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创新驱动发展的路数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系统）走向创新生态，创新生态建设、创新生态赋能逐步成为业内及社会各界发展的共识。但如何理解创新生态？既不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不能单纯给予热带雨林式的形象描述，而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建设可迁移、有规律有路数的。简而言之，创新生态是“政、产、学、研、金、介、用”多类创新主体围绕创新能力提升与新兴产业组织而构建起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增量经济是内生自生的、自组织自成长的、闭环的循环的、自动发展自动修复的，具有产业跨界融合、企业竞合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合作等特点。整体而言，创新生态建设发育核心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资源适配，也就是科教资源、智力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要素、财税要素、政策资源的适配；二是子生态发育，也就是研发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数字生态、服务生态、金融生态的建设发育；三是若干平台搭建，从2.0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产业中试基地、创业投资等，到3.0的产业互联网、科技创业社区、大科学装置及数字基建等；四是遵循规律，能够在价值规律、创新规律、市场规律、组织规律、治理规律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区域需要充分把握创新生态建设发育逻辑，找准工作抓手，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轻盈地腾飞。
1.热带雨林成为新经济地理圭臬
作为全球新经济策源地，硅谷具有最负盛名的“创新生态”，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热带雨林”。也正是在这种雨林创新法则下，硅谷发展成为全球的创新尖峰，成为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学习的榜样。整体而言，创新生态本质上是从传统经济地理走向新经济地理的产物，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无论科教智力资源是富集还是薄弱、产业发展层级是高端还是初级，创新生态对新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硅谷是全球最早的创新雨林，而对于硅谷模式也有着不同的解读。亨利·罗文认为“硅谷的优势在于此地怡人的阳光和气候”。《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总结出硅谷模式的十个特点，分别是良好的游戏规则、知识密集、流动的高质量劳动力、注重实效的知识精英、奖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氛围、开放的商业环境、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界的互动、企业政府与非营利机构间的合作、高质量的生活、专业化的基础服务。《构建高技术集群》归纳了硅谷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模式，分别是科学家学习成为管理者、从商业角度出发从事科研并在企业内部完善科技管理；辨别创造并且抓住机遇、从大公司中衍生公司，新公司专注于参与竞争的领域、呼应时代的幸运。《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提出对硅谷模式的新看法，包括硅谷模式的灵魂是创业、一流的斯坦福大学与一流的科技园相辅相成、天使投资无处不在、崇尚的是系列创业家、创业者追求的是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由于众多移民企业家而产生巨大的辐射和影响，最终形成一个从创业到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雨林模式，在雨林模式下我们眼前浮现的是茂密的丛林，充足的阳光、空气和水分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在雨林中一棵像野草的植株极有可能是整个生态环境中最有价值的新植物，今天的“野草”可能就是明天的“参天大树”，千万不要把那些特立独行的创新想法扼杀在摇篮中。“热带雨林”理念成为很多地区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标榜，尤其是在营造地区创新生态中成为重要的发展共识。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0》在全球范围内研究遴选出30个城市（都市圈）作为评估对象，测算结果显示综合排名前十的城市（都市圈）依次为：旧金山-圣何塞、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牛顿、东京、北京、伦敦、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堂山-达勒姆-洛丽。这些城市（都市圈）拥有三个共性特征：一是科教智力资源高度集聚，往往是有了著名高校院所的源头与池子，就有顶级的人才与拔尖的人才，就能更好地从事知识创造；二是率先以创新驱动走向新经济，以创业创新为灵魂，不仅涌现出一批创新企业，还产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具有质优的创新生态，以科技金融为杠杆、以数字基建为底盘、以全球配置资源为途径、以创新文化为底蕴。在其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有如下作用机制：一是一流大学与一流城市有机结合；二是高度重视高新科技产业培育发展；三是一流工作居住环境吸引一流人才；四是头部企业扎堆是产业高地的核心；五是科技金融是创新生态的核心组件；六是都有自成体系的区域创业创新文化。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除了日本、中国、英国三个国家的首都，其他都是美国的城市（都市圈），其中旧金山-圣何塞、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三个在美国西部，数量少于东海岸但影响大于东海岸；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牛顿、巴尔的摩-华盛顿、教堂山-达勒姆-洛丽四个在美国东部。某种意义上，美国东海岸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如今美国东部很多城市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上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升级版、迭代版。即坚持了“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商业研究-转移转化-产业化”的正向的链式创新，更多的体现为研发创新带动新兴产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而美国西海岸主要在20世纪迅猛发展，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物，如今美国西部城市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延续。即以高端产业带动高端研发创新、创业带动创新为基本逻辑，形成了从产业需求、市场需求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将基础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创业创新高度垂直一体化的创新。从东西海岸科创中心的对比可见，创新生态建设不仅能赋能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上的地区，更能带动一些产业资源、科教智力资源薄弱地区加快成为创新尖峰，在新经济地理上异军突起。
