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翻《庄子》，看到“故纯朴不残， 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 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不多说哲学和学说，只想普及一下传统音律基础知识。
古书上常把五声或五音与六律并举，“五声”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而“五音”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我们先说“六律”：
据说古人用十二根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因此就把这十二个标准音称为十二律。按音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分为阴阳两类：奇数六律为阳律，叫做“六律”；偶数六律为音律，叫做“六吕”。 阳律六：黄钟（huáng zhōng）、太簇（tài cù）、姑冼（gū xiǎn）、蕤宾（ruí bīn）、夷则（yí zé）、无射（wú yì）；阴律六：大吕（dà lǚ）、夹钟（jiā zhōng）、中吕（zhōng lǚ）、林钟（lín zhōng）、南吕（nán lǚ）、应钟（yìng zhōng）。有一个成语“黄钟大吕”是用来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的。
《千字文》中提到的“律吕调阳”又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黄帝时代的伶伦，用十二根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是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把这些管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到了冬至的时候，一阳生。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间就是子，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同时可以定时间，来调物候的变化，所以叫做'律吕调阳'。
如果再往下说，律吕之数用三分损益法，就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加一'。比如：黄钟的管长九寸，其数为九。先进三，就是九的三倍（三次方）得数为729，再减一倍，得数是364.5（729÷2=364.5）。这就是阴历年加闰以后的天数，用律历对应节气勘定出来的调整数，与太阳历的365只差半天。已经是相当精确了，用来指导农业生产肯定没问题了，但如果要更加精确就需要更多天文历法的知识了。毕竟宇宙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确定都是需要天文星象观测的。
十二律与地支及月份对应关系：黄钟（子，十一月）、大吕（丑，十二月）、太簇（寅，正月）、夹钟（卯，二月）、姑冼（辰，三月）、中吕（巳，四月）、蕤宾（午，五月）、林钟（未，六月）、夷则（申，七月）、南吕（酉，八月）、无射（戌，九月）、应钟（亥，十月）。
以上说的律吕的由来，主要是用来服务于历法与农业的，而产生了十二个高低不同的音，从而可以定下音高。
接下来说：五声，或者叫五音，也就是现代音乐的音阶。中国音乐中用来定音律的“三分损益法”：在司马迁的《史记》“律书第三”中写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徴。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意思是取一根用来定音的竹管，长为81单位，定为“宫音”的音高。然后，我们将其长去掉三分之一，也就是将81乘上2/3，就得到54单位，定为“徴音”。将徴音的竹管长度增加原来的三分之一，即将54乘上4/3，得到72单位，定为“商音”。再去掉三分之一（三分损），72乘2/3，得48单位，为“羽音”。再增加三分之一（三分益），48乘4/3，得64单位，为“角音”。而这宫、商、角、徴、羽五种音高，就称为中国的五音。
音阶可以有多种构成方式，在十二律中假设我们以黄钟为第一个音，再向上选择太簇、姑洗、林钟、南吕五律构成音阶，并将其唱名依次定为“宫、商、角、徵、羽”，这就是我国古代的“五声音阶”。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七声音阶中的1 2 3 5 6五个音。和西洋音乐一样，我们可以选黄钟、大吕……的任意一个为宫音，定下是什么调的音阶，称为“旋相为宫”。“宫、商、角、徵、羽”五音在中国古代音乐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称为“正音”。
庄子说的“五声不乱孰用六律”与孟子说的“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其实说的都不只是音乐上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原本五音已经被六律定下了，如果音不正那就错了，就乱了，关键在于乱了的音却有人喜欢听。特别是当权人士不在于音正不正，喜欢就好，这也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七雄都可开始为所欲为了。这样投其所好的演奏者也就不按正音演奏了，于是当需要祭祀时要用正音演奏就必须用六律来正音了。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这也不能怪提倡“仁义”的儒家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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