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生年干支能表现出故事的真实背景年代
| 46回吴月娘卜龟时，卜龟婆说吴月娘：“若是大龙儿42岁，小龙儿30岁”，意思是说她看不准吴月娘的岁数。大户人家妇女的年岁往往看不出来，卜龟婆不知道她是42岁还是30岁是合理的。但是，这句话也可以表示她不知道真假两种生辰她该用哪一种。在真实背景年代中，如果用吴月娘的真生辰算，庚辰（1520年）生人到算命时的嘉靖28年（1549年），应该是30岁；如果用吴月娘的假生辰算，戊辰（1508年）生人到算命时（1549年），应该是42岁。卜龟婆的说法仍然成立。吴月娘自言30岁，就表明在真实背景年代中用吴月娘的真生辰算是正确的。如果在假托背景年代中同时考虑真假两种生辰，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46回故事的假托年代是政和七年（1117年），戊辰（1088年）生人30岁，庚辰（1100年）生人只有18岁，两者相比，大龙儿只有30岁，小龙儿只有18岁。显然书中的说法可以提醒读者：在研究《金瓶梅》时应该采用真实背景年代，不能采用假托背景年代。在真实背景年代中吴月娘自言30岁，表明吴月娘生于庚辰（1520年）是真，生于戊辰（1508年）是假。作者通过吴月娘的话向读者表明：在研究《金瓶梅》时，不仅要采用故事的真实背景年代，而且还要采用人物的真实生辰。 由此可见，作者在写作时有意采用了真假两种生辰。这既不是写作中的混乱，也不是印刷中的错误。作者写作的真正意图，是要让读者通过认真思考而明辨真伪，以便最终认清只有用真实背景年代和真实生辰来理解故事才是正确的。 三、生年干支能表现出故事的真实背景年代 知道西门庆的生年干支就可以知道他的生年，知道他的生年就可以根据他的岁数和其他人的岁数判断出故事的具体年代。 根据第3、4回说西门庆27岁，潘金莲25岁，根据西门庆生于戊寅、潘金莲生于庚辰，可计算出第3、4回故事的真正背景年代相当嘉靖23年。第13回说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偷情发生在同年九月重阳之夜，19回写李瓶儿改嫁的故事发生在次年的八月二十日，可见，李瓶儿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23、24年。《金瓶梅》的主要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23、24年。按假托编年看，第3、4回是政和四年。 作者除了借用生辰八字表明了故事的开始年代是嘉靖23年，他还借用《水浒传》王婆跟西门庆开的一个玩笑作了同样的表现。《水浒传》24回写王婆跟西门庆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娘子，“戊寅生，属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岁”。《金瓶梅》第2回照抄了这段故事，却将说法改变成“丁亥生，属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岁了”。作者为什么要改动这个人的生辰和属相呢？这说明作者在创作时脑子里一定有一个他自己的时间概念，为了表明这个真实时间，他才改变了原来的说法。否则他沿用'戊寅生’就可以了，而不必多此一举。 据何心先生所写《水浒传编年》，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的故事发生在政和五至六年，王婆的笑话说在故事之初，应是政和五年，该年是乙未年。戊寅生，属虎的，至乙未年应是78岁，而不是93岁。这说明，《水浒传》的写法有错误，应该将93岁改为78岁才对。但《金瓶梅》作者没有发现这个错误，他只是按照他心中的特定想法，将戊寅改成丁亥，仍保留了《水浒传》的错误计算，照样写作93岁。要想看出《金瓶梅》作者改动生年和属相的真正用意，首先必须将93岁改正为78岁才行。 在假托背景年代宋朝里，丁亥生的人至政和五年应是9岁或69岁，既不是93岁，也不是78岁，显然没有意义。在真实背景年代明朝里，丁亥生的人，相当生于成化3 年。 《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 《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问题，也是个素有争议的问题。明末清初人似乎都是“嘉靖说”，即《金瓶梅》写的是明代嘉靖朝的社会状况。三十年代，郑振铎、吴晗两先生提出新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以下凡引吴晗先生的论述均见此文，不另注。。这就是“万历中期说”，或简称“万历说”。由于吴晗先生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因此，此说一出，以后几成定论。近年来，持“万历说”者日多，“嘉靖说”大有被否定的趋势。我倒认为“嘉靖说”是有道理的。本人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其有益的营养，进一步加以论证，达到以张其说的目的。 “嘉靖说”的由来 从万历到明末清初，论及《金瓶梅》时代背景的有沈德符、屠本畯、谢肇浙、廿公、宋起凤、谢颐等人。沈德符《野获编》云：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分宜”指明嘉靖朝奸相严嵩，陶仲文是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陆炳是严嵩的死党。《金瓶梅》明托宋事，而实写明事，沈氏指之甚明，而且《金瓶梅》明托宋徽宗朝事，而实写明嘉靖朝事，沈氏也说得很清楚。如果再进一步深究，发现沈氏还告诉我们，《金瓶梅》不是一般地写嘉靖朝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而是“指斥时事”，以蔡京比严嵩。这就是说，《金瓶梅》有其政治背景，是嘉靖朝的严嵩专政这样一段重大的政治历史的反映。沈氏的这些指点，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恐怕是“嘉靖说”的源头吧。 与沈氏差不多同时的屠本畯，在《山村经济籍》中也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屠氏亦认为，《金瓶梅》为嘉靖时人所作，讥刺的对象陆炳亦嘉靖时人。屠说与沈说略有差异，但其核心观点，即其书写嘉靖朝事，这是一致的。这也是“嘉靖说”。晚明时期，持“嘉靖说”的还有谢肇浙、廿公等人。谢氏在《小草斋文集》中指出：“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永陵系嘉靖皇帝的陵墓，与廿公说的“世庙一巨公”的“世庙”一样均指嘉靖。 如果说，上述诸人的说法，系出自传闻的话，那么明末清初人宋起凤的说法可谓确指。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的记载比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的记载尤为重要，它十分明确而又肯定地指出：《金瓶梅》以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来比生活中的严嵩父子，这就是说，《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情景原文参见本书《<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篇。。可以说，这段史料是“嘉靖说”的一块重要基石。但是，无论是沈德符还是宋起凤，他们只是提出了“嘉靖说”，而没有对其说作出严密的论证。因此在五十多年前，当吴晗先生提出经过“严密”论证的“万历说”时，“嘉靖说”似乎处于一种不堪一击的境地，其原因就在于“嘉靖说”还缺乏周密的考证。由此可见，对“嘉靖说”作论证，是持“嘉靖说”的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蔡京专政与严嵩专政 为报父仇，用以讥刺严氏，这是王世贞及其门人创作《金瓶梅》的重大原因。但是《金瓶梅》中并没有出现严嵩。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讥刺严氏的目的呢?王世贞将《金瓶梅》故事展开的背景特意放在宋代的徽宗朝，并非常突出而醒目地写了徽宗朝的蔡京专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徽宗朝的蔡京专政与嘉靖朝的严嵩专政太相似了，太突出了，从而使后人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用心。事实亦正是如此，明末人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如沈德符所说的“指斥时事”，廿公所说的作者的“寓言”，“盖有所刺也”，弄珠客所说的“作者亦自有意”，欣欣子所说的“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已对作者的假贬蔡京专政之名而实斥严嵩专政之意的良苦用心了然于胸。吴晗先生也说过，作者有意要淆乱书中的事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他无法离开他的时代，他的现实生活。这是很有道理的。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在考察《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时，只注意到了书中的一些较为细小的问题，如人物的一句对话，一个简单的情节等等。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对书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重大事件的考察。他对书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就未置一辞。无疑，这不是一个疏忽。因为他是否定“嘉靖说”而主“万历中期说”的，而万历朝并没有类似于蔡京专政这一类重大政治事件。 但是，要弄清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对书中关于蔡京专政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事件，加以认真的研究。因为它对考明《金瓶梅》的时代特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我们确切地搞清楚，《金瓶梅》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实指嘉靖朝的严嵩专政，那么该书的时代背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嘉靖说”也就有了无以推倒的坚实的基础。 