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期间，解放军强势攻克锦州，消息传至蒋介石耳中，令蒋介石颇为慌乱。锦州是军事要地，如同一根扁担，一头担着华北，一头担着东北。如今锦州被解放军攻克，从此东北天高地远，再也不属于国民党，而东北地区的残敌，也随之成了瓮中之鳖。
锦州被攻克时，廖耀湘军团正在西进援锦的路上，位于辽西的新立屯、彰武一带。行军途中突然得知锦州被攻克，原来制定的援锦计划成了一纸空谈，令廖耀湘一时间陷入迷茫。
在蒋介石和廖耀湘看来，解放军攻打锦州是一场硬仗，国民党军虽然战败，但解放军也有战损。此战过后，攻入锦州的解放军会进行一次较长时期的休整。按照蒋介石的估计，解放军此次休整的时间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正因为蒋介石的这个错误估计，令廖耀湘部也随之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东野首长在攻克锦州以后，并未如蒋介石料想那般进行长期休整，而是根据当时的局势，仅在休息数日之后，便兵分两路涌出锦州城。
解放军此次出兵的目标一共有两个，一个是长春方面可能突围出来的残敌；一个是廖耀湘所率领的西进兵团。其中，尤其以歼灭廖耀湘兵团为重。东野首长这次安排的突然袭击，显然具有奇效，完全出乎了蒋介石和廖耀湘的意料之外。
但此举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廖耀湘兵团位于新立屯、彰武一带的消息，是数日前打探到的信息。如今，廖耀湘兵团究竟位于何处？解放军其实并不了解。想要达成歼灭廖耀湘兵团的目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廖耀湘兵团的具体位置。
为此，东野首长要求二局找出廖耀湘兵团的动向。林彪给出的指示是，“我就问你们，他廖耀湘到底要上哪儿？二局要拿出情报来！”从这句话来看，语气已经很重了，事关胜败，曹祥仁在野司参会后，倍感压力。
接到林彪的指示以后，二局的所有同志都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攻克锦州以来，廖耀湘兵团的无线电接连数日始终保持静默状态。一般在大战前夕，防止泄密才会出现这种静默状态，如今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尚有距离，自然不会发起大规模进攻，为何也会出现无线电静默的情况呢？
在没有任何情报基础的情况下，曹祥仁只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进行判断。曹祥仁认为，无线电联络几乎是大兵团作战必须使用的，在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大兵团不要说作战，就连有序行军恐怕都难以实现。所以，曹祥仁断定，廖耀湘兵团应该原地未动，犹豫未前。
东野首长接到曹祥仁的汇报以后，立刻按照廖耀湘兵团原地未动的情况，制定了对廖耀湘兵团大规模的围歼计划。计划实施以后，解放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却发现混战之后的乱局之中，无法找到廖耀湘。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能不能找到廖耀湘对当时的局面十分重要。就在此时，二局破译了一封被视为没有意义的干扰电报，曹祥仁看后，将电报内容改动了一个字上交给东野首长。因为曹祥仁的这个举动，原本很难找到的廖耀湘随后被俘。
曹祥仁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推测，为何就能让东野首长相信？他在破译的电报上又改动了一个什么字，竟然能够令廖耀湘迅速被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一天建立，高超的本事也不可能一日练成，这一切还要从曹祥仁的传奇人生说起。
曹祥仁是湖北人，出生在大冶县曹寅公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辛苦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糊口。长时间处于高强度劳动的状态下，曹祥仁的母亲积劳成疾，在曹祥仁4岁那年就过世了。
曹祥仁的童年凄苦，且十分坎坷，母亲去世5年以后，父亲又病逝了，从此以后成了孤儿。9岁的曹祥仁，失去父母的庇护，只能独立面对艰难的生活。为了糊口，他只能替地主家放牛，给地主家帮工，似乎又要重复父母的悲惨命运。
谁都不愿意受地主剥削压榨，只是无可奈何之下，哪里有的选择呢？幸运的是，曹祥仁比父母幸运一些，他自幼聪慧过人，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在村子里是公认的读书苗子。在亲友的鼎力帮助下，曹祥仁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并顺利读完了初小。
随着年龄增大，曹祥仁逐渐明白了事理，自幼目睹了无数底层人民遭受地主剥削的他，这才真正明白，这不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平等的地位和幸福的生活，只要自己有勇气争取，就能够改变一切。
1929年，15岁的曹祥仁毅然参加了鄂东南农民武装起义，同年参加红军，成为阳新红军第二支队的一名普通战士。