在传统经济地理学上，哪里有钢铁、煤矿、港口、铁路等资源、区位优势，生产力布局、产业布局、产能布局就在哪里，而生产力布局、产业布局、产能布局在哪里，人才、资本、技术、要素、市场、服务等就流向哪里。这其中，一个国家或地方发展的核心，是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被归纳为生产函数——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投入多少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企业家才能，就能有多少的产出，于是便出现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要素跟着投资走、技术跟着产业走、人才跟着市场走。
在新经济地理条件下，哪里的创新生态质优，人才就会流向哪里，而人才流向哪里，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产能、产业就流向哪里。这其中，有多大的发展不均衡、不协调以及有多大差距，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而地区发展更重要的不在于天赋的资源禀赋、他赋的外生变量，而来自于自赋的人择优势。在创新生态之中，不再是“投入-产出”的函数关系，而是场景需求、智能技术、数字要素、平台服务、流量能量如何优化配置、同频共振、引爆奇点，进入“输入-输出”的生态演化；其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技术、资本、知识、资源等等，都跟着人走。
2.创新生态是经济发展的永动机
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系统）到创新生态，人们对创新的发展范式纵向深化。这其中，“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生态赋能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在创新生态赋能条件下，创新生态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永动机”。
本质上说，创新是一个技术经济学概念，是以商业为目的、产业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再造，不仅包括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产业业态创新、产业组织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思想文化创新，还包括跟随创新、集成创新、颠覆创新、引领创新等，亦包括串联创新、并联创新、矩阵创新、系统创新。在推进创新发展方面，最早主张建立完善从国家到地方的“创新体系”，基本上以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条件平台、科技园区载体为主；后来主张建立完善“创新网络”或“创新系统”，将创新从串联创新、并联创新与系统创新有机结合；再后来便是将“创新生态”作为共识，实现自组织自成长。之所以从讲求“创新体系”、到注重“创新网络”“创新系统”、再到倡导“创新生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体系”侧重平台载体，主要是让创新能有所依托；“创新网络”侧重组织方式，让创新成为集体行动；只有“创新生态”侧重生态环境，让创新成为无所不在的空气。
“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这个“平台”，基本上都是科技服务业；这个“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这个“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形成生态赋能的结构，核心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所谓“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业的“台子”；所谓“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产生新的动能；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模式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总而言之，“生态赋能”就是用资源要素的“池子”以及创新服务的“台子”，让更多创新创业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创业、企业、产业意义上的“果子”，产生带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柱子”。
如果说“创新”是一个发展主题，“生态”既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动词，那么“创新生态”则是一种发展范式。这种发展范式具有产业跨界融合、企业竞合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合作等特点，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增量经济是内生自生的、自组织自成长的、闭环的循环的、自动发展自动修复的，构成了经济产业发展的“永动机”。在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核心解决四个问题：一个是资源适配，也就是科教资源、智力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要素、财政要素、政策资源的适配；一个是子生态发育，也就是研发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数字生态、服务生态、金融生态的建设发育；一个是若干平台搭建，从2.0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加速器、专业园、创业投资等，到3.0的产业互联网、科技创业社区、大科学装置等及数字基建等等；四是遵循规律，能够在价值规律、创新规律、市场规律、组织规律、治理规律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今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大家都在寻求从“推拉并举”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向“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系统转换。过去的发展都讲选手、推手和拉手，这其中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拉手——作为内需的消费和作为外需的出口，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推手——政府的投资与政府引导的社会投资，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选手——推拉并举的“四驾马车”中实现抓机会、赚钱以及扩大再生产的闭环。伴随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加快向新经济方向发展，以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发展态势并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与自生性、自组织与自成长、闭环与循环，于是以“生态赋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范式应运而生，不再是“选手、推手和拉手”，而是“搭建平台、开放赛道、产生赛手”。政府需要去搭建平台、去做局，市场需更加放开、充满无数可能的成功渠道，而企业需要从以往被动性的选手成为主动性的赛手。这其中，让科教资源、智力资源、产业资源、创新资源、政府资源优化配置和适配，让“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多类创新主体实现自组织自成长的创新生态则成为重要的着力点、着重点。