《金瓶梅》第一回，开宗明义，有一段重要叙述：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 第三十回又说：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第九十八回，借韩道国之口云： 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这三段叙述，几乎写到了徽宗朝蔡京专政，从起家到败亡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一部《金瓶梅》的总纲领。《金瓶梅》的整个故事正是在这个总纲领的规定和制约下展开的。《金瓶梅》是一部人情小说，主要写身居山东清河一隅的恶霸、富商、官僚三为一体的西门庆的发迹和衰败的过程。照例说，它是可以和其他人情小说那样，不涉及朝廷大政的，或者稍加涉及亦未尝不可。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却偏偏要在一个朝廷的衰败这样一种重大的政治形势下，来展开他的一个平凡的西门庆的故事。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深刻之处。纵览《金瓶梅》全书，它使我们看到，上有徽宗荒淫失政、权奸当道，下有西门庆之流横行乡里；而且上下勾结，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织成一张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天罗地网。这是一幅多么真实的封建王朝从上到下整个地烂下去的清晰图画。而这一幅图画不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谗佞盈朝，豺狼遍野，百姓倒悬，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吗?下面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历史上的徽宗朝蔡京专政，长达二十年之久。虽因他遭弹劾而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时期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部军政大权，朝政极度腐败；而历史上的嘉靖朝严嵩专政，同样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也屡遭弹劾但没有罢相，长期与其子严世蕃执掌大权，朝政同样极度腐败。历史的这种巧合，为《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利用蔡京专政而影射严嵩专政的机会。这种一般的类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在作者有意淆乱某些史实的地方，却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金瓶梅》第一回，所写徽宗帝“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第三十回亦说徽宗时“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但是一查宋史，不对了。徽宗朝并无“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却有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之称。《宋史·钦宗本纪》载： 太学士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事在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 《宋史·陈东传》又载：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这里的“六贼”之称，是个特定的概念。这个概念用之于蔡京专政则可，用之于严嵩专政则不可。《金瓶梅》中却也有“六贼”之称。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朱太尉，斥权奸误口，有回末诗一首云： 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上引第九十八回也明说：“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倒了。”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是深知蔡京专政时的“六贼”之称的，为什么在第一回、第三十回要改成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呢?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十分醒目地透露出，他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的用心。原来嘉靖朝严嵩专政时，实有四个奸党，人称“四凶”。《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言：“尧舜相继百四十年，诛四凶。而陛下数月之间，转移之顷，四凶已诛其二，如郭勋、胡守中。而其二则张瓒、严嵩是也。请陛下奋乾断，亟谴之，以快人心。”(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 查明代列朝，四个奸臣同时横行朝中之事，唯嘉靖一朝而已。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明斥蔡京专政而实指严嵩专政的良苦用心。这是“嘉靖说”的一个铁证，很难再作其他的解释。 《金瓶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揭露了蔡京集团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以致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朝政腐败，赃官污吏横行天下的严重罪行。这不仅是对历史上的蔡京集团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严嵩集团的深刻批判。 蔡京上台以后，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异己，欲置死地而后快，同时卖官鬻爵，网罗亲信党羽以巩固其罪恶统治。他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将向太后执政时的五百余臣僚降责；称变法派章惇等十余人为“党人”予以贬逐；把政见不合者张商英等人落职出朝。严嵩完全步了蔡京的后尘。沈炼曾上疏历指严氏十大罪状遭贬谪，后严氏又诬指沈氏谋叛而惨遭其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劾严氏十大罪状，严氏又阴谋加害；严氏还借边防大事作为陷害手段，陷内阁首辅夏言、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遭斩; 王世贞父王忬的被杀，也为严氏陷害所致。蔡京与严嵩都善于网罗亲信党羽，以致党徒鹰犬布满天下。蔡京为“六贼”之首，六贼中的童贯、朱勔、王黼等均为其亲信党羽。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因助蔡搜括民财有功，而被起用入朝为户部侍郎。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严嵩收罗的鹰犬则更盛于蔡京。对此，《金瓶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写蔡京网罗亲信的重要手段是广纳“干儿门生”。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结交蔡状元： 看官听说：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字，给假省亲。 为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事，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望留之一饭”，并专门说明蔡蕴“乃老爷之假子”。可见太师“假子”这个地位何等重要，为谋得假子的地位，西门庆亦百般钻营，首先是以重礼贿赂翟管家，以后又趁蔡京寿诞之机，进京拜寿，以二十杠金银段匹的巨额贿赂，投蔡京所好。假子的地位便遂手而得。从此，西门庆成为蔡京心腹党羽，不仅能够横行乡里，连巡按之类的大官亦不在话下，起码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对此，《金瓶梅》第二十七回、三十回、五十五回都作了详细的描写和揭露。而书中特意点明“蔡太师门生”者，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第十回)、东京开封府府尹杨时(第十四回)等人。可见蔡京之“干儿门生”确是不少。但是，查宋代史料，似乎蔡京以广纳“干儿门生”以成鹰犬之事并不突出。那么《金瓶梅》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挞伐呢?原来这恰恰是严嵩网罗亲信的一个极重要又极突出的手段。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严嵩“干儿门生，布满天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初，(赵)文华为主事，有贪名，出为州判。以赂嵩，得复入为郎。未几，改通政，与嵩子世蕃比周，嵩目为义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 《明史·奸臣传》写到严嵩的另一个假子鄢懋卿，“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状”，“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这可以说《金瓶梅》明写蔡京实刺严嵩的又一证据。 《金瓶梅》中的蔡京倚仗权势，招财纳贿，豪夺民财，生活侈奢腐朽，与历史上的严嵩也极为相像。严嵩专政时，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无不以贿赂解决问题。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嘉靖十五年，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时礼部选译字诸生，嵩至，即要货贿己。