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史与传的关系
（史传第十六）
在远古传说里面，像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若追问发生的具体年代，不但遥不可及，而且虚无缥缈。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类似这样一些古代传说时，忍俊不住，便想问一句：“书上有记载吗？”
关于历史记载，据说在轩辕皇帝时代，便有一个史官名叫仓颉，他的职责就是习文记事。但是，即便这说法是事实，也已经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
《礼记·曲礼上》中说“史载笔”。那么，这里的“史”为何呢？史者“使”也，即“史”就是“使唤、使用”，就是安排某人去做某事。所以，“史载笔”的“史”，就是指定专人执笔站在帝王左右，及时记录下来帝王的言语及其行为。另外，在《汉书·艺文志》上，则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正因如此，自上古便流传下来记录言语的经典《尚书》和记录行为事件的信史《春秋》。在这些经典信史中，若说已经标明具体时代的作品，例如《尚书》中，发生于尧舜时代的则有《尧典》《皋陶谟》，而在夏商时期的则是《甘誓》《汤诰》。
进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姬周朝代，因为周文王的志向宏大，并且身体力行，极力倡导“创新”性革命精神。所以到了周公姬旦时，便制定了新的政策法规：一方面追溯并区分了“夏、商、周”的不同纪年历法，另一方面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时节，详实推算并整理了以往流传或记载的史实故事及其发生时间。与此同时，在不同级别的诸侯或邦国内部，也热衷自设史官并记录重要言行，说是旨在扬善抑恶，其实梦想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前年?-前720年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任君主并于公元前768-前720年在位）开始，姬周王朝国势明显衰退，诸侯权势随之增强，举国上下不仅礼仪松散，并且政令法度日渐失序，与之同时，社会人格及其道德伦理，也愈发乖张离奇。所以，步入春秋时代，周游列国归来的孔老夫子，一边叹息王道失落，一边痛心礼崩乐坏，不仅悲悯斯文坠地，而且静卧之中，时常哀伤凤凰不至，甚至伫立街头，偶或愤懑麒麟不识。于是，孔夫子请教乐师，致力整饬《风》《雅》《颂》等音乐诗歌，又依傍鲁国历史，校对了姬周《春秋》阶段性故事。如果探究孔夫子如此作为的真实目的，根本在于通过记录历史故事中得失成败，借以评判人物言行的功过是非；另外，则是通过以往生死存亡的前因后果，借以警醒未来人物言行的趋利避害。
单论在《春秋》一书中，一字的褒奖，胜过加官进爵，而片言的贬斥，恰似刀砍斧剁。因此，才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令乱臣贼子惧。”的惊世醒人之喟叹。然而，经过孔夫子裁剪的姬周《春秋》，尽管其中睿智深邃，并且寓意精微深刻，但所用字词文句，未免过于委婉简短。所以，与孔夫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因为深谙《春秋》微言大义的精要，而且熟悉其中人物事件的因由始终，从而首创了一种称为“传”的文学体裁。
那么，何为传呢？传者，转也，也就是“转达”的意思。“传”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其是指将经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转化成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语言，借以帮助后人更好地学习和理解古典经籍。所以说，左丘明释意《春秋》的《左传》，如同将圣人著述的经书，插上了翱翔的翅膀，从而使《左传》摘得史传文体的桂冠。
进入了列国争雄的战国时代，正因为史官这一职位始终保留着，所以在秦国合并列国过程中，其他诸侯邦国原本都有各自独立的史册简牍。另外，这一时期又因为社会舞台上最为活跃人物，并非总是帝王君主，反而是那些纵横捭阖的名家策士。所以，像整理搜集当时名人故事的简册，往往只有国别而没有了统一的年代标识。这就是国别体《战国策》的史书特征。
汉高祖刘邦，经过多年争战，铲除赢秦和项羽后，终于创立大汉帝国。汉初的陆贾，稽查这段历史，完成了《楚汉春秋》一书。西汉初年，司马谈（公元前约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之父）属于家传，在宫廷之内书写史册。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致力于甄别历代帝王将相的业绩功勋。