3.创新生态最大价值是爆发增长
伴随工业经济走向创新经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基于物理空间的创新、走向基于虚拟空间的创新。在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过程中，人类生产生活进入将物理空间、物理硬件与虚拟空间、数智科技有机结合的数字空间。正是由于发展空间从一维世界、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世界，传统生产函数限制了想象力，创新发展进入自组织自成长的新阶段。正是在海量创新试错过程中产生了奇点爆发，进而为爆发增长形成了可能。
在工业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在物理空间之上，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基于土地的一、二、三级开发建设运营。在信息时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走向了虚拟空间之中，利用信息技术与平台企业链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到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尤其是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能够从针对存量的“鳌头”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到工具的程序替代，从封闭的以产定销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如今伴随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走向数智社会，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紧密结合，呈现出以数字化为基本形态、以智能化为显著特征的高维阶段。对于很多国家或地区而言，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逐步从基于土地的一、二、三级开发建设运营，走向以数据的一、二、三级开发建设运营，也便决定了从创新体系、创新网络系统走向具有数字特征的创新生态。某种意义上，脱离数字化的创新生态仍然还处于一维的创新体系发展阶段，或者具有一定信息化基础的二维创新网络（系统）发育阶段。
经济学上讲的“生产函数”，往往指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一定技术条件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但在处理实际的经济问题时，生产函数不仅是表示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对应，更是一种生产技术的制约。在生产函数的逻辑下，这个投入主要是不同的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类型。这个“劳动”，往往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这个“土地”，不仅指土地本身，还包括地上和地下的一切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泊、海洋和矿藏等；这个“资本”，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如厂房、机器、原材料等）或货币形态（货币资本）；这个“企业家才能”，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才能。无论对于工业经济发展，还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一个经济体、经营实体的增长与发展，都与这个生产函数有莫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在一定技术水平与技术构成条件下，加大相应生产要素的投入，就会出现特定的产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都是这个传统惯性思维的产物。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新的生产函数何在？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尤其是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函数不仅仅关注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而是在一定技术构成、制度结构与组织方式基础上，如何“多快好省”地产生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效益；新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不再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而是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新经济意义上的组织方式不再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资本化等等，而是在场景拉动、智能引领、数字驱动、平台带动、生态赋能、流量聚合。
就新生产要素而言，一个是场景，其本质是需求再造与需要挖潜，主要是通过数据、内容、服务、工具、体验的有机结合开辟新的市场空间、消费空间、应用空间或想象空间等；一个是智能，其本质是把不同的技术串联在一起更好地替代人工、满足人的需要，主要是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以及其他新技术、先进制造相结合；一个是数字，其本质是信息化的升级版，主要是加快将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商品流等转化为数字流及其价值流；一个是平台，其本质是从做事到做庄，具体而言是在上下游、买卖方、供需方之间从第二方走向第三方、第四方；一个是生态，其本质是开放创新、共生共荣、共同成长的环境，既包括产业价值网上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产业生态，也包括“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创新生态；一个是流量，其本质是新的动能，既可以表现为创业，也可以是企业，既可以是人口，也可以是用户等。