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十九年，巡按云南御史谢瑜上言：“选译字诸生，通贿无算；宗藩有所陈乞，每事征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动以千计；至于赍诏官役，去索重贿，旋索土物。”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表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受焉，嵩乃题覆从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亦受之，为覆允。”犯官仇鸾，罢职闲居，“以重赂严世蕃”，得宣府、大同总兵之要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曰：“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将官既纳贿于嵩，不得不剥削乎军士；有司既纳贿于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金瓶梅》中多次写到蔡京收受贿赂的事。例如第二十五回，写到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金瓶梅》还两次写到蔡京寿诞，朝中官员及全国各地官府都要送上巨额寿礼，名曰“生辰杠”。单西门庆一次送生辰杠就是二十杠金银。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嵩贼生辰，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缨络，以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以供一时之玩，以悦奸臣之心。”《金瓶梅》巧妙地利用了蔡京与严嵩收受生辰杠(历史上蔡京收受的称“生辰纲”，《金瓶梅》中称“生辰杠”)这一巧取豪夺的同一手法，加以尽情揭露，可谓一箭而双雕矣。 由于大肆搜刮纳贿，严嵩家财富比皇家。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据《明史》列传一九六所载，严氏“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金瓶梅》第五十五回写蔡太师府，乃是：“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俨然是一座“宝殿仙宫”，巍峨壮丽不减朝堂。因为西门庆只在大堂上拜见太师，故未写及太师府的花园。但书中却着意描写了西门庆花了半年多时间，精心建造的一座大花园。第十九回写花园落成，“里面花木庭台一望无际”，“四时赏玩，各有去处”，楼台亭阁，奇花异树，应有尽有，还特别提到“曲水方池”，“游鱼藻内惊人”，可见园中还有一片池塘。这与严府的花园何等相像。查宋代正史，蔡京府第中似无人工池塘的记载。而明史中却有严府“堰水为塘数十亩”的记载。《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氏花园当是严氏花园的艺术再现。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到蔡京事败，“家产抄没入官”。历史上的蔡京于靖康元年，以“烧香”为名逃出东京，在亳州被贬官流放，并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正史上并没有籍没家产的记载。但严嵩事败却是抄了家的。明史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嵩削籍，没其家”(《明史纪事本末》)，“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明史》列传第一九六)。据陈昭同志考证，《天水冰山录》中记有严嵩的抄家物资清单，其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金福字壶一把”，“玉桃杯七个”，“狮子阔白玉带一条”，“镀金厢檩香带三条”，“镀金厢速香带五条” 等。而《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送给蔡京的寿礼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第五十五回所写的寿礼中又有“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等。可见书中所写的贺太师寿礼，与严嵩抄家物资的名目，诸多相类。另外，《金瓶梅》中还写到，李瓶儿有一张“螺甸厂厅床”，潘金莲叫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买了张“螺甸有栏杆的床，两边槅扉都是螺甸攒造”(二十九回)。而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也有“螺甸大理石床一张”，“堆漆螺甸描金床一张”的记载。这些不都也是《金瓶梅》明讥蔡京实刺严嵩的重要证据? 根据以上的初步考证，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宋起凤所说的“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这是有根据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金瓶梅》中的蔡京就是历史上的严嵩，因为《金瓶梅》是小说，而不是史书。我们当然不应该如历史上的索隐派那样，去考证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但是为了弄清楚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必须从书中找出其时代的痕迹。《金瓶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这是“嘉靖说”所以能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当然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客观事实是不能违避的。《金瓶梅》所展开的西门庆的故事的政治背景，是朝廷中的一个奸相的专政，而万历中期恰恰就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背景，我认为这是持“万历说”者所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其说之所以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当然，单凭这一条(尽管它是最根本的一条)，来证明“嘉靖说”的正确，还是不够的。事实上证据还是很多的，下面我再作些具体分析。 关于太监的失势与得势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太监的得势用事，和明代相始终。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嘉靖朝是太监最倒霉失意的时期，而万历朝是太监最得势的时代。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一接触到《金瓶梅》这个实际，分歧就出现了。吴晗认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宦官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与吴晗的判断恰恰相反，我认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宦官失势时代的情景，这正是嘉靖时代的情景。 吴晗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是《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中西门庆宴客的一段文字，大意是：受朝廷派遣在清河管砖厂和皇庄的薛、刘二内相(太监)，在西门庆家赴宴，受到西门庆、周守备等地方官员的隆重接待，并在宴席上坐了首座。仅此一点而证明太监的得势，我认为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看太监是否得势，主要要看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和权力。薛、刘二内相，不过在地方上管管砖厂、皇庄而已，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并没有掌握什么军政大权；西门庆等地方官吏，将他们敬为上宾，也只因为他们是内使而已，这在常理之中，亦不说明他们有多大权力。事实上，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等地方官员企求加官晋爵而贿赂上官，走的都是蔡太师、朱太尉等人的后门，而没有走薛、刘二内相等太监的后门，这就是明证。其实，从《金瓶梅》的许多对太监的描写来说，他们恰恰并不十分得意，证据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瓶梅》中反映的朝廷，是蔡京专政，而不是宦官专政。蔡京非宦官。这是宦官并不得势的主要标志。 《金瓶梅》中的蔡京位列首辅，独掌朝政，权势显赫，文武百官均仰其鼻息、百般趋奉，“凭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员，多来庆贺(寿诞)；就是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蔡京的帮凶、党徒朱勔亦不是太监，也能依仗太师的宠信，凌驾于百官之上。《金瓶梅》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朱太尉。朱勔新加光禄大夫、太保，“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庆贺者中有尚书张邦昌、侍郎蔡攸(蔡京之子)、吏部尚书王祖道、左侍郎韩侣、皇亲喜国公等显贵。书中写道：朱太尉“官居一品，位列三台”，“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朱勔不过是蔡京一走卒而已，权势且如此显赫，《金瓶梅》中写到的太监，谁能比之一二。 《金瓶梅》中出现的，在朝中用事的太监有童贯、杨戬、六黄太尉、何太监等。童贯也是蔡京的死党，《金瓶梅》说他是“四个奸党”之一。在书中出现的太监中，似乎地位最高。但作者并没有给他如蔡京、朱勔一般的权势和地位，而历史上的童贯长期执掌兵权，与蔡京并列相位。