起初，曹祥仁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参加红军，真正成为红军战士以后，他的思想觉悟提升很快，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还要将所有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全部解救出来。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意外缴获了敌人未来得及销毁的一部半电台。之所以称之为“一部半”，是因为缴获的两部电台中，一部电台可以正常使用，另一部电台却损失了一部分功能，只能接收电报，但不能发出电报。
尽管如此，红军依然如获至宝，因为红军在此前从未拥有过无线电，导致在历次对敌战斗中，总也无法在信息方面抢占先机。虽然此次缴获的电台有瑕疵，但操控电台的报务员却表示愿意就此加入红军，协助红军培养相关人才，遂创办了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曹祥仁获得了宝贵的机会，被选入无线电训练班。曹祥仁进步非常快，经过短期的学习后，就在同期的学员中脱颖而出，很快就成为红3军团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又晋升为红3军团总部无线电队支部书记。
随着宁都起义的26军加入，一次性为红军带来8部电台和40多名相关工作者，红3军团谍报科还增加了一部侦察电台。这对红军而言，可谓是意义非凡，相当于比之前多了“耳朵”、“眼睛”，可以在侦听领域与敌人进行较量了。
红军具备了侦听技术以后，国民党也迅速改变应对策略，开始全面使用加密电文。红军虽然在侦听领域有了起色，却还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并不成熟， 尚未对国民党军产生威胁。
由于侦听技术的落后，无法及时掌握敌军的行动，导致红军攻打赣州时，错误估计了敌人的数量，被突然“冒”出来的几个团的敌军打乱了阵脚，损失颇重。事后，彭德怀询问了红三军团谍报科后才知道，原来敌人使用的是“展密”密码，谍报科尚且没有能力破解。
正值此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加强谍报科，遂决定将各个军团的谍报人才聚集到一处。彭德怀此时也已经意识到了谍报工作对于行军作战的重要性，便决定将曹祥仁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工作。
彭德怀此举真可谓大公无私，因为曹祥仁当时已经展现出了在谍报方面的非凡天赋，是红3军团谍报科中公认的天才。
曹祥仁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同时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和听力，几千字的常用明码，不用刻意背诵，仅在日常的工作中便全部掌握，而且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他翻译电报从来不用记录电码再翻译，而是达到了一边听电码，一边就能在脑海中翻译成文字。
也就是说，一般的电报只要过了他的耳朵，就相当于普通人直接交流一样轻松。除此以外，他的听力同样是一绝。电报与电报之间的细微差异也逃不过他的耳朵，甚至每一部电台的声音差异，他都能准确的分辨出来。
这也就使得曹祥仁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差异，在多次的侦听过程中，将敌人电台逐一分类，哪一部电台在发电报，哪一部电台在接收，甚至根据报务员操作电台的频率和习惯，他已经能够通过电台的声音分辨出是哪位敌人报务员在操作电台。
彭德怀当时对谍报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自然也就清楚拥有曹祥仁这样的人才，和没有曹祥仁这样的人才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一旦将曹祥仁送离红3军团，红3军团的谍报科将威力大减，甚至直接关系到红3军团日后作战的胜率。
但彭德怀以大局为重，主动将曹祥仁推荐到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谍报科，令红军的整体战略规划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军团长彭德怀：“那个天才的小鬼，把他送去。”
曹祥仁初至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时，时任谍报科长的曾希圣，正在忙于破解敌人的“展密”。电报的密码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重复”。无论多么复杂的密码本，只要搜集大量的电报后，通过寻找重复的字符，就能寻找到规律，从而破译整个密码本。
曾希圣当时正是采取这种办法，曹祥仁来的时候，他已经搜集了大量的敌人密码电报，整整装满了几大筐。但按照寻找重复字符的办法，始终未能奏效，只能在行军期间一直带着这几大筐“天书”。
终于，事情在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时出现了转机，在此战之中，缴获了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公文包，里面装有没来及销毁的电报。虽然没有发现密码本，但这份电报已经译出了30多个字，成为破译“展密”的突破口。
在此基础上，曾希圣和曹祥仁一起开始钻研“展密”。期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国民党军的电报并不精简，总是伴有一些不常用的疑难军中用语和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汇。由于有这封翻译出30多个字的电报作为突破口，经过一段时间的日夜钻研后，两人最终成功破解了“展密”。