相对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机械化的组合或结合，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更具动态感、活力感以及无限的想象力及爆发力。当前，只要还在遵循传统生产函数的国家或地区，难以产生新兴产业、全新业态以及商业模式、新的市场；只有促进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
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需要围绕开放、多元、活力、共赢的生态环境，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生产要素及组织方式，探索全新产业组织方式，在海量创新试错中产生奇点爆发。一是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这种场景创新从市场需求反向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就是围绕市场需求、市场应用、市场交易、终端服务、消费体验等，从正向配置资源的链式创新到反向配置资源的逆向创新，从支持行业供给到支持市场需求，进而产生全新的业态，是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突破口。相比土地、政策、资金等传统产业促进方式，场景能够提供需求、打磨产品，提供数据、改进算法，提供市场、迭代商业模式，而主动营造各类产业发展的场景成为催生产业爆发的新逻辑。
二是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伴随人工智能等智能科技的突破、应用与发展，不仅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以及其他新技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技术构成与技术架构，还能与先进制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经营业态，最终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形成以物理设备、电脑网络、人脑智慧为基本框架，以智能政府、智能经济、智能社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形态。
三是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最具有价值的行业一定是能够将人流、物流、信息流、商品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最终转化为价值流的行业。在促进数字驱动面前，核心是从传统的供应链到生态圈与价值网，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以及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最终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的全新生产组织方式，加快产业跨界融合，探索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
四是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伴随市场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以及产业组织创新，先后出现了企业与市场、市场与集群、集群与平台、平台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乃至相互替代，不断优化生产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在平台经济与企业平台化条件下，不仅打破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还成为产业创新生态的建设者、组织者与维护者，最终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
五是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主要是在产业跨界融合、企业竞合发展、资源要素聚合、空间服务耦合、开放协同创新的条件下，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能够把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流向产业、实业、企业、创业，并通过创业创新、转移转化及产业化等方式，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并形成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
六是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不仅是通过创业、创业、再创业，通过创新、创新、再创新，把高端创新创业人才、原创思想、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还通过外贸企业、跨国公司、平台企业、国际产业园区等，通过跨区域创业、跨国经营、跨国技术并购、跨国技术转移、跨境贸易等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提升跨行政系统资源配置能力。
4.资源适配是创新生态发育核心
整体而言，创新能力的提升取决于资源适配结构与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资源包括科教资源、智力资源、创新资源、产业资源、财政要素、政策资源，也便出现了不同的科教型城市、制造业城市、资源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文旅型城市等，不同的城市需要扬长避短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同创新资源的适配。
科教资源就是科技资源与教育资源叠加，能够共同支撑科学研究并能够教书育人的总和。最典型的载体是高校、科研院所及其科研教学平台载体，如国家实验室、重点工程实验室、研究中心等；亦包括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产业企业的研发机构等；还包括设计单位、行业协会、学会等创新枢纽组织及其业内资源。如前所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或者创新中心，都是以科教资源高度密集为基础的。在以往惯性体制下，科教资源充足的地方，智力资源亦充足，但市场化发育水平低、体制机制障碍多，以至于创新资源积累不充分或释放不足。在创新生态建设发育过程中，对于科教资源的布局往往是成建制、成体系、成系统的，在整个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要素供给中具有基础性、源头性、衍生性等特征。
以往科教资源投入机制往往以国家为主体，如今需要将国家投入、地方投入、企业投入、社会投入有机结合，从源头上保证科教资源的开放性、应用性。国家投入面向基础研究与基本保障等，地方投入面向产业培育与资源承载等，企业投入面向应用研究与市场需求等，社会投入面向公共服务与公益服务等。如今伴随东南沿海主要省份或城市成建制地引进高校院所，科教版图重构将带动创新版图重构，进而带动产业版图重构。
创新驱动的核心是对人的价值驱动，智力资源是最活的发展灵魂。之前人甚至作为“劳动力”是一种要素，而且人和要素跟着资本走，如今所有的资本、技术、要素都跟着人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将人才工作更好地和创业城市、创新城市、产业高地、开放城市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吸引集聚大量顶尖级、领军型、创业创新型、专业技术性、实用技能型人才，引导创业创新型、专业技术型、实用技能人才创业创新、投资兴业。
