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记录的第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哥哥郑庄公，另一方是弟弟共叔段。战争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在双方翻脸之前，郑庄公给共叔段发出了三次警告，而共叔段一次也没有理会。
郑庄公和共叔段是亲兄弟，郑武公和武姜所生。郑庄公出生时因为难产惊吓到了母亲武姜，所以从小就被嫌弃，而弟弟共叔段则倍受母亲溺爱，为此武姜多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太子，但都遭到拒绝。
郑武公去世后，郑庄公即位，武姜又请求将制邑（虎牢关）做为共叔段的封地。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所以郑庄公没有答应，但也表示其他地方可以随便挑，最后共叔段选择了京邑。
幸亏郑武公不是禁不起耳边风的昏聩君主，否则来个废长立幼，遭到母亲嫌弃的郑庄公的处境就会很危险。郑庄公即位后没有因为争立太子一事而责罚共叔段，反而为他提供了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环境，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位忠厚仁慈的兄长。
共叔段到了封地京邑后，大搞违章建筑，城市规模远远超出了先王法度，被人称作京城大叔。大夫祭仲向郑庄公进谏，对待僭越的隐患要斩草除根，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坏事儿干多了一定会栽跟头。这是郑庄公发出的第一次警告。
不久之后，共叔段开始插手西部、北部边境治理，令其听从自己的指挥。这次是大夫公子吕向郑庄公进谏，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郑庄公说：“无庸，将自及。”
用不着动手，灾祸会自动上门找他。这是郑庄公发出的第二次警告。
接下来共叔段又侵占周边的公共土地，划归自己管辖。公子吕再次进谏，说不能再等了，如此纵容下去，共叔段的势力不断壮大，会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郑庄公依旧不为所动：“不义，不䁥，厚将崩。”
干坏事儿不会有凝聚力，乌合之众很快就会垮掉。这是郑庄公发出的第三次警告。
如果共叔段听取了任何一次警告，立即见好就收，那么郑庄公即便有心想除掉他，也找不到讨伐他的借口，面对共叔段已成事实的非法所得，郑庄公只能吃哑巴亏。但共叔段非但不领情，还自以为得意，最终利令智昏，走向了绝路。
共叔段集结兵马器械，阴谋偷袭都城新郑，与武姜约定日期，届时武姜派内应打开城门。郑庄公对他们的活动早有警觉，获悉暴乱日期后，觉得时机已到，说：“可矣。”派公子吕率军征讨京邑。京邑群众全部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邑，郑军也追到了鄢邑。公元前722年五月二十三日，共叔段出逃到了卫国的共邑。
上述一段故事，《春秋》只用了六个字进行记载，就是广为人知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作者高度评价了这个“克”字，说既讽刺了弟弟共叔段以下犯上目无尊长，也责备了郑庄公没有尽到教诲弟弟的责任，而兄弟争斗的残酷又仿佛两国交战。后人因之附会阐述“克”字的微言大义有多么多么的好，多么多么的深刻，但《春秋》自此之后记载的很多战事，不论是同一国家兄弟相残相杀，还是国家之间的恃强凌弱灭国绝祀，却再也没有用到这个“克”字。这个孤立的“克”字，其意义显然被《左传》作者有意抬高了。
仔细阅读这个故事就会发现，手足相残的责任完全在共叔段一方。争立太子，干扰政治秩序；无视制度，扩大城市规模；插手军务，扰乱边疆；强占公共资源，扩大私人领地。共叔段俨然为自己立起了在野领导人的人设。面对郑庄公的三番警告，依然不收敛、不收手，罔顾政治规矩，屡屡触碰红线，利令智昏之下，竟然试图举兵颠覆政府，郑庄公从国家稳定的大局出发，不得不舍弃亲情，毅然出手平叛。在国家大义面前，亲情友情不值一提，所以共叔段落得逃亡国外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
后人多指责郑庄公欲擒故纵、不教而诛的卑劣手段，却忽视了共叔段贪婪无度、践踏国法的无耻行径。那些身居高位却贪心不止的人，就是共叔段，就是国家的敌人。对待他们，就应该象对待敌国一样残酷无情，丝毫不能有怜悯之心。这才是《左传》作者有意抬高“克”字的真实目的。
（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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