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帝为了把东北变成它们完成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一手炮制伪满洲国，借此加强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然而，日帝更险恶的用心是为了彻底改变东北的人口构成比例，以便对东北进行长久的殖民统治。占领东北第二年伊始，日帝就向东北实行日本人“农业移民政策”。按日帝的计划，让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定居，并在东北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使其成为进行殖民统治的稳固的社会基础。日帝为了顺利地实现“满洲农业移民政策”，并消除将来会给日本人带来的威胁，对中国关内汉族和朝鲜人则实行了“限制”和“放任”政策。显然，日帝对不同民族的不同的移民政策，蕴含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然而，日帝在实行这一政策的同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防备和镇压中朝人民的反抗。这是日帝制定“满洲农业移民政策”的关键所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所推行的“满洲农业移民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1932年至1936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称之为“实验移民阶段”。1937年至194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称之为“正式移民阶段”。1942年至1945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称之为“移民政策崩溃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就是对中朝二民族实行“限制”和“放任”移民政策的时期。本文拟探讨这一时期日帝的移民政策。
二、日帝推行农业移民政策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占领东北三省，可谓完成了其多年的宿愿。日帝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强有力地推行大陆政策，并把东北看成是与日本生存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为此它们甚至主张，因为“满洲对日本国民的生存有绝对的关系，故日本理所当然地在满洲有寻求生存之权”[1]（第四卷，P2）。“九·一八”事变后， 为了对这个得之不易的宝地进行永久的殖民统治，日帝也一再强调，“为了满洲，我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作为我国的一个国策，应该根深蒂固地，坚强地在满洲生活。此后，不再有为满洲爆发战争或流血的惨祸”[2 ]（P8—9）。为达到这一目的，日帝占领东北以后， 把巩固和安定东北的社会秩序，当成首当其冲的任务，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里加强了殖民统治。
日帝从1932年开始推行的日本人农业移民政策，就是加强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完成殖民体系，巩固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日帝为推行这一政策，提出了所谓“满洲开拓论”，即以开发东北为名，向东北大量输送日本人，把东北改成它们实现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为此，1932年2月，关东军首先提出了所谓“满洲农业移民政策”， 其内容主要包括“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三项政策。这些移民方案具体地阐述了日本人农业移民的构成和方式，以及占领土地的地区和手段。那么，日帝通过农业移民，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概括。
第一，对东三省的经济掠夺，尤其农业掠夺，需要大量日本人力的存在。东三省的面积为朝鲜、日本、库页岛之和的三倍，是世界上有名的农业地区之一。一望无际的东北大平原，无所不产。尤其东北所产的黄豆，作为战略和生活物质，风靡世界。在这里，还有大量的未耕地。据统计，至30年代初期，东北的未耕地尚存整个面积的55.5%，其中奉天省占30%，吉林省占54%，黑龙江省占69%[3]（P11）。即除了奉天省以外，吉、黑两省一半以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在东北，工业资源也非常丰富。木材、铁矿、煤炭、石油等资源，无所不藏，无所不丰。仅以铁矿资源而言，东北的埋藏量为4亿7千万吨，这比日本1亿2千万吨的埋藏量多4倍[3]（P15）。要掠夺这么丰富的农产物和矿藏资源， 日帝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日帝从过去的经验里感到，即使是在条约里取得了多么大的权益，如果没有日本国民的就地监督和掠夺，那些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和实现。所以，存在权益的地区居住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力是必需的。