在强化智力资源建设发育过程中，起步是通过改革开放充满大量的淘金机会、多样的成功渠道、富集的资源要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旦发展起来了、产业高端化了、财力具备了，进一步推进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机制环境、创新生态的协同发展，建立全新的“选、引、留、用”机制，以人才战略带动人口战略，营造更加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文化。这其中，高校重点集聚科教、科研人才；院所重点集聚产业技术人才；企业重点培养和集聚经营管理、创业创新、工程技术人才；机构或协会重点培育专业技术、实用技能人才；党委政府加强人才、人事、人社工作。
一般意义上，创新资源主要是指能够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资源要素，主要包括专利技术、风险资本、经验知识等。我们常说“创业是最大的创新”，而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强三个专门化、三个循环、三个创新。“三个专门化”即实现创业者的专门化（经验知识）、风险投资的专门化、职业经理人的专门化；“三个循环”即在区域层面实现经验知识、资金、信息的循环；“三个创新”即思想观念、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创新。其中，“三个专门化”是创业式创新的组织保障，“三个循环”是创业式创新的聚合过程，“三个创新”是创业式创新赖以取得成功的关键。比如，在硅谷有很多系列创业家。这些创业者一般不随着企业做大上市而跟着成为公司的CEO。要想让企业发展得更快，创业者必须在完成创业后主动退出，这样创业者和大企业的职业经理在职能上就分开了。而这种基于“三个专门化”展开“三个循环”、“三个创新”的发展机制则逐步成为新经济深化发展的趋势，最终回答人才、资本、技术如何在创新源头、要素市场、产业企业之间形成高效对接及自由流动。
“产业资源”，顾名思义，是支撑和满足生产、释放产能、加速产业化的系列资源要素综合。最基础的是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淡水资源、生产原料、海洋资源等等；最基本的是企业资源，如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数据资源、财务资源、金融资源等；还有发展资源，如无形资产、业界资源等。我们常说的“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投资优势、创新优势”，更多的说的是自然资源；很多时候难以实现，恰恰是因为这些自然资源并没有与企业资源、发展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形成生产力、释放产能、加速产业化过程中，往往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多寡，而在于企业资源与发展资源能否形成合力。往往是很多自然资源富集地区陷入“成也资源，败也资源”的资源魔咒、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对于很多地区的发展而言，核心是掌控资源在本地实现高附加值——突出创业人才、科技金融、产业技术等创新资源的创业创新动力，发挥总部企业、平台企业、要素机构等产业资源的产业整合能力，促进科教资源、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生成。
财政资源主要依托中央财力或地方财力形成。一般而言，财政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拉动经济增长，转变财政资金扶持方式、促进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与杠杆作用；二是促进结构调整，财政资本流向哪里与增长来自哪里往往是正相关，反之则反之；三是积极培育市场，加快产业培育力度，落实企业税费优惠政策，推进企业减负增效；四是加快培育创业，加大创新创业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在分税制条件下，目前很多地方财力主要是依赖于土地财政，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加速向金融财政转变。政府在“科产城港金”的发展结构下，进一步优化土地收入及房地产衍生收入、生产性水源与消费性水源、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实体经济税收与虚拟经济税收的结构与配比，为加快营造质优创新生态创造良好的条件。
“资源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指导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活动的策略。纵观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无论是产业企业的制度/政策需求，抑或政府的制度/政策供给，都拖离不了三个层面：一是针对微观基础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主要是立足产权制度等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土地以及其他资源的配置；二是围绕市场机制如何创新产业组织方式，主要解决市场失灵和培育市场，面向产业体系、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产业准入、市场培育等方面；三是面向宏观治理如何优化生态环境建设，核心是以相应的政治法律财税等制度安排，让真正创造财富的群体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获得优先超额回报。在制度产品需求与制度产品供给的互动发展下，建立覆盖技术创新全链条及关键节点的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安排。如通过产权改革、期权等股权激励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加强商事制度改革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培育、市场准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优化投融资及科技金融体系，促进重大成果产业化落地及产业融合等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综合采用税费减免、项目支持、各类补贴、政府采购以及示范工程等培育市场，促进中介机构发展等等。
5.让创新生态更加看得见摸得着
相对于传统营商环境，创新生态更富有内涵和生动性。但创新生态并非看不见摸不着，恰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包括研发生态、创业生态、产业生态、数字生态、服务生态、金融生态等。这其中，研发生态优化技术源头供给、创业生态海量试错衍生动能、产业生态赋能加持财富创造、数字生态孪生创新价值增值、服务生态加速创新资源循环、金融生态撬动价值财富分配，共同构成了生动的创新生态。