单论《史记》的文本体例，其所记述人物，若与《尚书·尧典》比较，并非个个都是圣贤大德；其中义理文辞，若与孔子《春秋》相较，亦非篇篇堪称精妙绝伦。但是，司马迁效仿《吕氏春秋》中“纪”的方法方式，并将记录帝王的篇籍，统一命名为“本纪”。像这种在体例样式上的大胆创新，既能提纲挈领，又适合拓展规模。所以，《史记》之中，“本纪”记述帝王，“世家”书写诸侯，“列传”描绘精英豪骏，“八书”讲解政策制度，“十表”罗列年谱官爵，如此分类区别，眉目清秀，了然于心。所以，综合《史记》的本色特征，其记录具体真录，并有不刻意隐讳的优点；其知识渊博雅正，而具备宏论善辩的才能；其擅长猎奇探幽，尚存在离经叛道的缺憾；其文体层次条例，却有错落失序的不足。对于诸如此类的得失短长，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记论”中，则有更为详细论述。
东汉初期，班固之所以编写《汉书》，既是继承家业，也是吸取了前代史家经验，尤其对司马迁《史记》的批判，使其事半功倍。纵观《汉书》体例，“十志”内容涉及广泛，特别是“序”“赞”，不但气势豪迈恢宏，而且整体文质彬彬，尤其观点儒雅中正，颇具经书信史的古典遗风。至于世间针对《汉书》的评价，一直存在一些像“尊孔崇经的雅正典范”“具有目录条例的拓展创新”“疑有遗亲攘美的不实罪过”“存在贿赂撰文的致命瑕疵”等褒贬之词。若根究如此观点的来由，可参考仲长统（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的《昌言》（此书亡轶），其中已有详细说明。
追溯史传文体的发展轨迹，《左传》在言行记录上，完全依附《春秋》笔法，只是个别地方添枝加叶，并且同样存在文字简约不详的缺憾，特别是某些人物氏族源流和背景上，始终无从知晓。自《史记》开始，从本纪到列传，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开始分类介绍，并且详略得当，不仅一览无遗，而且适宜读习。所以，《史记》成为纪传文体的先锋楷模。
西汉刘邦身后，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0-188年汉高祖刘邦与吕后之子西汉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吕后专权摄政。针对这一段历史，《史记》的《吕后本纪》和《汉书》的《高后纪》，都明显违背了古典史书的记录规则，这应引起史家的警觉和批判。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评说呢？
自伏羲以至于吕后之前，无论传说还是记载，从来没有过女人做皇帝。像汉代吕后的特殊状况，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更不应该记入史册表彰。因为，在《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曾有过这样誓辞：“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不司晨；母鸡司晨，家破人亡。）另外，《谷梁传·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中，也有过“毋使妇人与国事”（禁令女子干预国政）的誓言。再如秦国，曾经一度出现过秦昭王年幼而宣太后主政的故事。除此之外，也就是西汉吕后专权的事实了。对此，无论说成临时替代还是摄政，都一样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说树碑立传了。到了东汉末年，因为《史记》《汉书》都将吕后列入了帝王行列，所以从事历史记录工作的张衡，可能受其影响，曾主张将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也写入本纪，这简直是愈发荒谬不堪的事情了。因为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说是假冒的皇后儿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至于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因此，像刘弘、刘婴两人，才应该书入本纪。哪有将吕后、元帝皇后载入本纪的道理呢？
东汉的史书，起始于刘珍（公元？-约126年又名刘宝南阳郡蔡阳县人东汉史学家）和李尤（东汉史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人据说司马相如扬子云之风拜兰台令史）等人撰写的《东观汉记》；随后，则有袁山松（又名袁嵩东晋陈郡阳夏人）的《后汉书》以及张莹（东晋文人）的《后汉南纪》，他们的缺点都在于偏颇失序，不伦不类；再者，便是薛莹（三国时期吴国官员）的《后汉纪》和谢承（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的《后汉书》，其内容粗糙谬误，多不可信。于此期间，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足堪详细紧实；而华峤（公元?-293年字叔骏平原高唐人西晋学者史学家改《东观汉记》为《汉后书》时称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的《后汉书》，实属准确恰当，像他俩的作品，应列入东汉史书中的顶级杰作了。