第二，解决日本国内的土地问题和人口问题。日本是岛国，国土狭窄，人口众多，人口、就业、土地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尤其是每年以100万数量增长的人口增长率，使农村的经济更加贫困化。 就土地而言，当时日本农村的每户平均占耕地一町步。如果按日本的财产继承法，长子继承这一土地，次子和三子就无地可继承[2]。 日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尝试向巴西等南美地区移民。但是，这些国家不仅路途遥远，又风土迥异，不甚理想。而东北与日本相距较近，且地旷人稀，风物亲近，是日本移民的最理想之地。“九·一八”事变后，就日本在东北划分的适合日本人移民之地的146个县而言，未耕地有2500万町步。 如果按日本的“百万户送出计划”，5年内移民100万户，每户若分得土地20町步，总计2000町步，尚有余地[4]（第七编，P9）。何况， 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对日本移民来说，有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即在这里，日本人因享受治外法权，在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能得到特殊待遇。日本农业移民的方法是，动员农业户口中最贫穷的农户移民到东北。当时，在日本农村，25%的农民占有不到5反步的土地。 日本企图把其中的60%迁到东北，形成占东北人口10%的日本农民军[5 ]（P3—10）。
第三，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监视，建立以日本人为核心的伪满洲国。日本认为，建立“满洲国”的意义，在于使其成为确立东亚共荣圈的基点。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应使日本开拓民成为“满洲国”五族的核心，并处在各种事业的领导地位。日本开拓民深入到原住民之中去，同他们融合在一起，给予农业经营和技术的指导。这样，指导土著居民为发展“国力”起较大的作用。这是日本文化扩展到中国大陆的一种最好手段。但是，在推行这一政策中，因为东北是农业地区，不能从日本只派学生、官吏或工商业者，而必须大量迁移农民，指导当地的中国农民，这才是关键的问题[6]（第一辑，P1—2）。那么，在整个东北人口中，日本人占有多少方能起核心作用呢？“九·一八”事变当时，东北有3000万人口，推测过20年将达到5000万人。日帝推算，东北社会要达到较稳定和保持秩序，以保障日本对东北进行长久的和安全的统治，过20年后，日本人在东北至少达到500万人[7]（P19）。
第四，为了进攻苏联，确保前阵基地。日本农业开拓民的任务，不仅在于对东北的开发，还在于要担负起对“日满”的国防。不过在这里所说的“国防”，其实真正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对此，满铁总裁室弘报课也提到，日本对北满的移民，在于起领导作用的同时，加强对苏联的警备，扶植自治性的农民。他甚至提到，解决日本农村问题是次要的问题，而解决国防才是首当其冲的任务。如果没有国防上的需要，也许没有满洲移民[5]。1932年缔结的“日满议定书”， 尽管规定日满共同负责国防，但实际上由日帝全权负责。为此，日帝制定所谓“北边振兴计划”，让日军驻扎在北满第一线，开拓民在其后，让日本开拓民担负连络后防和补充战略物质以及镇守北边的任务。
总之，日帝推行东北农业移民的目的，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要在东北人口中让日本人占有一定的比例，以便日本人在伪满洲国中稳定地处在核心地位，并为将来进攻苏联打下人力、物力基础。日帝为达到这样的一举两得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翌年伊始，就大力推行了满洲农业移民政策。
三、对汉族“限制”，对朝鲜族“放任”的移民政策
日帝的“满洲农业移民政策”，以日本人为主体而推行，对汉朝二民族的移民政策也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1932年关东军特务部制定了“满洲移民要纲”，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对汉朝二民族的移民政策。规定汉朝二民族移至东北的过程中，在社会秩序、占有土地、地域选择等方面不能为日本移民带来不便。此外，即使是对汉朝二民族的移民政策，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对朝鲜人迁入东北，日伪采取了“放任”政策。即把着眼点放在安定既住东北的朝鲜族农民身上，而对新移民者则采取了不积极奖励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满铁、拓务省、朝鲜总督府等机关均制定了有关朝鲜人移民政策。例如，1932年1月， 满铁地方农务课制定《在满洲移民策要纲》，同月，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制定《鲜农移植计划书》，全满朝鲜人民会联合会发表《关于在满朝鲜人救护和将来移住奖励计划》，同年6月， 朝鲜总督府外事课发表《关于对满朝鲜人移民》，1932年8月，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第一班制定《朝鲜人移民对策案大纲》，同年12月，关东军制定《朝鲜移住民处理要纲》等。