从技术生命周期来看，研发生态就是在前端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与中端的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之中，围绕科技的“成”与“果”、“转”与“化”，政产学研金介用等各类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总和。整体而言，研发生态核心是高校院所研发主体与企业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从中美研发生态协作关系比较来看，美国的高校院所重点承担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而美国的企业已经实现从后端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向中端的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工艺开发以及前端的共性技术位移，二者形成了良性的组织分工协作；我国高校院所整体上以有限的基础研究为主，部分具有共性技术研究、商业应用研究的能力；而我国企业整体上以规模生产为主，并从后端往商品开发与工艺开发位移。此外，政府与相关研发创新主体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共性技术研究与中试加速环节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着力点。
从整个技术生命周期来看，研发生态建设具有如下取向：对于前端的问题，核心是科研导向和人才评价的问题，需要打破唯论文、唯专利、唯“成果”，建立以商业检验价值为导向的立项机制、评价机制和验收机制；对于中端的问题，核心是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制度安排与体制机制，美国拜杜法案的经验已经非常成熟和成功，值得我们推广应用；对于后端的问题，主要是提高产业组织实施能力——系统性降低创业及产业化风险，优化企业创业治理结构——让合适的队伍推进创业及产业化。
图：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从企业生命周期来看，创业生态就是从商业计划书到创办企业、从初创期到跨过死亡谷、从成长阶段走向高成长阶段、再从成熟期走向二次创业过程中，围绕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创业投资、产业导入以及创业政策等投入的不确定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的确定性，在创业者（创业团队）、投资者（机构）、创业服务机构、产业企业以及政府机构之间产生的关系。这种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依赖的是技术试错、产品试错、创业试错、企业试错、产业试错、区域试错等等。从最早的“讲故事”及商业计划，到后来的技术路线及产品概念，再到商业模式及管理架构等等，每一步创业行动，无不接受投资者、消费者的市场检验，以及自我的、员工的矫正。而在检验过程中，如果方向正确就要在现有方向上不断调整和进一步完善；如果方向选择错误，轻则转换路线方针、重则立即关闭企业。正是由于大量企业同时试错，必然会产生大量失败案例，而只有少量创业企业能够存活并发展起来。然而当创业行为嵌入一种具有“传帮带”创业文化、生生不息创业精神的网络环境中，创业资源不再贫困、创业行为不再孤单、创业成本亦不再高昂。这其中，与生俱来的偏执特质，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自由自主的原创思想，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试错验金的创新文化，传帮接代的人脉网络，不拘一格的天使投资，赢家通吃的商业模式，是创业生态中的重要元素。
图：创业的本质是试错
整体而言，“产业生态”更多的是侧重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产业生态”演变而来。块状经济本质是规模经济，主要是围绕大企业产品配套而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或由于产品相似出现在某一区域的产业集聚，也就是产业空间集聚与专业空间集聚；产业集群本质是范围经济，主要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联结，呈现出产业高度集聚、价值链条完善、企业协同发展、服务体系完备、产城融合发展等特点；产业生态本质是网络经济，以链接一切、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生产、去中心化为代表，各次产业、各类企业、各类资源共生共荣、竞合发展、开放创新。
伴随产业模块化到产业生态化，认识产业生态需要从以往的产业价值链到产业价值网。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本质是产业价值链的分解分解再分解、融合融合再融合；但在产业生态化条件下，是产业价值网的融合融合再融合、跨界跨界再跨界。这种“产业生态化”不仅将以往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从串联创新到并联创新，还将以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最终实现要素设施共享、企业互联融通、开放协同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产业快速生成。这其中，产业价值运动从串联的分解、并联的融合到了各次产业之间的跨界，并不是以往的产业价值链没法继续分解、融合，而是爆发成长、裂变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却更多的是通过“穿透”价值链，进入了“产业价值网”。
数字生态就是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如何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嵌入到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之中实现价值转化与释放，衍生生产力和财富，进而产生全新的增长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治理方式。
加快数智技术跨界是发展动力，借助互联网插上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讯的翅膀，将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结合在一起，围绕前沿技术、高新技术领域交叉融合、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等未来领域，紧盯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形成一批具有领先优势的原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数智技术与先进制造、城市管理深度融合。
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基础，加速建设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将过去的智慧转化为智能，让数据从中自动发生作用，实现万物互联，核心是完善5G、下一代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数据资源平台、算法服务平台等大数据平台和综合治理平台，推动“城市大脑”等在交通、医疗、政务、安防、城管等领域示范应用。
加快数字生态孪生是重要着力点，打破以往注重政务、生活、财政、安防、交通、口岸、教育、医疗、房产、环保、养老等各细分领域的上下贯通的顶层设计，加快从打造条块工具转向构建生态协作与市场化、企业化、平台化、商业化运作机制，在若干领域培育出基于新场景的全新商业模式、生活方式、产业形态。