显然小说中的童贯并不符合历史的原貌，而是作者按照嘉靖朝太监失势的现实状况所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第六十四回还出现了一段对太监失势的讽刺描写：吴大舅在奉承薛内相时说：“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而薛内相却说：“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宦官连王都不可封，何谈在朝中专政?吴晗先生所说的宦官得势的情景难以使人信服。 再说六黄太尉。六十五回写到，朝廷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船只从山东河道而来。宋御史等率三司官员接六黄太尉。小说将其排场写得十分隆重。请六黄太尉一饭，两司八府官员拿出一百零六两银子办酒，还不计西门庆家的补贴在内。陪宴者达上千人。而当时买一女奴的价格不过五六两银子。但这仍然只能表明地方官员对朝廷钦差的奉承而已。书中并没有写他在朝中有多大权力。 《金瓶梅》中还出现一个“内府匠作”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待”。《金瓶梅》第七十回写何太监“转央朝廷所宠安妃刘娘娘的分上，便也传旨出来，亲对太爷和朱太尉说了，要安他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而蔡京虽然“好不作难”，却仍将假子西门庆安排作理刑千户，何永寿只得了个副职。可见，即使内廷太监走了皇帝、娘娘的后门，蔡京、朱耐等人也照样可以不完全照办。太监之地位又见一斑。 第二，《金瓶梅》对薛、刘二内相的着笔很多，从字里行间可见他们非但不得志，而且非常失意。 如上所引，吴晗在举第三十一回薛、刘二内相被地方官敬为上宾后说道：“一个管造砖和一个看皇庄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其实这仅是表面文章而已。就在同一回，吴晗所引文字的下面，有一段极具深意的描写：酒席宴上，刘内相要小优儿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周守备道：“老太监，此是这归隐叹世之词，今日西门大人喜事，又是华诞，唱不的。”刘太监又道：“你会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周守备道：“此是《陈琳抱妆盒》杂记，今日庆贺，唱不的。”薛太监道：“你叫他二人上来，等我分付他。你记的《普天乐》'想人生最苦是离别’?”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监，此是离别之词，越发使不的。”后来夏提刑倚仗他是刑名官，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金瓶梅》的这段白描文字，可谓入木三分。西门庆加官进禄，盛开华宴。前来庆贺的太监却要唱归隐叹世和离别之词，足见他们心情之灰黯，处世之不遇。而夏提刑等地方官表面上竭尽趋奉之意，实际上可以当众违背他们的意志。这是太监得势的描写吗?第六十四回，在另一次酒席上，《金瓶梅》又有一段描写：薛内相对刘内相说：“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陆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又说，科道官上本劾童掌事，“宦官不可封王”。刘内相道：“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弄坏了”。这又是一段“刻露而尽相”(鲁迅语)的文字。他们当众咒骂蔡京为“老贼”，朝中掌权者为“酸子”，说明他们对皇帝宠信蔡京之流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亦表明他们对朝廷不重用太监，和他们深感自己地位之低微而充满着牢骚。同一回，薛内相见说李瓶儿的棺木，价为三百七十两银子，叹道：“俺内官家到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这种画龙点睛之笔，实在耐人寻味。一个老内相所能得到的待遇还不如西门庆的一个小妾。太监之可悲已到了这等地步。 第三，再看地方官员对太监的态度。《金瓶梅》大量使用曲笔，将他们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概而言之，大体上是三种场合，三种态度： 其一，在请客吃酒的场合，西门庆等人对薛、刘二内相假意奉承，要迎接、要动乐、要请他们坐首座，还要说些献媚的话。吴大舅就对薛内相献过媚：“老公公好说，与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禄。俺每外官焉能赶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万岁传宣金口，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第六十四回)有时即使在酒宴上，也可以顶撞他们几句。同一回，写薛内相不喜欢听海盐子弟唱南戏，说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并对儒生的作为说了些讥讽的话。温秀才就很不满，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砍一杖，损百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而薛内相听了这些不敬之言，只说：“你每外官，原来只护着外官”，而别无他言。可见在那个时代，对太监如此作为，并不犯什么大罪。在温秀才眼里，这内相的地位还不及他的主子西门庆。 其二，在一些利害有所冲突的场合，则是针锋相对，并不见得客气。第六十七回，写李智、黄四欠着徐内相和西门庆的银子。“徐内相发恨，要亲往东平府自家抬银子去”。应伯爵怕徐内相此举有损西门庆的利益。西门庆则说：“我不怕他。我不管甚么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监里坐着，不怕他不与我银子。”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对应伯爵说：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拿皇木盖房，“近日被我衙门里办事官缉听着，首了。依着夏龙溪，饶受他一百两银子，还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慌了，亲自拿着一百两银子到我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西门庆考虑到“刘太监平日与我相交，时常受他的礼”，又碍于情面，故未受他的礼，但还是叫他将房屋连夜拆去。到衙门里，还“打了他家人刘三二十”。事毕，“刘太监感不过我这些情”，又送了一份厚礼“亲自来谢”。于此可见，太监们还受地方官的管束，还要向地方官送礼。太监之体面和地位安在哉。如果《金瓶梅》的时代是太监得势的时代，太监们那能如此作为。 其三，在背地里，地方官对太监却是老大的不敬。薛内相斥南戏海盐腔为“蛮声哈刺”，应伯爵背地里对西门庆骂道：“内臣斜局的营生，他只喜《蓝关记》，捣喇小子胡歌野调，那里晓的大关目”(六十四回)。应伯爵还骂徐内相为“老牛嘴”(六十七回)。 根据以上众多事实，我认为《金瓶梅》的时代是太监失势的时代，朝政大权完全在内阁首辅一边，太监们没有多大权力；而且去京在外“做土官”的太监还得受地方官的约束，其权力与财势亦不可与地方官同日而语。《金瓶梅》对太监的描写，正是嘉靖朝太监失势时期的真实写照，并与万历朝太监得势时期的情况完全相违。这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又一个重要证据，也是对“万历说”的又一次否定。 关于内忧与外患问题 《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内忧与外患相结合的时代，这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所谓内忧者：皇帝昏庸、奸相当权，朝廷已腐败到极点；所谓外患者，异族不断入侵，边事频繁，腐败的朝廷无以为抗。照例说，一部写西门庆故事的人情小说，完全不必涉及外患问题。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问题。它要告诉读者的，正是内忧如何导致了外患，以致封建王朝整个地无可挽救地走向灭亡这一必然规律。而内忧与外患紧密结合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时代特征。 且看《金瓶梅》是如何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 《金瓶梅》第十七回首次写及外患问题： 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 王黼、杨戬，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陆，…… 为直罪蔡京，《金瓶梅》写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在皇帝面前参了蔡京一本：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迩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顺犯，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伏乞宸断，将京等……或置极典，以彰显戮。……国法已正，虏患自消。 奏本中详诉蔡京罪状，这分明是一篇讨蔡檄文，将内忧与外患的关系讲得十分深刻。《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借薛内相口云：“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陆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此处，《金瓶梅》作者又以外患问题，直罪蔡京。这一层意思是很清楚的。但一查宋史，又不对了。其一，第十七回所言，“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此事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六月己丑，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又据同书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篇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致仕。京专政日久，公论益不与，帝亦厌薄之”。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由王黼为太宰(左相)。这就是说“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事，发生在蔡京退位以后的两年，可见此事与蔡京无涉。