但是，对朝鲜人的移民，关东军、满铁和朝鲜总督府的立场是相异的。“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和满铁对朝鲜人移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对朝鲜人移民采取不阻止，不奖励，任其自然的态度，并以此作为朝鲜人移民的根本方针[8]（2—1续篇，P371—372）。换言之，他们对朝鲜人的移住，事实上是抱有不欢迎态度的。他们主张，现阶段不宜奖励朝鲜人迁移到东北，这个问题应推迟到安定和解决满洲既住朝鲜族农民问题之后。因为，如果奖励朝鲜人移住，并大量地到东北来，对东北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会带来许多弊端。他们认为，受到“九·一八”事变冲击，先住东北的大量朝鲜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整个朝鲜人社会尚未得到安宁。如果又有大量的朝鲜人迁入东北，就会给东北的社会治安带来新的问题。何况，朝鲜农民90%以上是属于绝对生活贫困者，生活极不稳定，流动性特强，从而很难控制。
1932年7月， 满铁经济调查会第二部第一班作成的《在满鲜人根本对策》中，主张在统治朝鲜人移民的同时，要加强防范朝鲜知识阶级的迁入。因为，在东北搞朝鲜独立运动的鲜人，是统治东北朝鲜人的最大障碍。而这些人尽管分为民族派、共产派等许多团体，但大多数是由朝鲜知识人来组成的，所以在原则上应限制朝鲜人迁入东北。为此，朝鲜总督府和在东北的各个机关有必要紧密配合，采取较稳妥的方法和手段[8]（292—293）。
关东军的态度尤为明朗。他们认为，“满洲国”建立之前，尽管存在奉系军阀的迫害，但迁入东北的朝鲜人已达到了100万。 现已没有“暴政”，建立了“王道乐土”，“民族协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人即使没有任何“奖励”，也会主动迁到东北来的。此外，朝鲜人除了具有耕作水田的特技以外别无它技，所以新“满洲国”对他们不抱更多的奢望；日本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设立新的补助机构，没有必要奖励移民。而新国家的移民政策，重点应放在日本农民的移植上。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擅长种植水田，朝鲜人无疑成为日本人的有力的竞争者，故应当排除给日本移民事业会带来的威胁。为此，对朝鲜人的移民，应采取只限于不拒绝、勿奖励，移住地域则限于延边和东边道的政策[8]。
关东军和满铁的朝鲜人移民计划，遭到了朝鲜总督府的强烈反对。作为在东北的日本最高侵略机关，关东军和满铁在朝鲜人移民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东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安全，而朝鲜总督府则首先想到的是稳定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当时朝鲜国内在日帝的残酷统治下，社会矛盾非常尖锐。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也强烈地冲击了朝鲜国内。由于丧失土地，人口激增，产业不振等原因，每年出现30多万农业失业者和6万多游民。1932年则有680万名破产者和120万名火田民。加之， 由东拓组织的日本移民，每年从日本平均迁入14000名。仅1928年， 日本人迁入4400户，占地10174町步。至1929 年日本金融资本家占有朝鲜全国土的62%[9]，给朝鲜的工人、农民带来了极端的贫困。 结果朝鲜国内民族矛盾激化，1930年至1932年全国各地掀起反日运动，极大地威胁着日帝的殖民统治。为此，日帝企图通过满洲移民来缓解朝鲜国内民族矛盾，巩固殖民统治。
朝鲜总督府于1932年6月发表了《关于对满朝鲜人移民》的文章， 阐述了他们对朝鲜移民的基本立场。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的满洲移民计划里应包括朝鲜移民计划，这与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理由是，朝鲜和日本一样，都是山国。国土狭窄，耕地面积小，农村每户耕地面积只有1町3反步，且土地贫瘠，气候不顺。由于朝鲜的人口增长快，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苦。其实，一百多万朝鲜人到东北定居，并非因为东北是乐土，而是他们不堪忍受朝鲜国内贫穷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地价甚廉，可耕地很多。所以，如果对他们因地制宜地进行指导，东北会成为朝鲜人从事农业的“安乐地”。这将对朝鲜的统治非常有利。加之，如果让朝鲜人到东北定居，比起日本人定居东北，所用资金较少，能让更多的朝鲜人移居东北。如果只有日本人移民，而没有朝鲜人移民，移民政策是不会取得实效的，也是不完全的[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朝鲜人到东北定居。入植条件规定，入植者必须经朝鲜各郡、邑、面的审查和推荐，应靠证明书移住。