国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1]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书简上，第3、4页。
[12]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书简下，第12页。
[13] 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北宋书信研究》金传道，第30页。
[14]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38，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15]民国嘉业堂本《吴兴备志》卷六“刘异湖州司法参军”条
[16]《刘克庄集笺校》卷一零三题跋蔡中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35页。
[17]生年据《苏轼诗集》卷一五《和赵郎中见戏二首》推算。
[18]［清］光绪《诸城县志》卷二七。
[19]［清］嘉庆临海宋氏重刻《嘉定赤城志》卷一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20]《苏轼诗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等。
[21]［宋］杨杰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为集》巻六。律诗：《陈成伯学士知湖州》扬舲初出禁城东，夹岸桃花蕋正红。紫绶朱轓金马客，清风明月水晶宫。昼衣始信归郷贵，夜鹤从教恨帐空。政暇笙歌应鼎沸，诗坛不用苦争功。
[22] 《栾城集》第15卷苏辙、苏轼两兄弟均有诗赠《送陈侗同年知陕府》《次韵子由送陈侗知陕州》。
[23]栾贵明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刘攽彭城集” ，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 58页。
[2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卷57·《同年秘书丞陈动之挽词二首》欧阳修：场屋当年气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笔传都下，议论生锋服座中。自古圣贤谁不死？况君门户有清风。雕零三十年朋旧，在者多为白发翁。富贵声名岂足论。死生荣辱等埃尘。青衫照日夸春榜，白首余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志刻，话言能记有朋亲。吴江草木春风动，沥酒谁瞻垄树新。
[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临川文集》《陈动之秘丞挽辞二首》王安石：人间三十六，追逐孔鸾飞。似欲来为瑞，如何去不归。琴樽已寂寞，笔墨尚光辉。空复平生友，西华岂易依。
[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选举二九：“（嘉右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新及第进士第壹人王俊民为大理评事、佥书□武军节度判官公事，第二人陈睦两使幕职官”。
[27]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上海古籍出版社，_2011年版,第103页。
[28]《苏轼书法史料集》附录：苏轼书法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1月版。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九到湖州任。仅三月，即因作诗“谤讪朝廷”（著名的“乌台诗案”）被拘至京师下狱。元丰三年正月起贬居黄州。此后数年先后在杭州、金陵、扬州、常州等活动。
[29]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38，第555页。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安石）。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
[30]同上
[31]［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58页。
[32［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3705页。志第选举四（铨法上）
[33]曹宝麟《中国书法全集》38，第553页。
[34]同上。
[35]同引注32。
[36]《五体书法临摹示范》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行书（下）。
[37]林业强《宋拓〈英光堂帖〉考》，《中国法帖全集》卷十，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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