《金瓶梅》所写与史实不符。其二，第六十四回称：“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陆三镇。”此事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载：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棁使金军。……斡离不谓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同书载：“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可见决定割地者是钦宗帝，劝帝割地者为李邦彦，此事与蔡京又无涉。且蔡京虽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复领三省事”，第四次当国，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割三镇事发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后，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其三，第十七回称“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上本劾蔡京误国纵虏，亦与史实不符。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曾上书，但所言为不宜出兵伐辽事，主张“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可见与《金瓶梅》所写完全相违。作为文学作品，《金瓶梅》对这段史实作如此大的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从表面上看作者意在独罪蔡京，而实质上是独罪严嵩。在这里，作者将严嵩擅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愦，严嵩误国。严嵩大量侵吞军费，“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守边将官为贿赂严嵩以求升迁，亦大量克扣军饷，士卒多次哗变，边防力量衰竭，纵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骑兵进犯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阳等地杀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二十九年，进犯大同，又东去攻打古北口。明军失守，俺答直犯京师，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大火冲天。明军不敢出战，京郊损失惨重。在如此边患严重的时刻，严嵩仍不为国计而借计陷害异己。嘉靖二十五年，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并出击取胜。而严嵩为谋夺夏言首辅位，进谗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篇载：二十七年，“严嵩积憾言，且欲躐其首辅，于是因灾异疏陈缺失，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当罪。’遂罢言，逮铣诣京。”后曾铣处斩。冬十月，“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夏言、曾铣遭斩后，俺答又南侵直犯北京。严嵩却授计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严嵩用事篇》)由此可见，《金瓶梅》第十七回对蔡京误国，纵虏深入的叙述，不正是严嵩误国，纵虏深入的真实反映吗?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上本历数蔡京罪状，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深意，达到独罪蔡京的目的。我认为这段文字指蔡京则不可(前已考明与史实不符)，指严嵩则十分贴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部郎中徐学诗上言： 外攘之备，在急修内治；内治之要，贵先正本原。今大学士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内而勋贵之结纳，外而群小之趋承，辅政十年，日甚一日。酿成敌患，其来有渐。而嵩泄泄自得，谬引“佳兵不详”之说，以谩清议。……今士大夫语嵩父子，无不叹愤，而莫有一人敢抵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而势成也。……臣请亟罢嵩父子，以清本源。(《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略曰： “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挟一人之权，侵百官之事”，“边事废坏，皆原于功罪赏罚之不明。……朋奸比党，……冒朝廷之军功”，“俺答犯内深入，……误国家之军机”，“乱黜陟之大柄”，“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塞外而在域中”，“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同上书) 将这两份疏本与《金瓶梅》中宇文虚中的疏本作些比较，不难发现，相同之处甚多：一、 历数严嵩(蔡京)罪状大同小异；二、 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观点完全一致；三、 独罪严嵩(蔡京) 的目的完全一致；四、 要求皇帝严加治罪的愿望亦相同。可见《金瓶梅》中虚构的宇文虚中弹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时期，诸大臣弹劾严嵩事的艺术再现。 那么，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否也能从万历中期找出一人专政酿成内忧外患的局面的事实呢?我看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万历中期并没有出现奸相专政误国事件，也没有北部边患问题。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对俺答采取安抚睦邻政策，致使汉蒙两族通好互市，相安无犯。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篇载： 隆庆四年，“遂定盟，通贡马市，而诸部亦贪中国财物，咸从臾无间言”。 隆庆五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及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 万历元年，“颁顺义王俺答番经，并给镀金银印”。 万历二年，“顺义王俺答子宾兔求河西互市”。 万历四年，“俺答请开市茶马”。 万历九年，“顺义王俺答上表贡马”，“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谢表，贡马”。 万历十一年，“黄台吉袭封顺义王”。 万历十五年，“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万历四十一年，“逾年，告款塞上，乃始受封(卜失兔袭封顺义王，把汉比妓封忠义夫人)，其部落多散失，遂不竞”。 由此可见，万历一朝北部边境，完全化干戈为玉帛。万历朝的外患是沿海倭乱。《金瓶梅》中未出现倭乱问题，故当别论。 据上所考，《金瓶梅》中所写内忧外患问题，亦是明托徽宗朝事而实写嘉靖朝事。这既是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重要佐证，也是对“万历说”又一否定。 关于佛道两教的盛衰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沈氏的这段话很重要，它十分清晰地揭示了明代数朝佛道两教盛衰的嬗变过程：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嘉靖朝是道教得势的时代，世宗崇道贬佛；万历朝佛教又重新得势。《金瓶梅》中有大量的宗教活动的描写。它到底是重道还是重佛，就成了我们得以判定它是写嘉靖朝事，还是万历朝事的重要依据。吴晗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指出：“《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因此他认为，《金瓶梅》“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这个结论值得商榷。《金瓶梅》中确有许多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教，作者确实是以此为劝善戒世的思想武器的，但这与当时皇帝的倡导何教，似不是一码事。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道教活动描写。例如：第二十九回写到吴神仙贵贱相人；第三十五回写到西门庆所结十兄弟，一年一度到玉皇庙吴道官处打醮，报答天地；第三十九回西门庆为李瓶儿生子，许下一百二十份醮愿，到玉皇庙还醮愿，官哥寄法名；第六十二回李瓶儿病，五岳观潘道士解禳祭灯法；第六十四回李瓶儿死，吴道官迎殡颁真容；第六十六回吴道官道众铺设坛场念经，黄真人炼度荐亡；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大闹碧霞宫；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到晏公庙作任道士之徒，等等。《金瓶梅》写及佛教活动的回目亦不少。如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写丧事延僧作醮追荐；第三十九回、五十一回、七十四回、一百回，写到日常的许愿、听经、宣卷等，第五十七回、八十八回，写到布施修寺；第四十九回写到胡僧游方等。纵观全书，我认为不像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而恰恰偏重道教到这个地步。《金瓶梅》中的佛教活动虽较为频繁，但就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论，是远逊于道教的。试作具体分析如次： 第一，书中写及道教庙宇皆气象非凡，一片鼎盛景象，而写及佛教庙宇却气象萧疏，一片衰败景象。 第三十九回，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但见“果然好座庙宇，天宫般盖造”： 碧瓦雕檐，绣幕高悬宝槛。