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角度来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在中国是否能够立足，关键所在是能否真正控制中国北方。也可以这样说，能否稳固北方是中华民族能不能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北方失守，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改朝换代。
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形由西向东可以分为三个逐级降低的“阶梯”。而能不能稳固北方，其战略核心在于“第二阶梯”，具体而言就是山、陕两地。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陕西相当于是北方战场的神经中枢。山西则是位于陕西东部的“堡垒群”。在太行山以东位于“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乃至于华中、华南，则是这片“堡垒群”前面的“开阔地”。
如果拿一张山西省的地形图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上面这段话。山西省的地形南北长是680多公里，东西宽是380多公里，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大致看上去，山西的轮廓近似于一个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
黄河在第二个拐弯处由北向南将山、陕两省分开。接着抵达山西省最南端之后，黄河开始转向由西向东的流向，又将山西省和河南省分开，再往南，王屋山构成了山西东南部的地理屏障。而整个山西的东面则由太行山脉屏护——两座山、一条河，在地理上为山西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带。
由山西出入中原的战略通道只有两条，一沿大同盆地一路向北走，由河北省或内蒙古出山西。另一个比较便捷的路线就是由太原向东，走井陉关，直达河北石家庄。除了这两条通道之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处于山峦和河流的包围之下。
在并不宽阔的山西大地上，由西向东分布着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以及南部的中条山。这些山脉把山西隔绝成了零零碎碎的几块盆地，大一点的盆地包括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临汾盆地，以及最南端的运城盆地。从地形图来看，这些盆地基本都是沿着南北方向的河流（汾河、新河、涑水河、三川河）形成的狭长河谷地带。山西的人口密集区基本上都集中于这几块盆地，因此彼此之间便显得相对独立。这样一来，如果不是长期在此经营的外部势力，即便打进来了，也难以真正实现有效控制（关中盆地则恰恰相反，一旦函谷关失守，则后面再无险可守）。
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形，在春秋时代造就了最后一个超级大诸侯国——晋。而同样是由于其地形各个谷底彼此相对独立的特质，导致了在春秋末期最终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而在民国时代，阎锡山可以关起门来做“山西王”，很大程度上同样是得益于这里“表里山河”式的特质。
另一方面，山西的这种地形又决定了这里的农业基础并不是很好，这就造就了此处发达的商业。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国都大梁就已经是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至明清时代，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晋商文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马上就把目光投向了山西。山西的战略价值一目了然，日本人肯定不愿意让自己一直待在这样一个天然堡垒前面的“开阔地”上。当时日本的目标，一是山西，二是在山西全境被占领之后继续向西占领西安。假如当时这一步战略目标达到，下一步日本就可以经宝鸡、陈仓南下进入四川盆地，届时居于重庆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必然将面临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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