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70后和80后一定还能记起，二十多年前，一些集镇上隔几个月都会出现类似问“2元+运气=桑塔纳小汽车”这样的标语。
不用说，伴随着这样的宣传标语，一场全民的狂欢即将开始了。在整个90年代，这样的抽奖活动遍布全国每个角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沉迷其中，为之疯狂。
1993年7月，江西省上饶市最大的广场上，正在举办一场“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
活动的第一天，广场上就聚集了近万名群众，将抽奖点围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次“有奖募捐活动”的一等奖实在达过诱人：奖金高达28万！在那个年代，这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挣不到的巨款啊！
开奖过去三天了，大奖还没有出现，广场上来摸奖的市民却越来越多，连距离上饶两三百公里外的其他城市，都有群众包车过来摸奖。大家都怀抱着同样的想法：越到最后，自己中奖的概率越高，谁知道那个幸运儿，就不会是自己呢？
就在这天中午，几辆警车呼啸而至，正在摸奖现场主持这次“有奖募捐活动”的组织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带上了警车，现在的群众一个个都被惊得呆住了，大家一个个面面相觑，议论纷纷。警方随后叫停了这次抽奖活动，宣布此次有奖募捐活动存在违法行为。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上饶人对这块的热情很狂热。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每次这种“有奖募捐活动”一举办，上饶市中心广场就没有平静过。
1992年12月，上饶市中心广场就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摸奖活动。广场上，特等奖奖东风汽车、一等奖奥拓轿车威风凛凛地排成长龙，摸奖工作台绵延几十米，中大奖者鸣放的爆竹不时地在广场上空炸响……
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广场上一直是人头攒动，以至工作人员不得不挑灯夜战。无数市民争相挤入人群中，只为了购买彩票。还有少数人甚至取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红着眼拼了命地往里面挤，一看就知道是屡购不中，想孤注一掷中大奖回本的一类人。
偶尔购买一次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固然无有不可；但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完全以中大奖为目的的购买，十有八九会输得一败涂地。
九十年代的群众的口袋里并不充裕。我就见过有对夫妻将积攒多年的几千元建房款全都拿来买了彩票，结果只换来了一堆毛巾和香皂，气愤之下，这对夫妻将那堆毛巾和香皂全部扔进了河里。
中国规定，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时，面额2元的奖券奖金返还率为55%。但是上饶市的组织者们，在奖金返还率上耍了个小把戏，把购券者实实在在地给'涮'了。
奖金返还率越高，募捐就越有吸引力，深谙此道的组织者拿奖券面额做文章：他们发行的250万张奖券并不是按面值2 元出售，而是以5元的价格售出。他们的解释是：这是为了扩大中奖面，提高奖品档次。
为了让群众相信，上饶市的组织者们还发布了一个通知，承诺“增加金额全部用于增设奖品，调整后的奖金返还率为82%，远超国家规定的55%。”
人们被如此高的返奖率调足了胃口，他们根本没有去想过，这可能不可能。
我们来算一笔账：2元变成5元，其中的2元返还率55%，也就是返还1.1元；另外3元按返还率82%算，就是要返还 2.46元，两项相加是3.56元，总返还率约为71%，远低于承诺的82% 。最为关键的是，多出来的11%，去了哪里？
这还不算，上饶市的组织者们还在奖品和奖金上大做手脚。按照事后的审计，那次摸奖，奖品奖金的总支出，甚至不足55%。
原来，他们承诺的奖金为2元的末等奖有10万个，实际仅有不到3万个，反正也没有人会注意末等奖中的人多不多，这些钱自然就流入了组织者的口袋。
这起事件的最后，以涉案人员锒铛入狱而收尾，但在其他地方，同类的摸奖行为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二十世纪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停止了计划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是：这是个充满机遇的年代，也是一个挣钱光荣的年代。
在这种背景下，“一夜暴富”成为许多人的梦想。而彩票无疑是实现“一夜暴富”这个梦想的捷径。一股全民'彩票热'也由此而生。
改革开放后 , 中国的经济步入了有史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但随着经济发展,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些低收入者和有困难的人无法参与或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 还需要社会献出爱心, 给予一定的救助 。
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1985 年我国的优抚、 救济对象人数有 1.5 亿以上 ,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敬老院, 原有的福利院 , 其容量也远远难以满足需要。如果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完全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解决 ,肯定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种现实 , 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收到了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的建议。这位人士提供了三个办法：
一是搞赛马卖马票, 二是高级酒店增收附加税, 三是搞彩票。
随后，民政部对发行彩票的可行性开始了调查。结果发现 , 世界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绝大多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的拨款的不足。中国能不能采取这一做法呢？
1986 年 7 月 22 日 , 崔乃夫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 , 指出我国目前筹措民政救济资金的方法过于单一 , 建议通过社会筹措资金进行补充，试行有奖募捐，将得用于帮助社会上的困难群众，取之于民 , 用之于民。
国务院同意了这份报告后。民政部随即着手进行有关各种准备工作，并于1987 年 6 月 3 日在北京成立了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
1987年7月27日, 河南洛阳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张福利奖券, 揭开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的序幕。紧接着，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首批福利奖券也陆续发行。