在创新生态的语境下，服务生态主要是科技服务生态。这种服务生态立足研究开发服务、技术转移服务、创业孵化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咨询服务、科技金融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综合科技服务等，充分发挥资源属性、产业属性、平台属性、生态属性，成为创新资源聚合器、战略发展增长点、高端创新辐射源、政产学研粘合剂。如今无论对于科教智力资源薄弱地区，还是对于科教智力资源密集地区，科技服务业往往能够“以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以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以自主创新壮大新兴产业，以科技合作实现全球配置”，使得诸多地区初步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开放合作”的开放创新发展之路。目前，我国科技服务生态建设，主要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溢出、大企业开放资源、服务机构专业化、新兴服务业态、行业联盟服务等，其发展的关键是不仅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具有市场自生能力，还作为一种服务体系来发展——解决市场失灵、承担政府培育市场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探索促进创业创新的新机制新模式，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开辟了新的视野。
每次大的产业革命，都发源于技术创新，成就于金融创新。在创新生态的语境下，金融生态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从交易平台到数字货币，是政策性、市场性、平台性资源与机构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金融生态不仅包括形成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科技金融体系，还包括覆盖从金融科技到数字货币的新技术新业态新规则，亦包括从交易平台到财富分配的关系。金融生态不仅让各类资本参与创新活动、分散科技创新的风险，分享科技创新收益；还让科技创新更快、更大的财富化，为资本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还通过数字货币、金融科技固化新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
对于科技金融而言，需要着眼技术与资本对接效率不高等问题，从不同环节及层面设计科技金融工具及金融服务产品，创新有关政策、手段及渠道，使得创业型企业、新兴产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使得创新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是科技金融政策的核心价值及切入点。在整个政策布局上优化顶层设计，不仅建立起覆盖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多功能、多层次、普惠型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还需建立起促进科技金融创新与服务的配套机制。
图：科技金融体系
6.打好重点创新平台建设组合拳
整体而言，各类创新服务平台是创新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也是各子生态建设发育的重要依托，本文重点列举了一些近年来很多地区重点搭建的平台载体，但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局限如此，譬如大科学装置、企业加速器等等。如下所列举的平台，分别是新型研发机构突出创新源头、大学科技园区搭建创新桥梁、天使投资平台点燃创业引擎、创业孵化社区衍生高端创业、产业中试基地突围创新瓶颈、产业互联平台优化产业组织、大型科学装置提高原创能力、政府引导基金助推做大做强、科技（学）城承载战略力量、政府平台公司赋能开发建设，粗略地形成了创新生态的雏形。
这其中，新型研发机构是具有新研发属性的技术源头与产业组织能力的创新服务平台。之所以成为“四不像”，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立足共性技术研发使前端与后端相贯通，不仅是前中后端的贯通，还是从后端往前延伸，做反向资源配置的逆向创新；二是立足研发跳出研发，将产业技术源头、创业企业源头、产业人才源头、科技服务源头等有机结合；三是既不是从科研到产业的中介，也不是单边的技术供给，而是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上成为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者；四是不仅仅是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还是大企业或平台型企业将成为承担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创新的重要依托力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学科技园不仅是国际上最早的新经济源头和新兴产业策源地，还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核心载体与服务平台，亦是高科技创业带动高水平创新的战略性功能平台，更是新时代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力量与创新生态中枢。我国大学科技园从1998年起步探索，到1999年规范发展，再到2010年以来徘徊有进，通过链接创新源头、强化创业源头、增强人才源头、孕育产业源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打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已成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平台。
天使投资是指超越世俗得失及回报、对早期项目展开的直接权益投资，具有依赖人脉网络、投资程序简约、专注早期项目、引而不控等特点，本质是“拿输光了都不在乎的钱赌一个伟大的梦想和未来”。在新经济发达区域，很多“天使”往往是成功创业者或大公司高管，他们具有深厚的业界人脉、行业背景和管理经验，不仅能为创业者（企业）提供外部资金支持，还能为其导入专业人员、关键资源等，给创业者（企业）带来全新的视野、业界关系、后续投资，更能够在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具体实施等方面提供高水平指导，从而大大降低创业试错成本，有效提高创业企业的成活率。在创新生态中，天使投资通过人脉链接将整个地区所积淀下来的技术、知识、经验迅速聚集并充分调动起来，完成了创新循环中最重要的环节，使得一两个点子、一两项技术加几个创业者最终演变为高技术大公司或上市企业。如今创新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天使投资作为原创思想、原创技术及全新商业模式的主要发掘者和育孵者，不仅是点燃创业之父，还是锻造原创之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业逐步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走向“新业态创业 开放式创新”、“变革式创业 颠覆式创新”；创业孵化从封闭的孵化器走向开放的众创空间、全链条的孵化生态；创业服务从单一的专业服务走向集成的平台服务、聚合的生态服务；创业管理从形态开发走向功能开发、生态开发；创业载体从粗糙的创业楼宇走向创业地产、创业社区；创业治理从简单的政策扶持走向制度创新、治理重置纵向深化。如今在形态各异、模式多样、层级不同的各类创业孵化机构、平台、载体中，我们重点把一些具有集群性、多样性、多元化、综合性的创业孵化集聚区拿出来，力求探索具有局部创新生态圈功能的新型创业孵化综合体——科技创业社区。这种“新型”或者“综合体”，核心是通过将“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的创新生态嵌入以“产业链上中小游大中小企业”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形成共生共荣、生生不息、自组织自成长的“永动机”。
