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诺是如何离开西安的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形势日渐恶劣。中共中央一面积极寻找对策，一面做了最坏的打算。
鉴于蒋介石对红军的长期污蔑，世人对红军知之甚少。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通过宋庆龄寻找一位持中立态度的外国记者到陕北红区采访，让世人了解真实的红军。于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保安。
1936年6月，斯诺在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秘密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军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同年10月中旬，已历时4个月采访的斯诺被告知：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的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这就是说，如果斯诺再不走，就可能回不去了。
其实，当时的军事形势尚未如此严峻，因为到西安事变发生时，保安与西安的交通始终保持着畅通。现在看来，之所以让斯诺在那时必须回去，有可能是考虑到斯诺的安全，以保证其采访的成果能够向全世界报道，更可能是觉得斯诺不宜再在保安待下去了，因为他已经与太多的领导干部及其夫人们打成一片，他的宿舍已经变成了“俱乐部”，使大家迷上了“打扑克牌”，消息已经非常灵通。毕竟，当时还不能让斯诺过多了解红军与张学良的关系。
1936年10月12日早晨，斯诺启程从保安返回西安。博古、杨尚昆、李克农等领导人到城门口送行，还有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当斯诺随着护卫人员离开时，心中非常难过。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斯诺当然知道自己潜入保安所肩负的使命，当时也显然不看好红军充满凶险的前途，但同时也表明斯诺尽管把他的宿舍办成了保安领导层川流不息的“俱乐部”，却对当时保安正在全力以赴推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秘密计划依然一无所知，可见当时保安的保密工作是如何地出色。
就如来时一样，斯诺走的还是秘密小路，一路颇费时日。到洛川时，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他。
斯诺12日从保安出发，20日到洛川，22日到西安，25日回到北京的家中。也就是说，他几乎未在西安停留。当时西安已经是风雨欲来，作为资深记者的斯诺却毫无感觉地与历史插肩而过。这种离奇的反常，很可能与一件突如其来的怪事有关。
就在卡车到达西安后，发生了一件让斯诺心惊胆颤的事情：他装着十几本日记、笔记、三十卷胶卷和好几磅重的红色杂志、报纸、文件的那只包不见了！尽管斯诺忧心如焚，司机却轻描淡写地说可能错卸在咸阳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在西安府一个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幸亏，第二天那个包裹居然平安地回到了斯诺手中。
斯诺的往返红区，都经过邓发与李克农的精心安排并受到严密保护，很难想象会如此失职，在红军的秘密卡车上、在护送人员的眼皮底下，竟然轻易丢失了可能使得斯诺与保安都空忙一场的包裹还一无所知。而且，所谓的包裹丢失居然只是疏忽大意有惊无险，唯一的后果就是使得饱受惊吓的斯诺丧失了新闻记者特有的职业敏感，再也无心在西安久留而立即离去，唯恐那些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还会得而复失，以致未能意识到西安即将面临连斯诺夫人当时都早已有所察觉的暴风骤雨，从而错过了亲历与报道西安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斯诺夫人写道：“他为满载而归而高兴得不能自持，也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他所有的卷宗、胶卷和笔记本都安然无恙地在地板上放着。”（海伦·斯诺著，华谊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对于斯诺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斯诺夫人做了这样的描述：“如果埃德是一名共产党人，他的报道将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是个记者，把事实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是在年复一年地观察事实的基础上这样做的。他完全没有个人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自私和主观的目的。”（《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193-194页）
斯诺夫人似乎在表示，持如此立场的斯诺确实也不适合来报道西安事变。事实上，能够报道西安事变的，当时也已经另有其人，那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二）斯诺夫人是如何离开西安的
斯诺与斯诺夫人都是资深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前夕，他俩都到过西安。然而，他俩却匪夷所思地先后与事变擦肩而过，未能亲自报道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1936年9月的一天，埃德加·斯诺在北京的家中来了一位红都保安的信使，把正在红区访问的斯诺的一封家信，带给了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希望她能跟随信使，前往红区与斯诺会面。
这信是斯诺在1936年8月3日写的，也就是到保安后不久。但由于形势的迅速变化，保安已经不希望再有外国记者到访西安，更不希望到访保安。
海伦在其《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中说，到西安后，负责接待她的中共党员、张学良的副官刘鼎的态度并不热情，他告诉斯诺夫人：只有一辆小卡车，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行李需要运送，给海伦腾地方实在不容易。因为军队在调动，要把卡车开过分界线很困难。他还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斯诺现在何处，在干什么事情。还认为斯诺夫人看上去没有健壮到足以进行这样一次旅行的程度，并且提出疑问：“你为什么要去呢？”