而那些所谓有赌博癖者、懒惰者、入植后有可能负债者，尤其对日本非亲和者，不许迁入东北[10]（P350—351）。 这是朝鲜总督府忧虑朝鲜各地正在兴起的反日斗争漫延到东北，威胁东北殖民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朝鲜总督府和关东军在朝鲜人移民问题上意见分歧，但最后还是达成了妥协。关东军于1932年12月发表了《朝鲜人移住处理要纲》，决定至1934年首先处理受“九·一八”事变之害的东北朝鲜族问题，自1935年始则实行新规入植政策。即1934年以前将流浪者、无固定职业者、从事不正当职业者、归顺者等大部分安置于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经营的河东和营口农村，其余则收容于领事馆、总督府，或个人计划经营的农场。1935年以后， 则将新规入植者收容于间岛和东边道适宜入植的地区[10]（P249—250）。
同一时期，日帝对关内汉族的移民政策与朝鲜人不同，一直采取了兼用“不放任”和“不拒绝”之限制政策。并在1932年6 月满铁第二部第一班作成的《中国人移民对策要纲》里阐述了四条理由。
首先，从经济上看，汉族在过去的4000年里，以其勤劳和忍耐性，并用固有的耕作技术，在开发东北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在的东北，人口过剩或处在饱和状态，汉族从经济上带来的利益，远不及过去。加之最近的汉族大部分是穷民，并非为东北经济界所欢迎。例如，关内汉民出关时所持金较少，但入关时的收得金往往有出关时所持金的几倍或几十倍。这就会给东北带来莫大的经济损失。[10]
其次，从政治上看，如果对伪满洲国抱有不满情绪的汉族流入东北，那么在东北很难维持政治秩序。例如，汉族对伪满洲国“理解”不太够，很难理解新国家的意义。此外，担负破坏国民精神和新国家任务、使命的危险分子，混进东北甚易，却很难控制。再则，若生活程度和文化程度尚处在低位的汉族大量迁入，不仅阻碍先住国民生活水准的向上，还会使新移住者对生活感到绝望，很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扰乱者。
再次，从社会上看，汉族移民的男女比率悬殊，会导致东北人口男女比率不均衡状态的激化。另外缺乏卫生观念的汉族移民流入，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并且，他们是缺乏社会教育的贫穷移民，会阻碍东北住民的道德向上和文化的发展。
最后，从给日朝移民的影响上看，汉族的移入不仅使日朝移民的移住地变窄，还会带来许多恶劣影响。即如果放任汉族移入，因降低了东北住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准，会影响生活水准更高的日朝移民的迁入。由于汉民的迁入而发生的疾病灾害，会传染给比他们体质更弱的日朝移民。此外，以乡土团体和血缘团体为经济生活基础的汉民社会，比起日朝移民的生活形态，其义理观念更为坚固，这会导致汉民和日朝移民间的民族矛盾[10]。
日帝由于上述的理由，不许对伪满洲国的成立抱有绝对反感的汉族流入东北。然而，日帝也非常清楚，无论从地理上、历史上或现实上考虑，把关内和东北相分开，割断其联系，是非常愚蠢的，因此采取了不完全拒绝的态度。单纯从现实意义上讲，如果绝对拒绝关内汉族迁入东北，会招来不堪设想的社会后果。关内汉族迁入东北，主要是为了摆脱由天灾和战祸引起的饥饿和危险状态。而当时的东北，是在中国北部地区中尚属较安全的地区。如果绝对地拒绝他们迁入东北，不仅是人道问题，更违背东北3000万中国人的意愿，也会引起中国关内人民的强烈的反感，这将最后导致“新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动摇。因此，日帝对关内汉族的迁入，既不能放任，又不能绝对拒绝。日帝最后还是采取了限制移住的政策。
日帝限制关内汉族的迁入，有两种方法。第一是限制每年迁入的移民数，第二是限制移民资格。即政治搅乱者，肉体上或精神上有缺陷者，极端贫穷者，没有确实身份保障者等，均属拒绝迁入的范畴。
四、东北移民结构比例的变化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所推行的不同的移民政策，使东北民族移民比例发生了变化。日帝在大力推行日本人满洲农业移民的同时，对朝鲜人和汉族则分别采取“放任”和“限制”政策，为改变东北人口的民族比例迈出了一步。
1932年至1936年的移民实验阶段，日本拓务省分五次组织和派遣了满洲农业移民。第一次开拓民是由日本十一个县组织的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主要以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组成。 这批移民有493 户， 于1932年10月13日入植属北满地区的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第二次开拓民是由494户组成的佳木斯屯垦第二大队，于1933年7月入植三江省依兰县七虎力。第三次开拓民是由298户组成，于1934年10 月入植滨江省绥棱县北大沟。上述三次开拓民，又称之为武装移民，其资格必须是在乡军人，或在西日本五个训练所受过训练的日本人。他们从敦贺港出发，在清津上陆，再改乘火车，经图们、蛟河等地，进入滨北线，在克音河站下车，到预定地入植[11]（1940，P57—58）。第四次开拓民共由500户组成。其中300户作为先遣队，于1935年5月入植牡丹江省密山县城子河。翌年3月，其余200户入植哈达河。第五次开拓民共1000户，从1936年3月开始先后入植于牡丹江省密山县永安屯（300户）、朝阳屯（300户）、黑台（200户）、信浓村（200户）。
