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瘟疫频发？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席卷陕、晋、冀等三省，三年间造成千万人死亡，北京“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崇祯末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明朝帝都已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纵观明史，发生瘟疫的年份至少有168年，各类瘟疫的次数至少有330次。为什么明朝处于历史上的瘟疫高发期呢？
自然因素：疫灾并发
如果说明朝的瘟疫是一架马车，那么自然灾害、社会因素和抗疫不力就是拖拽马车的三匹烈马。在明史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 “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可见，疫灾并发是明朝暴发瘟疫的主要特征。当时，整个中国气温持续低迷，夏季屡现旱涝，冬季奇寒无比，就连福建、广东等地也遭暴雪侵袭。
究其原因，和“明朝小冰河时期”有着密切关系。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中国气象史后，发现历史上曾有四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末周初、汉末三国、唐末五代和明朝中后期。这一研究结果和南北方方志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文献记载的气象现象相符。
历史学家邓拓先生认为整个明朝各种灾害多达1011次之多，其中“灾害之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饥有九十三次，疫灾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灾有十六次。”明史学者鞠明库统计：“明朝平均每年水灾6.77次，地震5.38次，旱灾3.42次，雹灾1.61次，蝗灾1.17次，风沙灾害0.99次，霜雪灾害0.32次。”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为病菌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天灾流行，民多病疫”的景象。水灾造成人牲死亡，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加上各种垃圾堆积无序，使有害病菌污染饮用水源，卫生条件陡然逆转，民众饮水时，无异于病从口入。
农业因旱灾欠收或绝收，民众食不果腹，抵抗力下降，加剧了感染瘟疫的风险。而干旱往往伴随着蝗灾的发生，蝗虫数量庞大，食量惊人，干旱给蝗虫的繁殖、生长和存活创造了有利条件。蝗虫啃食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进而灾区出现“大饥，继以疫，人相食”的现象。
旱、涝、蝗等灾害从根本上破坏了农业生产，紧随其后的瘟疫动摇了灾民的生存根本，而灾民逃离灾区无形中扩大了疫区的范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6月，“淮安府海州等十一州县连岁水涝蝗旱相仍，加以大疫，死亡者众，人民饥窘特甚。”此外，地震和气候异常等灾害不仅直接夺去民众性命，还埋下了次生隐患，对瘟疫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明朝自然灾害以单独或并发的形式频繁出现，同时和瘟疫交织，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防控瘟疫的难度，削弱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加重了社会赈灾的负担，使整个国家陷入“灾害－饥荒—瘟疫－死亡”的魔咒，这也是朝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瘟疫多发的原因之一。
社会因素：三大源头
具体来看，社会因素有三大源头。
首先是长期的粮食供应不足。
人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器官活动强度明显降低，如心跳和呼吸减缓、肌肉活力下降、代谢水平弱化等，整个机能保持在低水平。正因如此，人更容易感染病菌，而人群的接触加速了传染。“饥疫”一词在明朝史料中屡见不鲜。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宁夏卫）“夏麦无收，人多疫死，军士饥疲疏甚。”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山西连遭荒歉，疫疠流行，死亡无数。”可见，粮食短缺促使饥疫四起，既剥夺普通百姓的生命，还对影响了戍边军队的健康，对国家安全形成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战争。
军事冲突的双方在关注胜负的同时，忽视了采取瘟疫防控的措施，而战争带来的大量伤亡，不利于瘟疫的防控。军队流动性大，卫生条件差强人意，如果遇到天气潮热，瘟疫流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崇祯十五年，开封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从中可以看出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伤害难以估量。（驻朝鲜明军）“湿热交浸，瘟疫大作，亡殒多人，军中泣声震野。”无论是民间，还是军队，瘟疫一旦暴发，意味着生灵涂炭，难以驾驭。
最后是密集人群。
瘟疫的传染离不开致病菌和感染介质。其实，密集人群时常是防控瘟疫的薄弱环节，如监狱、施工工地和流动人群等。这些地方糟糕的卫生，疲劳的身心，较差的伙食，使瘟疫萌芽有了良好的温床。