最后，刘鼎告诉海伦，卡车可能在任何一天的拂晓出发，他会提前通知她，要她在接到通知后几小时内做好出发准备，并且必须独自前往汽车停放的秘密地点。海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真让人气馁。”
刘鼎的态度显然表明红区并不欢迎海伦。
随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海伦写道：“在西安，大约有两周的时间，我每天急得死去活来，期待着第二天早晨就出发，开危险的旅程，到刘鼎所说的我可能被不定期地放逐在那儿的地方去。我过于紧张和激动，以致食不知味，寝不安席。”
但刘鼎依然无动于衷，他几次打电话通知海伦，那辆小卡车尚未到达。由于军事演习，卡车被阻在渭河对岸了。海伦写道：“他无法查明我丈夫将在什么时候返回，但他认为，由于需要，几乎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劝我立即离开西安，部分是为了不把注意力引向斯诺，如果他被发现，一定会失去胶片和笔记本。”
从斯诺夫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她觉得刘鼎不仅是在敷衍，简直就是在撵她回北京。因此她继续写道：“我根本不想离开西安。虽然我是一个蹩脚的女记者，但在我可以不费力地得到一个有价值故事的时候，我能看得出来，而现在这里就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记录历史的机会。”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海伦已经“看得出来”西安即将发生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正当斯诺夫人“根本不想离开西安”之际，她突然遇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无法抗拒的诱惑。她写道：“少帅派人来请我去，他想要求我作为唯一可以见到的外国记者，通过埃德（斯诺）所在的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作为“一个蹩脚的女记者”突然受到如此青睐，荣获如此良机，海伦不禁大喜过望。
10月3日下午6时，斯诺夫人去见张学良时，她说自己“几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张学良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接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五个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截然相反。他爆炸性的正式声明如下：'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侮，那么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如近来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会见结束后，他走过来与我握手。这是一种盟约、保证。”（〔美〕海伦·斯诺著，华谊译：《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小记者得到了足以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新闻，海伦的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又让海伦大失所望，她竟然无法在西安发出她的报道：“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不甘心的海伦经过几天努力，依然无法向北京的报社发出手中的重要新闻，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返回北京。在刘鼎的催促下，虽然极不想走又不得不走的斯诺夫人在专人的陪同下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西安，那天是1936年10月7日。
现在看来，斯诺夫人显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许，海伦根本就不可能捡到西瓜，因为能够捡到西瓜的人只能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附记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斯诺夫妇北平家中的小客厅，成了进步学生和地下党的聚集场所。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外国记者采访，还以记者身份参加了游行和报道。
1937年，海伦独自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并广泛接触边区的各界人士，写出《续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
1949年斯诺夫妇离婚。海伦时年42岁，没有子女，也没有再婚，名字中始终保留着“斯诺”这个夫姓，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麦迪逊镇，斯诺用《西行漫记》稿费买下的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时代的古老农舍，用笔名尼姆·威尔斯继续写作，并获得两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晚年进养老院。
到访的中国客人经常向她伸出援手以改善其拮据的生活，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海伦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7年1月11日，海伦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0岁。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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