七间大殿，中悬敕额金书；两庑长廊，彩画天神帅将。祥云影里，流星门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郁罗台直侵碧汉。黄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宝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献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肃朝丹凤阙。九龙床上，坐着个不坏金身万夭教主玉皇张大帝……，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西门庆上香毕，至松鹤轩待茶。此轩亦为“三间厂厅”，“多是朱红亮槅”，“摆设湖山潇洒，堂中椅桌光鲜”。这仅是清河县东郊的一座道教庙宇，却是如此“天宫般盖造”。道教之盛可见一斑。 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到泰山岱岳庙进香。书中写道，此庙“乃累朝祀典、历代封禅为第一庙貌也”，“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阖殿威仪，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勇猛，勤王十万铁衣兵”。书中特别写到碧霞宫娘娘金像，乃是“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镂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何等辉煌飞扬。此庙香火之盛，乃是“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祈护福”，“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神圣帝”。此情此景，就是道教全盛时期的写照。九十三回还写到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庙主任道士手下只两三个徒弟，可见规模不大，但也“山门高耸，殿阁崚层”，“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此庙地处新开运河要道，“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福神，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签，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可谓一片欣欣向荣。 而《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庙宇，却是破败不堪，与道教庙宇形成鲜明对照。第四十九回、五十七回写到一个永福禅寺，“长住里没钱粮修理，丢得坏了”，“殿上椽儿卖了，没人要的烧了，砖儿、瓦儿换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了，荒荒凉凉，烧香的也不来了，主顾门徒，做道场的，荐亡的，多是关大王卖豆腐，鬼儿也没的上门了”，正是“风吹罗汉金消尽，雨打弥陀化作尘”，“金碧焜炫，一旦为灌莽榛荆”。而原来的永福寺，却是个“古佛道场，焚修福地”。此寺为梁武帝敕建，“规制恢弘，仿佛那给孤园黄金铺；雕镂精制，依希似祗洹舍白玉为阶。高阁摩空，旃檀气直接九霄云表；层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众禅僧。两翼嵬峨，尽是琳宫绀宇”。可见旧时之永福寺，乃是一座何等辉煌鼎盛的“寰中佛国”。是什么原因使它颓废到如此地步。《金瓶梅》作者明写是：一莽和尚“纵酒撒泼，首坏清规”，而实质上是“不想那岁月如梭，时移事改”，“那知岁久年深，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这几句话大有深意，包含着作者的难言之隐。显然，永福寺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时移事改”、“时移事异”，而且由盛转衰乃出在“一瞬”间。由此使我想到了明正德朝与嘉靖朝的更迭。沈德符说，正德朝“武宗极喜佛教”，武宗朝是佛教得势的时代，而且在正德前的天顺、成化朝，都是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这就是永福寺长期兴盛的原因。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死，世宗即位，改下一年为嘉靖元年。在宗教问题上，世宗与武宗完全背道而驰，不仅专信道教，而且大肆贬佛。没庙产、熔佛像、逐僧侣、毁佛骨，应有尽有。《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载： 嘉靖元年春三月，簿录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财资及玄明宫佛像，毁括金屑一千余。悉给商以偿宿逋。齐瑞竹，正德间赐玉玺书金印，赏赉无算。至是，从工部侍郎赵璜言也。礼部郎中屠埙发檄，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沈德符也说：“(嘉靖)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可见，毁佛括金，拆毁京师佛教庙宇等事，在世宗刚上台的嘉靖元年就发生了。这不就是《金瓶梅》作者所说的：“一瞬地时移事异”，“一片钟鼓道场，忽变做荒烟衰草”的真谛吗！“蓦地里三四十年，那一个扶衰起废”，这不也就是嘉靖上台后，三四十年间一直扬道贬佛的真实反映吗!我认为，这是《金瓶梅》写嘉靖朝事的又一个无以辩驳的铁证。持“万历说”者能在佛教鼎盛的万历朝，也能找出这样一个佛寺败废的证据吗? 《金瓶梅》第七十一回，还写到黄河边水关八角镇的一座黄龙寺： 石砌碑横蔓草遮，回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无灯火，月落安禅更可嗟。 “房舍都毁坏，半用篱遮”。其破败相不亚于永福寺。第八十八回还写到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云游到此，要化钱粮，盖造佛殿”。五台山乃是佛教胜地。《水浒传》中的五台山文殊院何等气派，僧人就有五七百。而此时此地却要靠化钱粮盖造佛殿。而前所论及的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过，“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可见朝廷对道教在经济上的支持，何用化钱粮云云。晏公庙还有“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如此一穷一富，一败一荣，佛教与道教安能相比，这和吴晗先生所说的“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的境况是不相符的。 第二，《金瓶梅》在写及朝廷的宗教活动时，惟道教为重，似无佛教的地位。 第六十五回写到一个黄真人。应伯爵对西门庆说：“如今趁着东京黄真人在庙里住，朝廷差他来泰安州进金铃吊挂御香，建七昼夜罗天大醮。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吴道官请他那日来做高功，领行法事，咱图他这个名声也好看。”八十四回写到泰山岱岳庙，乃是“御香不断”。本来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后经青州徐知府题奏，朝廷批准一概不征，全用作庙中用度。三十七回写到玉皇庙七间大殿中，悬挂着“敕额金书”。小小的晏公庙也“高悬敕额金书”(第九十三回)。而《金瓶梅》中所写到的佛寺，均没有提到皇帝派僧人去建醮、进御香、“敕额金书”等等，可见小说中的皇帝崇信的是道教，而非佛教。第七十一回写到，天子驾出宫，开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贺。蔡京进上表章云：“恭惟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三边永息于兵戈，万国来朝于天阙。银岳排空，玉京挺秀。宝箓膺颁于昊阙，绛霄深耸于乾宫。”蔡京所说的“玉京”，即道教所称天帝居住之处。葛洪《枕中书》引《真记》云：“玄都玉京，七宝山周围九万里，在大罗天之上。”李白《庐山谣》云：“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即为明证。“宝箓”，则是道教的秘文秘录。《隋书·经籍志四》云：“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篆》，箓皆素，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这也是《金瓶梅》中的皇帝信奉道教的佐证。第七十回又写到：“今日圣上奉艮岳，新盖上清宝箓宫，奉安牌扁，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上清”乃是道教所称三清之一的“禹余天上清境”，居于“禹余天上清境”的是灵宝天尊(亦称太上道君)，故称上清仙境。此又是皇帝信奉道教之一证。 另外，《金瓶梅》还写到，朝廷中的道士地位极高。七十回写到“工部一本”，“奉圣旨”： 国师林灵素，佐国宣化，远致神运，北伐虏谋，实与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禄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肩舆入内，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真达灵玄妙先生。 林灵素不过是一个道士，皇帝所给予的封赏如此之高之多，实属罕见。此可证，《金瓶梅》中的皇帝对道人宠幸到何等程度。六十七回，写西门庆道：“昨日任后溪常说：老先生虽身体魁伟，而虚之太极。送了我一罐儿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合与圣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可见，皇帝信奉仙道，正吃着林道士合的仙丹，以求长生。林真人得宠于皇上，自然也就能在朝中发威。七十回、七十二回，书中两次写到，夏提刑“央了林真人帖子来，立逼着朱太尉。太尉来对老爷(蔡京)说，要将他请愿不官卤簿，仍以指挥衔在任所掌刑三年”，此事把蔡京“难的要不的”。林真人能立逼权势显赫的朱太尉，将独揽朝政大权的蔡太师“难的要不的”，可见道士在朝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而《金瓶梅》中没有写到一个能出入于朝廷的僧人，就更谈不上僧人受皇帝的宠幸了。于此可见，《金瓶梅》所写的皇帝，持扬道抑佛的态度，难道还不清楚吗?