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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下

​《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众多,但作者对每个人物的掌握和描写,做到篇篇有新意,人人有特点,个个有个性。描写的青年妇女达几十名之多,不仅个个都是那么漂亮、聪明、热情、可爱,而且性格彼此各不相同。对人物的描写,文字也都十分简练,往往只用几个字就把少女的美丽、伶俐等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语言艺术方面,《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短篇小说集中,也以简洁、精练著称。有的学者说,蒲松龄在语言上锤炼得具有千金不易一字的功力。例如《红玉》这一篇,作者只用了32个字,就把冯相如和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描写得维妙维肖!《罗刹海市》的开篇,作者只用了39个字,就把人物的姓氏、身世、外貌、衣着打扮、性格和爱好等刻画得栩栩如生。《聊斋志异》在语言艺术方面,除了以简洁精练、形象生动著称之外,同时还极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作者凝练的文字,卓越的语言技巧,笃厚的文字功底,使得《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更放异彩!

创作艺术的独特,语言艺术的高超,使毛泽东对《聊斋志异》一直青睐之至,暇不释卷。

毛泽东最爱读《聊斋志异》,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只是从作者和作品的方面来分析的,就是这方面的分析,笔者自知也是非常浅薄的。实际上与毛泽东本人的因素如理想追求、文化素养、性格爱好等也是密切相关的。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非常爱读中国历史,把阅读中国历史作为认识和了解中国过去的一条重要的途径。毛泽东也很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唐诗、宋词和中国古典小说,这是他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重要的途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著,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清代初期社会的历史。因此,它博得毛泽东的喜爱,这是很合逻辑的。如果毛泽东主观上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客观上的东西再好,也是很难引起他的兴趣的。对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笔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这大概是很多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这部名著,毛泽东到底是怎样阅读的呢?这知道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了。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如同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一样,是多视角的。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外部条件或不同的内在要求,阅读的视角是不同的。这是毛泽东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

那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毛泽东是从哪些视角阅读《聊斋志异》的呢?

历史的视角。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与何其芳等谈我国的古典文学,在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这是毛泽东对《聊斋志异》的一种评价,也是他读《聊斋志异》的一种方法。实际上,从延安时期往后的岁月,尤其是晚年的岁月,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差不多都是把它当作清朝的历史来阅读的。对于这一点,从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在50年代读《白莲教》、《小谢》、《细侯》这三篇小说时写的批注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拿读《细侯》这一篇来说,《细侯》作者本来描写的是家境贫困潦倒的满生与妓女贾氏细侯的一段相恋、相爱的故事,可是毛泽东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读《白莲教》这一篇,看到了“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很显然,他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

在与何其芳等的这一次谈话中,为了表明他的上述看法,他还以《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这一篇故事为例,他认为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他说:“《席方平》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借描写阴间的黑暗,来揭露清朝的人世间的黑暗。它描写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以至冥王都是贪污受贿,不问是非曲直。阴间的最高统治者冥王,对受地主老财的迫害,因而冤枉死的人来告状,不但不受理,而且用酷刑迫害。结论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其甚于阳间。”(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2页)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的代表作之一。席方平是人名,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故事说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有过一些不和。这位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最后席廉浑身红肿,惨叫着死去。父亲惨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发誓说:“我要到阴间为父伸冤。”果然席方平的魂魄离开了身体,来到了阴间之后,远远地看见他父亲在向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听了父亲的诉说,更加痛恨狱吏,遂写好状子,向城隍(在旧社会里,被说成是十分正直的地方阴司官)告状。城隍因受了羊某的贿赂,看了席方平的状子后,硬说席的控告证据不足,不能成立。席方平气愤至极,继续往上告,告到郡司。由于郡司也受了贿赂,他不但不受理席的状子,还将席痛打一顿,仍将此案交城隍办理。席方平只好又回到城隍辖区,尝尽了械梏之苦,而不能伸冤。城隍怕席再告状,就派人将席押送回阳间的家。鬼差押席到家门口就走了,席又悄悄回阴司,状告到冥王那里。谁知冥王偏袒城隍和郡司,不容席诉说,就下令打他二十大板。席方平厉声问道:“小人何罪?”冥王仿佛没有听到。席在酷刑下愤愤不平喊道:“我是该打的。谁叫我没有钱!”冥王更加发怒,叫鬼卒把席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冥王问他还敢再告吗?席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冥王听后更加大怒,又叫两个鬼卒把席的身子锯成两半,席疼痛难以忍受,却硬是一声不吭。行刑的两个鬼卒大加钦佩说,真是条硬汉子!掌锯的鬼卒同情他是孝子,不忍锯他的心,锯子故意锯偏才没有伤他那颗心。不一会儿,身子被劈成两半。冥王问席还告吗?席怕再遭毒刑,便谎说,不告了。冥王立即叫鬼差把他送回阳间。

席方平回到阳间,他想阴间的黑暗比阳间还厉害。可是他还不死心,要到玉皇大帝那里再告。他听说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亲戚,聪明正直。于是席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席到阴间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愤怒哭啼不吃奶,活了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了阳寿三纪(古代的一种计时方法,一纪为12年)

《席方平》这一篇,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对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还常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同志讲述这个故事。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岳瑟:《鲁艺漫忆》,《中国作家》1990年第6期)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身边的同志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从历史的视角读《聊斋志异》,把《聊斋志异》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条主要的方法,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如果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聊斋志异》是着重于看故事,那么,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到了晚年,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笔者认为,就是着重于读清朝社会的历史了。

战略和战术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之处。《聊斋志异》不是兵书,也不是战略战术的专著,毛泽东怎么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去阅读的呢?

