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雍正年间(1723-1735)所铸制钱按顺治四式满文钱造。面文'雍正通宝'楷书直读,钱背面满文,有泉、源、浙、武、福河、昌、云、苏、南、广、『陕、合、黑黔、济，安、晋、桂、川、现共20局铸钱。
雍正钱形制规整而精美,规格统一,在历代清钱中居少而精的地位,可见雍正钱法严谨。小平钱直径26毫米,厚1.2毫米,传世珍品为一种贵州宝黔局大样钱,形制类折二,甚罕见。雍正朝控制极严,民间仿制极少。在雍正执政初年有民间铸钱,形小,铜、铅质,铸钱者均被处极刑,遂绝！
雍正通宝,是继清顺治、康熙后的第三代清钱币,也是不论与前相比还是与后相比,相对数量最少、版式最简的一种制钱,但是由于其规范、精整,个别局铸的雍正通宝一般直径竟在28毫米左右,开小平钱币之巨的先河,文字也空前的工整和统一。
雍正通宝面文楷书,直读,背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满文纪局,有泉、源、浙、武、河昌、云、苏、南、安、黔、现、济、晋、台、川等。雍正钱按顺治四式造,形工整,规格统,一般径在2.6~2.8厘米之间,重3.6~4.5克。存世尚有宝黑今折二大钱,径3.1厘米,合背钱亦稀少。
雍正通宝因诸多优点一直为钱币收藏爱好者所珍爱,按钱局和版式分类进行收与研究,有关雍正通宝的许多精彩的文章不亚于对其他任何种清钱或古钱币的论述。
雍正通宝沿康照四十ー年(1702)制,钱重钱四分,力求精美标准,大小分二类,大钱与'康照通宝'大钱相仿,小钱直径2.4厘米。省一局的政策最终得以实现后,私铸情况也随之有所减少。后来西北战事扩大,西南边境也发生叛乱,战事频起,雍正十一年(1733),再次实行铜钱减重,変为每文钱二分,而后清朝百余年制钱重量要求没有变化。
雍正通宝单以其小平制钱而言,始铸于雍正元年(1723),由于雍正在位仅13年,不仅比康熙在位61年时间上差很多,比起顺治在位的18年也不及,而且顺治作为清朝开国皇帝,其铸钱受社会变化的影响,不断变换面孔,形成了多种格局的钱币,而雍正通宝作为盛世之后的钱币自然无须多虑,也就省去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对于收藏家来说却是不幸。
顺治、康限时期,铜价贵,铸钱成本超过了钱币本身的价值,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还是增减铜钱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上扬,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业处于两难抉择之中,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雍正五年(1727)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同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ー,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六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
嘉庆、道光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
'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西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1741)实行铜、铅对半配铸。
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致。'黑今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试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西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文,最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六铅四改为铜五铅五西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
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
雍正皇帝即位后,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
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钱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钱四分,康限二十三年因销弊多,改重一钱,同因私铸竟起,于四十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意重。'而销毀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睬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钱文铸重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雍正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毀者无利,私铸者亦难。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分成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照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滇铜替代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抗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间题得以解决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
雍正帝认为:
'制钱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
'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贝则钱价究不能平。'
雍正皇帝发出上谕:'同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得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日渐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1736)才被解除。
雍正皇帝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叩数、数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规范了铸币制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铸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铸息率为22%。
关于雍正年间的铸钱局有多种说法:一说计有15个,为宝泉、宝源、宝浙、宝苏、宝河、宝黔、宝安、宝云、宝晋、宝武、宝昌、宝济、宝南、宝川,宝巩。
说雍正年间有20个铸钱局,背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纪局满文,计20字(除户工二部,其余均为省局名,州、府局已废),分另是泉、源、巩、河、苏、广、昌、浙、陕、桂福、云、南、合,后又设式、黔、川、晋、济、安说当时全国共有20多个钱局,都是展日时局,雍正规定一省只设一个钱局,于雍正四年(1726)改山西局为宝晋局,山东局为宝済局台湾省局为宝台局等。
雍正九年(1731)在江南增设了江守宝安局,在西南分别设立了四川宝川局、贵州宝黔局、湖北宝武局等,又停撤了临、清、宣府、葡州、大同等局其实,雍正年间到底有多少铸钱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部分钱局一度停铸,造成了各局铸钱数量上的失衡,这种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当时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却给予后来的收藏者许多诱惑和乐趣。
按照雍正通宝的存世情况,藏界将雍正通宝的收藏难点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宝南、宝川二局钱。虽然宝南、宝川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应当均属于雍正钱中的使使者,尤其美品更为少见。
第二类是宝武、宝昌、宝济局钱。此三局钱币品相上乘者较前两品为多,但其数量相对其他较少,在钱币网上,此三品的发帖数量竟然比南局、川局还少,一旦有便被迅速认购。
第三类是宝晋、宝河、宝安、宝黑黔、宝巩和宝苏局钱然许多书上对于这些泉品的标价不高可是近年来其中的美品却也已经高出标价许多市场就是如此,不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所限制和约束,近年来美品的标价逐渐抬头就是明证,第四类是宝泉、宝源、宝云局钱。
雍正钱而里数量最多的是宝泉、宝源、宝云局钱。近年来由于古钱币的收藏热潮渐高,似平发现的宝浙也多起来了。上述市场价均是两年前的价格,如今,市场行情已经普遍上涨了一到五倍。在钱币网上,二档的'武、昌、济'最少见诸网页,有了品美者便迅速被收藏者'确认',一般是过不得夜的。这就是说,雍正通宝还存在着较大的升值空间。
雍正通宝真正为现代钱币爱好者所重视,市场价格飞速禁升是告别20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正是清廷戏的走红时期,无论是顺治熙,还是乾隆、成丰,一律被搬上了银幕,有鼻子有眼儿地演义起来,于是商家看准时机投其所好地推出了'清钱币系列'礼品,将无数的清浅分门别类按照年号排列起来,形成'清十帝钱币'精装册,实实在在地发了一笔财。
只是苦于缺少当年发行数量本来就少的雍正通宝,往往在凑十帝时单单缺少雍正通宝,商家也只能加价狂收,一来二去,雍正通宝价格自然大幅度提高了。那些购买雍正通宝以图凑套的商人未必完全懂得钱局之别,然而在批量收购的雍正钱中肯定也掺杂了少数较好局、较美品的制钱,可惜均以其面文奏'十帝钱'去了
究竟耗费了多少雍正通宝不得而知,但古钱币市场上雍正通宝价格一味地高便是明证,对于相对而言数量巨大的康限、乾隆、光绪钱等如此分流绝对构不成任何威胁,但是雍正钱因此伤了元气,幸亏注意雍正钱的人不多,其价格的涨也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是清钱收藏的上选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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