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环境决定诗词语言——桃之夭夭PK哎呀妈呀

看到桃花盛开，脱口而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显然比“哎呀妈呀，桃花开了真漂亮”更有文艺范儿。

但是秀文艺也要分场合。李云龙端鬼子炮楼的时候，就只能高喊“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来”，如果这时候李云龙念两句诗，“那就满满的违和感”，与环境不和谐，即便是高呼“大炮开兮轰他娘(张宗昌诗)”，气势上也差了很多。

所以，语言没有雅俗好坏之分，切合当下时代环境的语言就是鲜活的语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特点。唐、宋、清是古典诗词发展曲线上的三个极值点，其他朝代难以匹敌。

唐朝国家强盛，万国来朝，民众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尤其是生活在盛唐的人们，尽管也有个人的喜怒哀乐，但是想象中应该都会长着一副没有被人欺负过也想不到要去欺负别人的脸。唐代诗人不论是引吭高歌还是浅吟低唱，都有一番从容洒脱在内，他们表现的是个人的体验，追求的是诗的情趣，所以唐诗是诗人诗。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刘禹锡“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韩翊“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都蕴藉含蓄之美。

宋朝重文轻武，国家经常受欺负，但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读书人的毛病就是干事儿前先要说出个道道儿，平白无故挨了一拳，还要先问明白“你为什么打我”，一副宁折不弯、“输牌不输路子”的架势。宋朝人的诗，里面大都藏着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们希望通过诗的形式表现人生哲理。宋诗追求义理为上，所以宋诗是学者诗。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就会显得肤浅。

清朝鞑虏入关，初期诗人作品怀念故朝却不敢明言，故而转向隐晦，处处透漏着一副小心翼翼“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欲言又止的小家子气；中期或者埋头古籍，或者歌功颂德，期间纵然有几个偶露峥嵘，词句也不免流于世俗；后期大清一直被洋人吊打，诗人们又不禁满目哀愁，无所适从。但是清诗的格律却是最严谨的，条条框框最多，文字狱高压之下，人们也只能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了。清朝人的诗，只有文字之美，而少天然的意境，所以清诗是文人诗。郑燮“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张之洞“我有倾天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丘逢甲“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修辞不吝夸张，诗的温厚之旨已经很少了。

所以诗的语言特点，是由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盛唐“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经过安史之乱的磨难，终于变为“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的悲壮。国势凋零，于无可奈何之下强作壮怀激烈，其结果就是从容之气渐渐消失，代之的是嘶喊之声渐浓渐烈，所谓“声逾高而韵逾少”。

当下随着国学的鼓吹，诗词势必又会迎来一个高潮期。前几年“梨花体”的狂欢，继而“老干体”的登堂入室，更甚至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走红，都是切合时代需求的鲜活的语言。至于这些语言能够保鲜到几时或者是否值得后人保鲜，当事者说的天花乱坠也没用，还是需要交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