为了说明毛泽东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里,笔者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在60年代初与何其芳的一次谈话。

时间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丰泽园住地的颐年堂。大约在1959年4、5月间,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议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工作落实到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大概是到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已经编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选、充实。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说明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以便引导读者结合实际更好地阅读。序言,毛泽东让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给他看。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毛泽东看了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他的住地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毛泽东在与何其芳谈话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接着,谈话就转入正题,谈到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请他审阅稿子)。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笔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说完《妖术》和《宋定伯捉鬼》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7页)

这次谈话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对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将修改稿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值北京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又一次审阅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并且在这个修改稿的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亲笔加写了以下一大段话: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挎。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除了加写的这一大段话之外,毛泽东对这个序言修改稿还有两处重要的修改。一处是,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增写了:“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序言中原话是这样写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看了这段话之后又加写了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又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两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地又一次约见了何其芳。一见面,毛泽东就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说着,他还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几位同志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要何其芳再增写几句,讲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29——130页)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书序言中说:“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们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们,因之或许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视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密切结合的必要的。”《聊斋志异》中描写的许多个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许多故事一样,既表现了战略上的藐视,又描写了战术上的重视。正如毛泽东所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就拿《妖术》这篇故事来说吧。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说他三天就死的预言,没有受到讹诈。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静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个纸人。接着又一个狰狞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他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这个故事说明,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就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敢于战胜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败。

说到毛泽东从战略的视角读《聊斋志异》,还有这样一段历史趣闻: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向与会的同志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在讲了1958年炮击金门的事之后说,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他那如同我国历史文化知识库的大脑里立刻又浮现出了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我国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说着,他就很有兴趣地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泽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又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毛泽东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风趣的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们哄堂大笑。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注明“笑声”二字的就有六处之多。毛泽东认为,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在这次讲话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与周恩来、陈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了上述“狂生夜坐”这个故事。在毛泽东看来,对鬼也要讲究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战胜的。

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就是这样,他不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在阅读过程中,还紧密结合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实际,由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现实斗争的战略和战术。既联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又联想到中国国内的种种魔鬼残余。他把《聊斋志异》中一个个与妖、狐、鬼作斗争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大特点。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之所以那样用心,那样津津有味,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生产斗争的视角。从生产斗争的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特点。在我国古代的著名作家中,在农村生活时间最长、对农民最熟悉、最了解的,大概就要算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蒲松龄的一生差不多都是在家乡山东淄川农村度过的。因为他长期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不仅亲眼目睹了风、雹、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在农村造成的种种悲凉凄惨的情景,而且还亲身经历广大农民预防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种种的生产斗争的实践。他不仅熟悉农村,了解农民,而且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学习、掌握了许多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的描写,既是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剪影,也是封建社会我国农村和农民从事生产斗争、生活习俗、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宰杀等各种知识和经验的实录。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我国北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识丛书。毛泽东说过:“《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的史料”,既包括阶级斗争的史料,也包括生产斗争的史料。《聊斋志异》中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知识,所以,毛泽东常常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来阅读《聊斋志异》。

就以毛泽东读《狼三则》这篇故事来说吧。这篇故事包括三则小故事,都写的是屠夫与狼的斗争。第一则,写一屠夫被狼追着,他用卖肉用的铁钩子把肉挂在树上,狼缘树求肉,结果“钩刺狼腭,如鱼吞饵”,缢死于树。第二则,写一屠夫依靠场边的麦垛,先杀死面前的一只狼,又杀死麦垛后边正在打洞的那只狼。第三则,写一屠夫以窝棚为掩护,用小刀割开狼伸进来的前爪,用吹猪的方法置狼于死地。这三则小故事,都是写屠夫运用自己的生产知识杀死贪欲很强的恶狼的。这篇故事,毛泽东早就读得很熟。据何其芳回忆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夕,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和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个党员教师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谈到了《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这篇《狼》中的第三则小故事: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他。道路旁边有晚上耕地的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有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后来他就用这把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他出窝棚去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了,口张开不能合了,于是他就把狼背回家去。

何其芳回忆说,毛泽东以这个故事为例子,来说明作者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讲完了这个故事后,毛泽东还笑着对他们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73页)这是毛泽东对作者蒲松龄的称赞。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屠夫宰猪一定是见得很多的。正因为他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才写出了这样令人爱读的故事。