“展密”破解以后，曹祥仁尝试着对一份刚刚收到的国民党军电报全文译出，并交给朱德。朱德根据电报内容设伏，一举歼灭敌军的一个营的兵力。朱总司令闻讯十分激动，用手摸着曹祥仁的头说道：“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一场小胜为何令朱德如此激动？因为这是一场意义远超战果的重大胜利。张震将军后来出任军委副主席期间，曾经评价过当时破译“展密”的意义。
在张震看来，这件事“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朱总司令素来高瞻远瞩，自然能看到破解“展密”的深层意义，激动再正常不过。
1932年底，在曹祥仁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国民党军所使用的17本密码本，全部被破译。中央苏区附近的国民党军所使用的通用密码本，完全被破译，他们的一切电报内容，几乎全部都被我军掌握，毫无秘密可言。
如此情况下，是不是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时，就一定立于不败之地了呢？当然不是。即便在具备谍报优势的情况下，1933年1月，狡猾的敌人还是给红军造成了一次重大麻烦，幸亏曹祥仁在危急关头，展现出超凡的谍报能力，挽救了危局。
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在黄狮渡取得了一场大胜，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第13旅，并活捉了旅长周士达。消息传至蒋介石耳中，令蒋介石勃然大怒，为了挽回面子，蒋介石决定纠集重兵迅速反击，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是1月5日下达的命令，由吴奇伟、周至柔各率领两个师的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次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就侦知了国民党军的这次行动计划，根据国民党军的动向，部署了应对策略，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
大战前夕，交战双方的无线电一般都会默契的进入到静默状态，防止泄露消息，这种情况基本已经成了谍报人员所共知的“常识”。所以，6日午夜至7日凌晨期间，只有曹祥仁一人当班守机。
交战双方的部署都已经完毕，作战命令也已经下达的情况下，无线电一般都会调整到静默状态。但凡事无绝对，就在曹祥仁自己当班守机的这个夜晚，恰好就出现了意外情况。当时间过了午夜不久，曹祥仁状态放松之际，敌人的5部电台突然运行，杂乱无序的呼叫声不绝于耳。
这种突发情况，意味着敌军很可能临时改变部署，若不能及时弄清楚敌军的动向，极有可能会对我军不利。曹祥仁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敌人显然对此有所防范，所以才会同时启动5部电台。
此举是谍报工作中敌人惯用的伎俩，5部电台之中，只有1部电台是真正传达重要军令，其余4部电台所发的电报全都是“烟幕弹”。敌人这样做的企图在于扰乱我方的侦听方向，导致无法侦知对方的真实意图。
一个人同时监听5部电台的电报，并从中找出真正下达军令的电报内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一个正常水平的报务员，能够监听一部到两部敌军电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加密电报不是电话，需要记录下来电报的内容，再进行破译才行。
但当时军情紧急，曹祥仁哪里还顾得上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他立刻开始侦听敌军电台所发出的电报。由于他能迅速在脑海中翻译出电报内容，所以他不必记录再翻译，直接不间断地在敌军5部电台信号中来回切换，尝试寻找出有效的军令电报。
曹祥仁最厉害的是，可以分辨出5部电台发出的电报，是从何处发往何处。如此一来，一些远离当晚战场的电报，自然就可以排除了。经过紧张的侦听后，竟然真的让曹祥仁侦听出，吴奇伟指挥部的电台正在发送当晚的军令。
果然，狡猾的敌人在得知我军的部署以后，临时改变的作战计划，从原来的两面夹击计划变为将红军“包饺子”。若是红军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势必就会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
曹祥仁侦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刻将消息上报。周恩来、朱德闻讯，立刻改变作战策略，将计就计，于枫山埠附近重创了吴奇伟的铁军第90师。曹祥仁在此战期间，创造了奇迹，立下大功，被提拔为科长。这一年，曹祥仁才19岁。
1934年12月11日夜，曹祥仁随军长征途中，破译了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原来，敌人已经侦知红军渡过湘江后要转道湘西，与贺龙部会合。蒋介石调集15个师的兵力，在前往湘西的途中布下了“口袋阵”，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
毛主席闻讯，力阻红军北出湘西，重新开创出一条西入贵州之路，令红军绝处逢生。此后，红军向赤水西进，决定北渡长江，到四川创建根据地。但川军对此十分抗拒，立刻组织大军围追堵截，阻止红军渡江。