三国争雄时期，记载魏、蜀、吴史迹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纵观这一时期作品，有的言语过激，难以核查证实；有的内容宽泛，找不到中心要点；其中，唯有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汉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的《三国志》，从文辞记述到论辩义理，都十分融洽和谐。晋代的荀勖和张华，都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种评判并非过誉。
进入晋代之后，朝廷设置了著作郎一职，专门从事史书的编撰。陆机的《晋纪》，在书写晋代起始历史时，明显并不全面。而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临沂人东晋大臣）的《晋纪》，主要书写晋未历史，却根本没有结尾。另外，则有干宝（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后迁居海宁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的《晋纪》，于裁剪核定资料上，确实有独到之处，做到了井然有序。还有孙盛（约公元302-374年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东晋中期史学家名士官员）的《晋阳秋》，之所以引人入胜，即简明扼要，而又重点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时代的《春秋》，其无论经文还是传文，都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范例，完全都可以用来作为这一文章体例的准绳。自《史记》《汉书》之后，固定的文本范例，反而失去踪影！一直到了东晋邓粲（生卒年不详东晋史学家湖南长沙人）编写《晋纪》开始，又恢复了拟订范例的自我约束，并且抛开了汉魏史书铺张拓展的宽泛格调，进而取法殷周经典干练精微的谨实风格。由此可见，当时僻居长江之南的学者们，已经领会到了古典经籍的妙用。所以，像孙盛编史时，也开始先立规矩，则完全取法于邓粲。
毋庸置疑，凡载入史册的作品文籍，必须熟悉诸子百家后，才有可能不误入歧途。那么这其中的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其关键之处还在揭示了世道兴衰的征兆表象，并且转化为后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鉴。因此，每一朝代的史书记传，无论其为何等体例，必将与日月一样出没存生，其所彰显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业，都必将与天地一般广大久长。
汉朝立国之初，史官一职，颇显荣耀。当时，各州郡及诸侯国的主要言行记录，都必须汇集到中央的太史府。所以，作为宫廷的史官，主要借助各地上报的信息材料，来洞察各地方势力的风声动向，从而为帝王将相提供适时应变的决策依据。另外，作为太史官，还必须查阅馆藏文件史料，校验古代残椟败简，以求博闻强记，而能稽古鉴今。因此，凡史书记传的文辞内容，本来就应该以经书典籍为准绳，至于在把握规劝警戒的深浅程度方面，自然必须要效仿古圣先贤的知识能力和专业水准。所以说，作为一名太史官员，除了具备上述阅历经验和知识储备后，还要拥有中正典雅的评判能力，才有可能全面据实记录言行，并且能够摒弃伪史劣史的鱼龙混杂和泛滥成灾。
凡记载帝王、国家、天下的史书，应以“记传”来书写人物，应用“编年”来陈述事端，而且其文笔切忌泛泛而谈，至于其内容必须真实确凿。但是，如果发生与记录的时间距离愈发遥远，其事实真相也必定愈发模糊不清；同样，如果发生与记录的事件愈发繁多，其头尾记载必定愈发杂乱如麻。譬如一个历史事件，其中存在分工不同的许多人，如果要将每个人的背景和担当都一概交代清楚，必定重复累赘；同样，如果只是局限一处陈述，又必定顾此失彼。这就是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处的困难及其关键所在。东汉张衡曾经指出在《史记》《汉书》中，俨然就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差错过失。而在晋代的傅玄，在批评《东观汉记》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简繁失当等类似问题。
关于历史记载中“年代越久、伪学越多”的话题。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指出的因由是：“传闻异辞。”（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而在《荀子·非相》中，则说成：“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关键信息，传闻越久越简单，越近越详细。）由此，即可以推断：“史书，若能够成为信史，其关键就在于宁缺毋滥。”然而，世俗或时俗，惯常追波逐流/随波逐浪，而且人性从来喜新厌旧，尤其社会生活中一旦出现了稀奇古怪的东西，时人大众难免趋之若鹜。因此，凡传闻的事情，必定越传越稀奇古怪；凡记录遥远的东西，必定越抄传越莫名其妙。于是，随着时间延长，之所以造假伪书反而得以泛滥，就是因为时尚最热衷推陈出新，尤其渴望标新立异。他们经常剔除以往史书中公认的事实，反而专门将中间存在争议性问题，给予穿凿附会或夸大其词，根本谋求别的书本没有而唯我独存的噱头，据此以讹传讹，最终导致谬误泛滥、伪书成灾的歪风邪气。这种史书文籍的不良现象，不仅是文艺大厦的蛀虫蠹瘤，更是阻碍文明发展的奸雄公敌。