此情此景，不正是《金瓶梅》对嘉靖皇帝扬道抑佛的真实反映吗? 历史上的嘉靖皇帝扬道抑佛，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一以贯之，毫无变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篇记之甚明： 嘉靖元年，毁括佛镀“金屑一千余”。“遍查京师诸淫祠，悉拆毁之”。 嘉靖二年，“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或连日夜，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 嘉靖五年，以道士邵元节为“真人”。 嘉靖十五年，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嘉靖初，征入京，召对便殿，首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嘉纳之。五月，除禁中佛殿。时帝欲除去释殿，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视大服千善殿，有金铸象神鬼淫亵之状，又金函玉匣，藏贮佛首佛牙之类及支离傀儡，凡万三千余斤。言退上疏，力请“瘗之中野，不得渎留宫禁”。帝曰：“朕思此类，智者以为邪秽而不欲观，愚民无知，必以奇异奉之，虽瘗中野，必有窃发以惑民者。其毁之通衢，永除之。”于是禁中邪秽迸斥殆尽。十一月。大修金箓醮于玄极殿七日夜，以谢储祥。十二月，以皇嗣生，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 嘉靖十八年，以方士陶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 嘉靖十九年，上疾不朝，拜天玄极殿。二月，建宫祈禳三日。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天玄极殿。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二年，宫婢杨金英等谋弑伏诛，帝曰：“朕非赖天地鸿恩，遏除宫变，焉有今兹，朕晨起至醮朝天宫七日。” 嘉靖二十三年，加秉一真人礼部尚书，陶仲文为少师，馀如故。前此大臣无兼总三孤如仲文者。 嘉靖二十四年，建祈年醮朝天宫。 嘉靖二十五年，对封陶仲文伯爵，仲文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任一子尚宝司丞。 嘉靖二十九年，加封陶仲文恭诚伯。 嘉靖三十一年，太上道君诞寿，建醮永寿宫九日。诏修太和山玄帝宫。 嘉靖三十五年，上睿皇帝、献皇后、孝烈皇后道号。帝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一再加号。 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之间，进献灵芝、白鹿、白龟、五色龟、白鹊等者络绎不绝，帝都封赏之。 嘉靖四十四年，帝不豫，帝注意玄修。各处进方术、方药者见帝，帝颇信之，“瞬息显荣”。户部主事海瑞上言，斥帝“一意玄修，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内外臣工，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陛下误为之，群臣误顺之。臣愚谓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玄修”。疏上，帝大怒，帝逮系瑞下镇抚。 上引诸条，足以证明，嘉靖一朝世宗为帝四十多年间，“乃于佛则绌，于道则崇”。世宗对道人邵元节、陶仲文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金瓶梅》中的“林灵素则指陶仲文”，不无道理。所以说，《金瓶梅》中所写的徽宗崇道，即是历史上嘉靖世宗崇道的艺术再现。 第三，《金瓶梅》中写到的民间宗教活动，亦以道教活动为主，佛教活动为辅。 西门庆加官生子，给玉皇庙吴道官许下了一百二十分醮愿。第三十九回写西门庆还醮愿，为官哥寄法名，在玉皇庙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建醮活动。西门庆请了十六众道众，经钱化了十六两，给道众的衬施有白米一石，阡张一担，官烛十斤，沉檀马牙香五斤，生眼布十二匹，官哥寄名礼银十两。吴道官“受其大礼，如何不敬”。亲自出马做斋功，主行法事，三朝九转玉枢法事，多是整做。斋坛铺设十分壮严隆重。《金瓶梅》用了半回的篇幅进行详细的描述。李瓶儿病亡之后，《金瓶梅》用了五六回的篇幅，写“解禳”、“迎殡”、“荐亡”等活动，延请的也是道人。其规模宏大，仪式隆重，气氛庄严，除了皇家之外，在民间的道教活动中，恐怕是少见的。这充分说明在《金瓶梅》的时代，道教之流行和昌盛。《金瓶梅》中出现的佛教活动也有多次，但其规模和场面，根本不能与道教活动相比拟。小说中丧事用僧人的也有两次。一次是武大郎死，请了报恩寺六个僧人，铺陈道场、诵经、除灵，只化了数两碎银，二斗白米；另一次是西门庆死，亦请报恩寺僧人念经做法事，作者只是草草几笔了之。作者如此处理，当然另有深意，但客观上也使我们看到当时佛教的不景气。在李瓶儿的丧事活动中，是道佛两教兼用，错杂进行的，但十分明显，道教活动处于主导地位，佛教活动则处于从属的地位。《金瓶梅》中多次写到吴月娘许愿、听经、听女尼宣卷以及僧尼献春药、坐胎符药等等，与其说是宣扬佛教，还不如说是对佛教的贬斥。作者的这种主观倾向，在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四，《金瓶梅》描写的道人与僧尼形象，亦包含有扬道抑佛的倾向。 小说中对佛门子弟，无论是一寺长老还是小僧、尼姑，几乎都使用了贬词。第八十九回，把永福寺长老道坚写成一个“色鬼”：“那和尚光溜溜一双贼眼，单睃趁施主娇娘；这秃厮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动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至于小僧、尼姑，几乎一个个都是鸡鸣狗盗之徒。第八回写为武大追荐的六个僧人，个个都是“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的东西。第八十八回写五台山下来的行脚僧，也是“贼眉竖眼”“变驴的和尚”。书中多次出现的薛姑子，原是少妇，“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饭后，早与那和尚刮上了四五六个”，丈夫死后“他因佛门情熟，这等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搅经忏，并充当马伯六，给人弄坐胎符药。《金瓶梅》中，或借西门庆之口，或作者自道，直言不讳地毁僧谤佛之处比比皆是。 小说中虽然对小道人也有贬词。如第九十三回，称晏公庙任道士之大徒弟金宗明为“酒色之徒”，但任道士则被写成一个怜贫正直、宽大的人物。第八十四回，写岱岳庙庙祝道士石伯才“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趁时揽事之徒”。但小说中写到的大道士，如黄真人、吴道官、吴神仙，则都是气宇轩昂的人物。如称黄真人“仪表非常”，“俨然就是个活神仙”，作者为赞他的仪表气派，就写了一大段赞词。称吴道官“襟怀洒落，广结交，好施舍”，称吴神仙“神清如长江浩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威仪淳淳，道貌堂堂”。《金瓶梅》扬道抑佛的倾向，可谓明朗矣。 根据以上证据，我认为《金瓶梅》的时代，是道教得势的对代，而不是吴晗先生所说的佛教得势的时代。这是“嘉靖说”的又一个重要佐证，而对“万历说”来说，不是再一次的否定吗? 关于“残红水上飘”与《挂真儿》 前人曾指出，《红楼梦》以诗胜，《金瓶梅》以曲胜，可谓的论。《金瓶梅》的时代，是唱曲活动风行的时代，在书中所写的西门庆的迎宾饮宴和家庭生活中，出现了百多次的唱曲活动。考定这些曲辞风行的年代，也就为判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提供了一个方面的重要证据。 据赵景深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与曲子》一文中统计，在《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如《山坡羊》、《锁南枝》、《傍妆台》、《耍孩儿》、《驻云飞》、《寄生草》、《罗江怨》等共二十七支。小令有《绵塔絮》、《朝天子》、《折桂令》、《桂枝香》、《一江风》、《水仙子》、《六娘子》、《两头南》、《玉芙蓉》、《青杏儿》、《小梁州》、《清江引》、《普天乐》、《江儿水》、《红绣鞋》、《雁儿塔》、《渔家傲》等五十九支。套数《梁州序》(向晚来雨过南轩)、《朝元歌》(花边柳边)、《新水令》(凤城佳节赏元宵)、《新水令》(小园昨夜放江梅)、《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玉交枝》(彤云密布)、《宜春令》(第一来为压惊)等二十套(杂剧也算在套数里面)。此外仅引唱了一套云云，没有录全曲的，凡三十种三十三见。《金瓶梅》中所记的时尚小令、小曲很多，冯沅君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对《金瓶梅》中的曲辞，举出八九十条加以考证，发现见于《雍熙乐府》者凡六十条，见于《词林摘艳》者凡四十六条。而《词林摘艳》在嘉靖四年已有刊本，《雍熙乐府》有嘉靖四十五年中秋日安肃春山序。可见这两个散曲剧曲选本均出现在嘉靖年间，所收散曲当然是在嘉靖年间社会上流行的作品。而《金瓶梅》中出现的小曲、小令等又绝大多数已被这两本曲选本收录。由此，冯沅君先生在《古剧说汇》中认为：“这种现象很可以证明《金瓶梅词话》与这两部曲选纵非同时的产品，其年代当相去不远。因为三书的作者或编者所采用的，当然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曲子。《金瓶梅词话跋》称此书是'世庙一巨公寓言’，此说大约是可信的。”我认为冯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确实是《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社会情况的重要证据。 但是，持“万历说”的研究者并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予以反驳：一是：“残红水上飘”，二是《挂真儿》。我却认为，这两条证据非但不能证明“万历说”的正确，而恰恰相反，证明了“嘉靖说”的正确。 第一，关于“残红水上飘”。《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唱的“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是李日华的作品。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卒于崇祯八年(1635)。