彩票发行之初，销售呈现出一片火爆场面，这种运气成分占绝对因素的随机性活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购买彩票，不仅是城市，就是在乡镇和农村，逢年过节也会有大规模的即开型彩票为主的摸彩活动。这种彩票节奏快，无须等待开奖时间，购买者在购票后可当即兑奖，一出现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笔者至今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家乡——一个小县城春节期间的摸奖盛况。记得那是正月初二，县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彩票总额价值300 万元的现场摸奖活动。
活动之前，县里有关单位就利用散发传单、文艺队下乡演出等多种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当天，成千上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起来，将小小的体育场围得水泄不通。
体育场内，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主席台，上面挂着大大的对奖牌。主席台的旁边，是一排几十个售票点，售票人员开始是坐在桌子后面，后来全都站上了桌子，一人负责收钱找钱，一人负责给票。
我和朋友挤了很久，这才挤到售票处。只见数不清的手伸在售票员面前，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个子高的人就伸着长臂，想越过前面的人把钱递给售票员。买到票的人马上像泥鳅一样钻出来，站在对奖牌前急切地刮着奖票。
他们的脸上表情各异，中奖的人难掩心中的得意，没中的人则是一脸沮丧，然后猛地一拍大腿，又从口袋里摸出钱，重新钻入人群。
体育场内，主办方设了好几个高音大喇叭，不停地讲着话。虽然偶尔也会在喇叭里听到让大家保持秩序的话，但最多的，还是反复播报谁谁中了什么多少现金，谁谁谁中了摩托车。每次听到这种播报，现场总会传来一阵阵羡慕的叹息声。
2004年3月25日下午，农村小伙刘亮爬上西安市体彩销售处门口的广告牌，威胁要跳下自杀，引发了大量群众聚集围观。
刘亮这么做是有原因的。2004年 3月 24日，刘亮在体彩摸奖中得中了一辆'宝马'轿车，但正当他准备领奖'时，体彩工作人员称刘亮所持的彩票是假的。
于是刘亮爬上6 米多高的体彩广告牌铁架，对体彩中心的说法提出质疑。随着公安机关的介入，浙江籍个体体彩承包商杨永明勾结社会闲散人员骗领宝马轿车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西安即开型彩票销售欺诈案'。
2004年3月23日上午，17岁的刘亮来到西安市东安街的体彩销售现场，那里人头攒动，正在进行一场“即开式彩票”的抽奖活动。
彩票主办方一辆崭新的宝马轿车摆在主席台上，吸引了无数老百姓前来购彩。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刮开后的图案如果与中奖图案一致，就可当场开走这辆宝马轿车。
刘亮也买了10块钱的彩票，其中一张出现了“草花K”的图案。这意味着刘亮有机会上台进行第二轮抽奖，如果运气好，就能开走那辆宝马车，还能得到12万元现金。
刘亮的头晕晕的，一时都找不到上主席台上阶梯。当工作人员拿出四个信封让他挑选时，刘亮挑了一个写着“9”号的信封。在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人员的监督下，信封中被打开，里面赫然写着 “宝马”两个字。
特等奖出来了！
刘亮被工作人员戴上大红花，由一群女模特陪伴，在西安市“跨马游街”了三个小时，引得无数人驻足观看，为这场彩票销售做足了宣传。
由于刘亮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所以他必须回家去取身份证，第二天再来领奖。
那一晚，刘亮根本没有睡，他太兴奋了。一辆宝马车加12万现金，在当时是刘亮想也不敢想的一大笔巨款啊！
但是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反转。此次体彩发售的承包商杨永明拒绝承认刘亮中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让刘亮无法接受，于是做出了爬上高杆，扬言自杀的举动。
这件事的影响很大，连央视等也来到西安进行调查。
事情很快被查清了。杨永明供认，在彩票销售中，他做了手脚，上台二次摸奖的彩民里，就有他的“托”。只有这个“托”，才能抽到宝马车。刘亮之所以能抽中，是因为杨永明拿错了信封，才让刘亮幸运地抽到了宝马车。
事后，涉嫌诈骗体彩发行商杨永明及同伙孙承贵、岳斌、王长利、刘晓莉相继落网，这起轰动全国的“彩票造假案”真相大白。
为什么群众中会出现狂热购买现象，这种狂热情绪是如何蔓延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所做的行为，取决于他对自己预期获得收益的判断。从成本和收益的大小比较来看，因为中奖后的收益，与两元钱的成本比较起来确实相当诱人，所以这么多人这才趋之若鹜。
对于购买彩票的个人来说，在购买百，他是处于一种集体行动中，无法像在独立行动时那样冷静地作出决定，他的行动会有出现某种突生的属性，就像两种化学元素一经接触就会产生新物质一样。
看到人都买，而且有人中奖，就会想着自己也能中奖，幻想那个幸运儿就是自己。因此，只要其他人继续其购买行为，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冷静下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次，摸奖现场那种热烈的情绪是很容易相互感染的，这在心理学上叫“情感共振”。现场广播中不时传来来自什么地方的谁中了什么大奖，对中了特等奖的专门邀请到台上讲话。
现场的参与者在看到中大奖的人的同时，忽视成千上万的未中奖者，从而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上帝的宠儿。再者，现场摸奖大大缩短了买票和对奖之间的时间间隔，给人们重复买票提供了机会。
可事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一些所谓的中奖者，根本就是商家所雇的托，他们制造一直都有人获奖的假象，从而促进更多人狂热的购买。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增加活动的真实性，商家甚至还会请一些名人到现场，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购买者。
这种街头彩票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大奖的出现与否，何时出现，完全掌握在主办方手中。有些抽奖，假如参与抽奖的人多，销量理想，也许会放出大奖；如果销售不理想，也许大奖永远也摸不出来，即使摸出来，也是主办方的'自己人'。
在财富面前，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很多抽奖过后，留下的只是一地的废奖券，和许多杀红了眼的群众的空空如也的口袋。
90年代的这种街头抽奖活动的盛行，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到了法制健全的今天，那些人头攒动的抢购彩票的盛况，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姚纳斯：《对现场摸奖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李加奎：《从“西安宝马案”看体育彩票的法律思考》
高秀东：《糟塌了，有奖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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