至于史书文籍，即便在实时记录或同时记载中，为什么还会出现虚假不实的问题。在《公羊传·定公元年》中，关于孔夫子修订《春秋》时，针对与其同时代君主的整饬，就曾遭到“定、哀多微辞。”（大致意思：对鲁定公和鲁哀公的过错不便明说）的批评。这既是所谓“时代背景环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时代的任何时候，针对一些人情世故或说环境利害，所必须要有的理解和尊重。然而，针对现实中尚且生活着的一些人物及其事件，在如何把握记录尺度上，其实恰似不同民俗往往难免都有一样的人情常态，例如习惯嫌贫乐福，热衷攀龙附凤，对于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废物一个，也要极力点睛抹彩；再如习惯轻蔑穷困潦倒的人们，热心唾弃失败落魄的人才，即便那些德艺双馨而且人格品质异常纯洁高尚者，一旦落魄或一时遭难，都即刻难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谩骂、被侮辱的生活命运。亘古至今，阴阳互怼，季节冷暖，品德优劣，人性善变，这原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习性常态，亦应属于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罢了。所以，凡史书之中的实时记录或同步记载，之所以还会存在敷衍趋势，甚至还有明显歪曲事实等诸多问题，与其说这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毋宁讲一开始便带上有色眼镜而已。
由上可见，凡记载与事实，其间隔时间越久，其中必定虚假不实越多；然而，其间隔时间越近，其中也并非越发真实可靠，反而同样存在着歪曲和谬误。据实而论，在以往史书文籍中，真正做到了义理中正、剖析周全的还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了尊贤避讳、微言大义的只有孔夫子。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中，才会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赞誉。所以，史传体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坚守的是惩恶扬善。凡堪称“良史之才”者，贵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恶如仇。至于这里面道理，如同农民稼穑，无论任何时候，只要见到了莠草，必定铲除殆尽。唯有如此，才是千秋万代始终不会改变的规则准绳。至于其中，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点面繁简适当的办法，以及如何才能掌握真假虚实区别的要领，还有像怎样尽快理清千头万绪资料故事的技巧以及如何尽快找准辨别是非对错的依据等，诸多此类问题，只要明确了大纲提要，都会即刻迎刃而解。
毋庸讳言，为一个时代著述立传的史家使命，如同观瞻临摹肖像，一旦传播四面八方或流传万代千秋，其究竟属于似是而非还是惟妙惟肖，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见，并且一定会是互有短长，而且见仁见智。但是，纵观秉文弄章之功勋，横看舞文弄墨之作为，都不会像著述史传一样，尽管殚精竭虑以至于功高盖世，但是又难免顾此失彼，更无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马迁和班固，虽然已经属于精通史学的天才大家，但是他们的作品，依然难免遭遇后人的批评与谴责。因此，凡载史立传，如果不是谨小慎微的明智，而是任性的胡作非为，无论其作品还是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机四伏，甚至朝不保夕。
总而言之：载入史册起轩辕，编年叙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轮转，人物生死如灭灯；成王败寇任由天，褒贬善恶留人间。义正辞严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间兴亡多少事，是非功过一字中。
【注解】
1、班彪“论史记”见于《后汉书·班彪传》，并节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2、班固《汉书·礼乐志》之开端类似“序”的部分：“《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其结尾类“赞”部分：“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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