可见他主要活动在万历中晚年间。《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其书就必然出现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可以说是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例如，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审探》中就说：“李开先死时，李日华才四岁”，“李开先不可能写定《金瓶梅》”。其实，魏先生搞错了。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戏曲作家。文学家李日华，字君实，浙江嘉兴人，万历进士，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等著作。但他没有作“残红水上飘”。而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此李日华是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或更早，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有的研究者在《金瓶梅成书新探》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残红水上飘”，“《南宫词纪》列入正宫，曲牌为《玉芙蓉》，标题'题情’，署名李日华。《南宫词纪》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俞彦序，出版年代可能更迟。李日华，浙江嘉兴人。生于1565年，卒于1635年或略后。这首曲如果确实是他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可能比本文设想的更迟。本文认为此曲是否李日华的作品未能成为定论。元明曲谱、曲选中署名搞错的例子不胜枚举。李日华有《恬致堂集》四十卷传世，其中不载此曲，此其一，他的《味水轩日记》卷七提到《金瓶梅》而不提此事，此其二。如魏先生一样，该同志也将两个李日华搞错了。因此，他当然不可能在文学家李日华的著作中找到戏曲家李日华的作品。后来另有同志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文中，纠正了魏子云等先生的错误，弄清楚了作“残红水上飘”的李日华，是直隶(南直隶)吴县人的戏曲家李日华。而且知道了“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这些都是对的。但可惜的是他在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此曲流行在万历年间还是嘉靖年间时又发生了问题。他说：“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词话》作者最乐意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所引用的可能性最大。”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我们可以从他改编《西厢记》的情况，考知他大体的活动年代。《西厢记》杂剧是元王实甫的作品。明浙江海盐人崔时佩据王氏《西厢记》改成传奇剧本。李日华又于崔作复加增订，取名为《南调西厢记》。吴戏曲作家陆采又不满于李作，乃重写《南西厢》。陆采自序云：“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陆采与李日华同为吴县人，他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这就是说，陆采不满李作而重写《南西厢记》的时间，最晚不能过嘉靖十六年。由此可推见，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当流行于嘉靖初年(也许更早)。这也就是李日华的活动时间，也是其所作“残红水上飘”曲子的流行时间。退一步讲，此曲的开始流行时间不会过嘉靖，那可能到万历?因此被嘉靖时代的《金瓶梅》的作者所引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持“万历说”者一定要说，此曲流行于万历时代而被《金瓶梅》所引用，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此曲李日华创作于嘉靖初年，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以后的万历时代才流行?如果说李日华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其创作成书到流行于社会相隔几十年，这是可能的，《红楼梦》等小说即如此。但这里李日华创作的却是四段曲子，每段不过二十多字，这样的小曲，如果在作者创作的当时不流行于世的话，恐怕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湮没无闻，更何待于五六十年。 第二，关于《挂真儿》。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时尚小令》云：“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在万历三十四年。这就是说，《打枣竿》、《挂枝儿》“举世传诵”则在万历三十年前后，即万历中期。如果在《金瓶梅》中有此二曲，则可谓是“万历说”的铁证。“万历说”者为此而花了心血。赵景深先生在1941年写的《金瓶梅词话与曲子》文中指出：“至于说'《挂枝儿》不见于词话’(指吴晗先生)，也不曾细检。按，第七十四回末申二姐说：'我唱个《十二月儿挂真儿》与大妗子和娘儿们听罢!’于是她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可见赵先生认为《金瓶梅》七十四回申二姐唱的《挂真儿》即是沈德符所言，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挂枝儿》。但是根据呢?蔡国梁同志在《明人评金瓶梅》一文中指出：“我曾向赵景深教授询及《挂真儿》是否即《挂枝儿》，先生答复说他虽无考察过，但《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但是奇怪的是，1957年赵先生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恰恰又否定了这一点。他说：“这书(《金瓶梅》)显然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叙唱小曲，以万历年间流行的《山坡羊》为多，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赵先生说《山坡羊》在万历年间才流行，这是明显的错误。《山坡羊》在正德年间就流行于世，嘉靖时所编《词林摘艳》及更早的《盛世新声》等曲选中已较多地收录了《山坡羊》，这是事实。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但在《挂真儿》是否即是《挂枝儿》问题上时而肯定时而否定，令人不解。我认为，赵先生的《挂真儿》是《挂枝儿》的别名的说法是欠妥的。《挂真儿》与《挂枝儿》完全是两码事： 一、 《挂枝儿》不是《挂真儿》的别名，而是《打枣竿》的别名。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正生活在《打枣竿》、《挂枝儿》开始流行的万历年间。他在其著《曲律》卷三，第十六条中指出： 北人尚余工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王氏告诉我们，《打枣竿》属北方小曲，而且是文士“反不能作”的民间俗曲，犹如南方吴人的《山歌》。王氏在《曲律》卷四，第一二条又云： 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 王骥德明确指出，《挂枝儿》就是《打枣竿》。北方小曲《打枣竿》流传到南方后，南人拟作，遂易名为《挂枝儿》。《挂枝儿》流行在万历中晚期，天启、崇祯年间，作品甚多，单冯梦龙所辑时调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就收《挂枝儿》小曲四百余首。而《金瓶梅》抄录的百余首曲子中竟没有一首《挂枝儿》，这不正好说明《金瓶梅》写成在万历中期以前吗? 二、 《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就是明证。《琵琶记》第二十六出： 南吕 引子〔挂真儿〕(旦唱)回到清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消。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自造。 《词林摘艳》(嘉靖四年刊本)中亦收有此曲牌。见该书卷二，南九宫： 南吕挂真儿闺情无名氏散套 鸾凰同聘，寻思那时忒志诚。谁信今番心不定，顿将人来薄幸。可怜无限情，也似纸样轻，把往事空思省。 此为散套，以下还有《懒画眉》、《挂梧桐》、《余音》等等。这说明《挂真儿》在嘉靖年间还依然流行，这正是《金瓶梅》所描写的时代。因此《挂真儿》在《金瓶梅》中出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笔者的这个考证只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挂真儿》就是《挂真儿》，而非《挂枝儿》的别名，但意义却非同一般，它不仅确实地证明了赵景深先生推论的错误，从而否定了认为《金瓶梅》写万历朝事，即“万历说”的又一个重要“依据”；而且反过来又为“嘉靖说”增加了一个重要依据。 以上笔者对关于《金瓶梅》时代背景的“万历说”提出的商榷和驳论，已大体包括了“万历说”者所提出的主要论据。至于吴晗先生提出的“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皇木”问题，郑振铎先生提出的《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年代问题，欣欣子《金瓶梅》序的问题，章培恒先生提出的《金瓶梅》中演唱南曲问题，黄霖同志提出的《金瓶梅》抄引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的《忠义水浒传》问题，《别头巾文》问题，等等，由于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而且更多地关系到《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故笔者放在下文中加以专门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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