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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雨彬:我的知青生涯(二)

我的知青生涯(二)

作者/江雨彬

生活篇
下乡第一年,国家对知青在生活上是有照顾的。每月保证45斤粮食的供应,还有两元钱的生活补助。所以,第一年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基本上每星期都能吃一次肉,平时细粮也多一些,粗粮少一些,加上知青们都是第一年下乡,大家都想好好表现,请假也少。所以每个知青挣得工分也比较多,年底分红每个知青还都分了几十块钱。
知青们刚下乡时,大概有不到三十个人,以后又陆陆续续的来了十几个,达到了三十多个人。这样,房子就不够住了,队里又盖了六间西屋。我们三十多人的户口也都分到了各生产队里。这样,原本庙大队的八个自然村、十六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里都有男女各一个知青。我和韦爱青分到了大牛庄九队,也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队。当时,各生产队条件不同,收入也不同,分红的标准也不同。富裕的生产队每个工值七八毛钱,例如杨铁庄、大牛庄等。穷的生产队只有三四毛钱,例如新、老高庄。当时,我们在青年队参加劳动记工分,到年底和贫代们(与我们一起劳动的社员代表)一样到各自生产队里参加分红。因此,同样的工分分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因为参加队里的分红,还会分棉花,这恐怕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为家里做的第一份贡献吧。平时,我们知青和队长和社员们的关系相处的也都不错。当时物资紧缺,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也常常托知青们帮助购买一些紧缺的物资。如需要青霉素链霉素药物的,托戴明和赵宣民购买,他俩的父亲在医药公司工作。谁家办喜事需要好酒好烟的,什么“张、宝、林”(河南的几种名酒)酒及小金钟烟等就托张国泉,他姐在烟酒门市工作。社员们有啥困难有啥需求,张张嘴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的。除了购买紧俏商品,社员们也以认识几个知青为荣。他们也喜欢邀请知青们去家里帮忙干活、做客。我就曾经帮助社员们洗红薯、下(加工)粉条、扎阳衬(室内屋顶用芦苇杆和席子编织的一种顶棚)等等。干完活后呢,主家就会弄半盒饼干、打开个罐头或配上几根腌菜,喝上几口小酒,也感到非常的惬意和快乐。
到一个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无疑是吃水的问题。原来这个地方的人少,吃水主要依靠旁边的一条石砌的水渠,里面长年清水不断,这是上游夺丰水库放下来的水。知青们来了,人数多,水流却不正常了,经常断水。有一天,我们干完活想去水渠里洗涮一番,结果,发现没有水,我们就跑的远些,去水渠经过的一个翻水洞,那里有一池留存的水。我们又是洗脸,又是洗脚,收拾一番就回去了。晚上吃饭时很随意的问了炊事员:渠上没有水,在哪挑水做的饭?炊事员老赵说;在翻水洞挑的水,我们一听就笑开了,敢情晚饭是用咱们的洗脚水做的。
王队长感觉一直这么支吾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决定在院子里打一眼井。那时候打井没有机械设备,全凭人工,在井口安装一个辘轳,缠上粗绳绳子上栓个箩筐,就开始干开了。男知青们都争着下井,女知青们也巾帼不让须眉,争着下井。大家只好轮流排班下井。打到十几米的时候,上面人不小心弄掉一个小石头,砸在女知青李学英的头上。尽管带着柳条帽,还是被砸的出了血。不管怎么,井还是打成了,我们也终于用上了干净的生活用水。

知青们除了平时干活吃饭睡觉外,业余生活也是比较丰富的。下乡没多久,队里就安装了篮球篮、购置了篮球等物品。特别是夏天,傍晚下晌后,篮球场上就热闹起来了。在篮球健将李玉琪的带领下,几个篮球爱好者在球场上你追我赶争得不亦乐乎,一旁的女知青和旁观的社员也都摇旗呐喊,鼓掌助威,知青们一天的劳累和疲惫被忘得一干二净。知青们组织的篮球队,也曾经到庙口三中或其他单位开展友谊比赛。球队的队员大概有:李玉琪、白汉淇、焦福民、王桂华、杨宝庆、张国泉等人。
晚饭以后,知青们就拿出各自的口琴合奏起来,十几个口琴一起合奏,也非常的有气势,也很动听。也有女知青用歌声轻声的伴和着,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完全浸沉在音乐的世界里,忘记了各种不快和烦恼。
青年队的领导,为了更好的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筹集了几百元钱,让我和戴明到安阳市购买了锣鼓镲、戏曲边鼓、二胡、板胡等乐器。从此后,青年队就又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每到晚上,我和戴明、欧朝正几个会乐器的知青拉着,吹着敲着,几个女知青李玉英、秦玉香、赵玉梅、王明放等几个人唱着,表演着,很是热闹。虽然我们没有能排出像样的、能上舞台的节目,但是,在艰苦的劳作之余能够这么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在青年队还有一个群体,当时的称呼叫:贫农代表,也叫贫代。他们是我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直接接触的社员代表。他们其实都是各生产小队挑出来的生产能手。这些人能干、会干、能吃苦,个人品性也都十分善良和忠厚。队长王铎生是大队支委,还配了两个副队长,一个会计,两个炊事员,牲口饲养员,马车大把。还有烧窑、犁地、耙地、耩地、扬场等都需要有技术的人来干。也有七八个农村姑娘和我们一起干活,他们也被分到我们的各个生产班里。例如分到我们班的就有刘秋喜、李新安,女贫代有宋小婷、晋桂花等四人。我们在一起同吃同劳动,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到现在联系也还没有断。
我们知青在劳动中间休息时,喜欢打打闹闹,那些贫代们同样喜欢打打闹闹。李新安和宋小婷两个是与比我们年龄稍小的男女贫代,在地里干活,一言不合就开始动手,半真不假的打了起来,有时打急了还互相擤鼻涕,直逗得我们大家哈哈大笑。然而,最有趣的是这对冤家几年后竟成了夫妻,育有二儿一女,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恩恩爱爱。小两口怀第三胎的时候,计划生育查的正紧,两口子怕交不起罚款,且又是一个男孩,他们就跑来找到我们,想把孩子生下来,交给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要,就要去引产。我爱人觉得怪可惜,就说你们生下来吧,你们不要我们要。他们果然生了个男孩。但我们都是工作人员,加上其他原因,我们要这个孩子是不合适的,就没有提这个事。他们两口子也难免有点不解和怨言。待孩子长大几岁以后,我们去她们家玩,那个二小子听他娘说过,要把他送给我们,所以看见我们就跑。这些事现在想来都觉得十分有趣,也反映了我们下乡知青和贫代们之间经过几年的交往,建立了深厚感情,彼此像一家人一样,即便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流逝,这一份感情也不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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