类似《狼》这样含有生产斗争知识的故事,《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

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从生产斗争这个视角去加以理解,把小说当作生产斗争知识来读,从阅读这些故事当中来学习生产斗争知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又一个独特之处。

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阅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知道,名震中外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大约从30岁开始,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它是蒲松龄一生殚精竭力之作。《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除了作者长期的农村生活基础和创作才能外,与他大量地调查研究和自觉地长年不懈地搜集写作素材是分不开的。

清代以来,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传说颇多。传说他在塾师教书之余,专门从济南移植“白玉垂丝菊”,精心制做“蜜饯菊桑茶”,用驰名的柳泉水沏泡,招徕远近往来行人说故事。山东潍县年画界有一位有名的画商“年画张”,对蒲松龄极为敬重,两人友谊很深。“年画张”每年腊月进画,卖画,或者春天去江苏扬州、姑苏一带搜集画稿或购买雕板优质木材,都要从蒲松龄的家乡淄川经过,一年中要往返好几次。“年画张”知道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就主动帮助他搜集民间故事。因为他走的地方多,听到的传说和搜集的民间故事也多,而且他还自己动手帮助蒲松龄修改、创作。据传说,有一天早晨,“年画张”给蒲松龄讲了三个民间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一下子就提供了五篇创作素材。恰好这一天李希梅又带来了由济南、曹州朋友处寄来的两篇。这样,蒲松龄在一天中就搜集到七篇故事和素材。(“年画张”的材料见杲红星、王赤生编《蒲松龄轶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对蒲松龄的调查研究和搜集民间资料,我国的有关史籍中亦有记载。最为详细的,大概要数邹弢著的《三借庐笔谭》卷六中的一段:“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菇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据载,在辽宁金县人民口头上也有这种传说,说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写不下去了,就煮了一锅绿豆汤给南来北往的人歇脚,解渴,说故事。他把故事听多了,品透了,再回去写。这回可跟以前大不一样,“那笔就像捅着泉眼了似的,一溜两行的字儿,自己就冒出来了。”(《蒲松龄的传说》,《民间文学》1963年第6期)

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浙江的一则传说更为奇特。说蒲松龄的长相和钟馗差不多,一脸落腮胡子,“心地却是一潭高山泉,一清见底,肚才也好得出奇出异”。传说他本来考上了状元,只因皇帝以貌取人,嫌他长得丑,没取。在他落第回家的的路上,有个驼背老大爷,给他讲了马骏(骥)飘海到罗刹国的故事,于是蒲松龄回去写了“花面相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从此搜集一篇写一篇,写成了《聊斋志异》一部大书,并且传说连怎样搜集民间故事,也是这个驼背老大爷教他的:要在四个字上下功夫。这四个字就是“甜、酸、苦、辣”。

甜,是嘴要甜,对人要和气,称呼要好听,“男女老少都接近,故事多得写不赢”!

酸,是心肠酸,说故事的人伤心,搜集故事的就得流泪,“要是长了木头心,故事好能动人心”?

苦,有两重意思:泡壶苦茶给讲故事的人喝,给他润喉;另外还要做到:“十冬腊月不怕冷,大暑炎炎不怕热,无衣无食不怕苦”!

辣的地方要辣,不要怕伤人,辣了能醒人!

据说从此蒲松龄真的按老大爷的教导做了,听了一辈子故事。因为天下的奇事太多了,到死也写不完,所以蒲松龄死的时候一只眼未闭。(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上述这两则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事。但它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说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和搜集资料工作的,人民给予蒲松龄的智慧和力量,蒲松龄从人民中搜集了创作素材,汲取丰富的经验和营养。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素材的来源和搜集,蒲松龄本人在《聊斋自志》中也有这样一段自我介绍:“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以上简略的介绍足以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成功,是因为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的工作的结果。正如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对刚从国外归来的诗人萧三说过的那样: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狐狸精来呢?(《天涯萍踪——记萧三》,第257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聊斋志异》,不仅在读故事,而且从故事的字句中间看到作者所做的大量的深入的、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搜集材料的工作。从调查研究和搜集写作素材这个视角阅读《聊斋志异》,这是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一个独到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很注重调查研究的人,并且长期在身体力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调查研究的产物,《聊斋志异》中凝结着蒲松龄调查研究的实践。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与此有无联系呢?

以上谈及的毛泽东读《聊斋志异》的视角,仅是笔者根据毛泽东读书的实际所归纳的主要的视角,它是笔者的主观之见,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视角。《聊斋志异》是一部荟萃中国文史典实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无论从作者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创作艺术、语言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来说,《聊斋志异》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毛泽东爱读《聊斋志异》,更爱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研究、去理解、去汲取、去运用,所以在几十年中,他一读再读,越读越爱读。

笔者知道,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身边就一直放有多种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办公桌旁还放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毛泽东终身爱读《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一直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如今,毛泽东已经离去,然而,他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聊斋志异》,还一直存放在中南海他的故居里,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后记今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03周年。在深切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时候,作为曾经直接为他老人家服务过的我们来说,心情更加不能平静,更加思念这位最受我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也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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