红军与川军打响了土城战役，红军未能在此战中速战速决，导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这对实施战略转移的红军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是万分危急。想要迅速战胜川军，或者摆脱川军，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川军的情况，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计划。
摸清敌情最高效的办法自然是通过电台来搜集消息，周恩来因此找到二局破译科，让他们尽快摸清敌情。但曹祥仁领导的破译科，这一次却遇到了困难。
红军经常“打交道”的地方军队，他们所用的电台密码本，几乎都被曹祥仁掌握着。但红军与川军的接触不多，加上各个地方军阀都使用自己编的密码本，想要在几天时间内破解川军的密码，破译科也很难做到。但军情紧急，留给破译科的时间不可能太久。
为了尽快破译川军的密码，曹祥仁等人直接进入土城，全力破解敌军的密码。这才发现，原来川军使用的密码本是破译难度远超寻常密码电报的“来去本”。经过曹祥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一天多日夜不停的工作，这才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码本。
掌握密码本的曹祥仁，立刻从敌军的电报中摸清了敌情，令人倒吸一口冷气。原来，红军此前的情报是川军的数量是4个团，但事实上足足有6个团。而且，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赶来，打算将37000多人的红军全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正因为破译敌军电报掌握的这些重要情报，令毛主席有了准确的依据，制定出西渡赤水河的英明决策，令敌人的计划再次落空。事后，毛主席对二局的评价非常高，称二局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 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曹祥仁的能力强、功劳大，在军中是公认的。后来，曹祥仁前往东北，自然深受东野首长信任。否则他毫无证据的推断，怎么可能得到东野首长的相信呢？
从后来披露的文献来看，廖耀湘当时确实是“原地踏步”，哪里也没有去。原因是蒋介石当时给他的命令是，继续西进，收复锦州。而卫立煌却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此时解放军已经攻克锦州，廖耀湘兵团再去攻打也无济于事，不如返回沈阳。
廖耀湘接到二人的命令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为他自己另有一番想法。他打算立刻动身向营口转移，再从海上撤离东北，他是一刻也不想在东北停留了。所以，廖耀湘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未决定下一步的动向，这才始终留在原地。
正因为曹祥仁的准确判断，向东野首长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从而制定出了非常正确的行军计划，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斩断了廖耀湘兵团最后的退路，双方随即展开了激战。
几十万人混战的场面，导致许多部队的建制都打乱了，鉴于这种局面，林彪的想法是，擒贼先擒王，先找到廖耀湘再说，绝对不能让他趁乱给逃了。但混战之中寻找一个廖耀湘，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又落到了曹祥仁的身上。混战期间，敌军电台发出的电报也十分混乱，导致我军的谍报工作人员全都忙得焦头烂额。尤其是敌人为了避免被我军侦知确切的行动消息，发出的电报不仅加密，还掺杂了非常多的干扰电报。
这些干扰电报没有任何意义，作用就是为了消耗我军谍报工作者的精力，甚至有些敌军电报译出后，连语句都读不通顺，纯粹是胡乱发出的。
曹祥仁接到任务后，他亲自关注每一封敌军电报，其中一封被认定为“干扰电报”的敌军电报，吸引了他的注意。这封电报的内容是“王先生尸胡家窝棚”，语句都不通顺，一眼看过去就是扰乱视线的电报。
这样的一封电报为何吸引了曹祥仁的注意，因为曹祥仁知道，廖耀湘在电报中有一个代号，就是“王先生”。他接到的任务就是寻找廖耀湘的下落，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一封电报。但他反复观察，也没弄明白，电报中的这个“尸”是什么意思。
曹祥仁冥思苦想，终于想通了，“尸”和“在”的电报编码就差一位，这个“尸”字应该是“在”才对，由于报务员匆忙之间抄错了一位编码，差点将如此重要的信息遗漏。
曹祥仁想通后，将电报中的“尸”字改为“在”字，上交给东野首长。凭借着曹祥仁提供的这封改了一个字的电报，解放军随后就将廖耀湘给俘虏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出任中国首任驻保加利亚特命全权大使，成为新中国的将军大使。这也意味着，曹祥仁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换了一个领域，继续为新中国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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