中试基地即聚焦中间试验的专业基地，是依托科研院所、政府、企业等建设，集应用技术研发、新产品测试放大评价以及产业化工艺流程优化等服务于一体，并同时兼顾后端创新孵化等服务的新型创新实体。中试基地一般包括场地和设备两大基本硬件支撑。其中，场地主要有研发中心、中试平台线、生产厂房、孵化器平台等平台；设备主要有实验设备、试制生产设备、在线检测设备、短距离的接驳运输设备以及数据中心等。一方面，建设中试平台已成为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凭借需求牵引，中试平台通过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提供研发、转化所需的软、硬件设备与服务，可加快集聚人才、技术、资本以及科技服务等创新资源，逐步形成聚焦在某一细分领域的创新生态，创新生态将自发吸引更多研发资源、成果转化资源加速向平台集聚，逐步壮大平台创新实力，进而带动所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建设中试平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育成的重大催化剂与加速器。中试平台作为科研、开发、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科技实体，通过中试放大评价、工艺流程优化等，开发出稳定成熟的技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同时，通过中试环节预演大规模生产，可对新产品进行试销，获取科技成果经济效益指标，及时改良以提高市场接受程度。先进城市纷纷布局中试基地等开放型公共科研基础设施，加快新业态的培育与发展。
进入互联网下半场，数字化转型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成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能否实现的基石。如果说改变生活方式的是消费互联网，改变社交方式的是社群互联网，改变生产方式的是工业互联网；那么，在数智科技条件下，能够将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贯通并实现“交易平台+产业数字化”的则是产业互联网。更进一步而言，“产业互联网”就是面向生产者、消费者等用户，通过在社交、体验、消费、流通、交易、生产等各个环节的网络渗透，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敏捷供应、提高消费体验，最终将生产方式（技术构成+组织方式+管理模式+服务模式）与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社交模式+消费体验）全面贯通的产业形态。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已然来袭，大科学时代再度来临。大科学装置往往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对于具有条件的地区或城市，需要以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为支撑，发挥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等主力作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实现原始创新突破为主线，切实推动地区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壮大优势产业向谋划未来产业转变、由谋求自身发展向策源引领带动转变，构建面向未来的产业体系与产业创新生态，打造世界级原始创新战略高地。
广义的政府引导基金，旨在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向政府期望的企业、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通常以单一政府出资、上下级政府联合出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等形式设立，主要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运作，既包括母子基金形式，也参与直接投资。历经二十余年的增量培育与野蛮生长，逐步进入存量优化与增量延伸的新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进一步成为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引导基金围绕“创新基底—运作要素—生成价值”三循环，打造活跃的创新生态，构建良善的运作机制，实现累进的价值创造，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与价值链，赋能区域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综合竞争主动权。
近年来有财力、有源头、有人才、有产业的地方搞科学城，有产业、有财力但人才、源头不多的地方搞科技城，有产业、有财力、有源头但人才不足、层级不高的地方搞科教城。整体而言，科技（学/教）城是一种在科学技术革命和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以一系列高技术产业为前沿，以知识、技术、人才的高度集中和科研、教育、生产汇成一体为特点的区域性科研生产组织新形式。在新一轮科技城建设高潮中，需要从硬核科技、硬核产业再到硬核城市，从先声夺人、出手不凡到异军突起，从高风险、高投入、高杠杆到生产力和财富，最终以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科技、一流的产业、一流的城市重塑创新版图、产业版图和经济地理。
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下的特色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阶段性，对我国地方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开发平台公司就是地方政府借、用、管、还资金的载体。开发平台公司不仅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抓手，弥补了政府投融资职能的缺失，推动了地方城市开发建设、经济社会建设；还通过运作土地等资源，提升了区域空间价值，实现了土地资源向资本的原始积累；更是作为创新生态建设者，带动了科创园区运营、创新服务集成与新兴产业组织。
近年来社会各界加快从“推拉并举”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向“生态赋能”型的发展结构及其发展机制系统转换，更加强调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内生性与自生性、自组织与自成长、闭环与循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让创新生态赋能经济轻盈腾飞，核心是在价值规律、创新规律、市场规律、组织规律、治理规律之间找到平衡点，最终让企业价值规律决定微观基础、让创新发展规律决定创新能力、让市场经济规律决定市场机制、让产业组织规律决定产业生成、让公共治理规律决定政府作用。
作者：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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