日本拓务省至1936年共派出五次农业移民，总户数有2785户。这一时期的日本移民是带有实验性的，即为以后的大批移民试探其可能性和确实性。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前，日帝也曾尝试过农业移民，但均归失败。 第一次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组织的在乡军人开拓民。 满铁自1914年至1917年，从其守备队退伍军人中收容34户定住满铁附属地之内经营农业。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未能适应东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大部分回到了日本。第二次是由关东厅推行的爱川村开拓民。1915年关东厅为了在锦州附近经营水田，收容15户日本农家，并为他们提供了土地和各种农具。但是这次移民也未能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最后只剩下一户。第三次是由大连农事株式会社组织的开拓民。该会社从1915年开始三年内收容72户。但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最后也归于失败。
从“九·一八”事变以前的这三次失败中，日本拓务省也注意到，中国东北地区不同于日本，气候寒冷，风俗繁杂，日本人不易在此定居。“九·一八”事变后，日帝所推行的实验移民，就是吸取这些教训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这五次实验移民中，日帝认为，尽管出现了土龙山事件等不愉快事件，但总体上讲还是取得了成功，故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二十个年百万户开拓民计划”。日帝对朝鲜人移民尽管采取“放任”不节制政策，但事与愿违，更助长了朝鲜人渡满的浪潮。其迁入的规模、速度大大超过了“九·一八”事变以前。1932年至1936年朝鲜人渡满的人数平均每年达到了5.6万[12]（1936，P311）。例如仅1935 年一年迁入东北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这甚至达到了“九·一八”事变以前一年迁入的4倍以上[12]（P359）。据日本大使馆的调查， “九·一八”事变前后各三年东北朝鲜族增加的趋势是，1927年末东北朝鲜族的总数为558280人，到1930年末则增至607119 人。 这三年间平均增加数为16279人。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 朝鲜人渡满人数有了大幅度提高。1933年末东北朝鲜族人数为673794人，但到1936年则增至888181人，三年内朝鲜族人数增加了214387人，三年内平均每年增加了 71462人[14]（P276）。换言之，“九·一八”事变以后，这三年之内增加的人数，比事变以前的三年平均每年增加55183人。然而， 这仅仅是日方正式统计的数字，并不包括散居在山间僻地游移的朝鲜人。其实，这一部分人数比正式统计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汉族迁入东北的人数明显减少。日伪为按上述的条件限制关内汉民的迁入，首先在东北设移民总局和分局，制定移民法，严格把关和统制关内汉民的流入。为便于检查，移民局设置于处在入满交通要道的大连、营口、安东（现为丹东）、山海关、珲春、龙井村等地。并把这些移民局作为入满基地，检查和处理移民证和护照，征收保证金，检疫，遣送资格不备者等事宜。由于入满条件刻薄，路途关卡多，关内汉民比“九·一八”事变以前入满人数减少了许多。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三年，关内汉族入满人数1928年为1074467人，1929年1046291人，1930年748213人。但事变爆发后头三年汉族迁入人数骤减，即1931年为467403人，1932年为414034人，1933年618962人[11]（P276）。
从上述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个民族迁入东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由于日帝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政策，三个民族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即朝日两民族移入东北处在上升的趋势，而关内汉族则处在减少的局面。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民族的东北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而这是日帝为推行日本人满洲农业移民政策，对朝鲜人推行“放任”政策，对汉族则采取“限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了满洲农业移民政策，反映了日帝改变东北民族人口结构的迫切性。朝鲜人大量涌入东北，与日帝的初衷事与愿违，却反映了朝鲜人到东北改变其生活处境的愿望。而汉族移民的减少，则正好满足了日帝的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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