监狱空气流通不畅，环境阴暗潮湿，在暑热季节“疫厉之气充斥囹圄”，“瘐死者甚众”。从事工地劳役的民众卫生意识差，劳动强度高，持续时间长，人群密度大，“妨废农务，况因饥饿疾疫，死亡者众”，着实可怜。流动人口包括强行遣返的逃赋者、流放充军的人员以及赴异地谋生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状况和前两种类似，“群聚日久，蒸为疫疠”的现象屡见不鲜。
赈灾措施：难以为继
面对瘟疫，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通常反应迟缓，措施乏力。
在疫情初期，当地长官想方设法瞒报或少报，企图瞒天过海，错过了遏制瘟疫的最佳时期。随着事态严重，因交通不便和官僚作风，耽误了防控力量进入疫区的时限。
此时，疫区的医疗资源成为阻遏疫情的宝贵财富。各地官办的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民间医生要么走遍城乡救治病患，要么接受政府雇佣参与疫疾救护。由于对瘟疫成因和传播方式不了解，明朝医生经常采取隔离加药物治疗的手段，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源头上堵截和减少的瘟疫发生。很多医生“即出诊视，人疫侵染”，因抗疫病逝，给原本严峻的防疫形势蒙上一层阴影。
天灾、人祸和瘟疫交替登场，给明朝带来了利空的局面。疫情的发展，必然引起户口减少，人口流亡，社会生活也受到波及，如田地荒芜、商人闭市、牲畜死亡、治安恶化、生活困苦等，感染瘟疫的军队折损了战斗力，对战争结果形成负面影响。三匹烈马动能充足，放量做空，不断打压，探底下行。即使明朝控制了瘟疫，国家也会积重难返，奔向日趋西垂的夕阳。
●明末大鼠疫的具体过程与受灾百姓的数量
崇祯帝在位期间，北方爆发大鼠疫，这是小冰河时期引发的后遗症，除了鼠疫外还引发了其他波及全国的大瘟疫，这是明朝奔溃的根本原因。
明朝的大鼠疫到底有多么厉害?我们先从鼠疫这种传染病来了解，鼠疫是一种主要通过鼠蚤来传播的急性传染病，这种病广泛流行于啮齿动物之间，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得了这种病如果救助不及时的话会生发烧、淋巴肿胀、肺部发炎等症状，死亡率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不可谓不可怕。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患鼠疫死亡的情况，那么在明朝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呢?
明末大鼠疫又叫京师大瘟疫，是在中国北方出现的大规模流行病，发生的年代则正好是在崇祯年间。波及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山西和华北的数个大省。发病的时间点是从崇祯六年开始的，十四年的时候流传到了河北，随着战争和起义军流传的到了更多的地区。等到
杀进了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的居民由于鼠疫的危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这时的北京城更像一座死气沉沉的城市。
针对这次明朝末年发生的鼠疫，当今的学者曾经专门研究了这次瘟疫的影响，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这其中上海交大的一位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根据明朝末年的一些相关史料就发表了一篇关注度比较高的论文，其中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次由老鼠造成的瘟疫是明朝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老鼠亡明的观点。
至于这种观点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次鼠疫危害一定是极大的，不然也不可能导致老鼠亡明这种言论的产生。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次鼠疫的具体过程以及受灾百姓的数量。
首先鼠疫的爆发一定和环境的恶化有关，并且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导致灾情不断的爆发。从嘉靖年间，由于明朝总是在蒙古边境发生动乱，所以导致大量的明朝人跑向了蒙古草原。蒙古草原的汉人越来越多，我们比较熟悉的耕种方式导致了草原的环境被恶化，这就缩短了老鼠的生存空间，导致人和周围的老鼠接触越来越多，为之后的鼠疫爆发埋下了伏笔。
赶巧，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又在本就的大明朝身上插了一刀。在朝期间就曾经爆发了三次的旱灾，并且每次旱灾的爆发都伴随着瘟疫的发生。在这次发生的大瘟疫之中，已经发生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大旱之灾了。这次旱灾受到饥荒之苦的不仅仅是老百姓自己，还有所有的生灵，当然老鼠也由于饥饿也频频出入百姓聚居的地方。于是老鼠就将身上的鼠疫细菌通过跳蚤传递到了人的身上。
由于农民起义不断，加之最后的华北地区成为了主要的战场，流民随着战争不断的迁移，他们去了哪里，哪里就成为了鼠疫的传染重地。
可能是老天也想让大明朝早日结束，于是在万历的四十六年，广东也都下起了大雪，这一切也都源于小冰河期的开始。等到崇祯十一年的时候运粮的漕河全都结上了冰，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的旱灾、粮食的减产、蝗灾和鼠疫的轮番轰炸。最后饥饿的人群没有放过路边的草根和树皮，甚至连街边的老鼠也并不能幸免。于是第一个鼠疫患者就出现了，开始一传十十传百。
就拿当时的山东青州、济南、德州和泰安来说，鼠疫的患者只能以万来计数。安徽的鼠疫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的死亡人口甚至一度达到90%，不可谓不骇人听闻。
这场鼠疫先是在西北的山西爆发，据史料记载患病者的症状有相似之处，先是脖子处的淋巴发炎肿大，接着就是头昏发高烧，上吐下泻。只要是家中有一个人患病，在当时就是全家人都得病。村落中无一不是谈鼠色变，每一个人都害怕把别人家的病毒带到自己家中，所以造成了荒无人烟的景象。
接着到了崇祯的十三年，鼠疫传播到了河北的大名府、河间府，由于当时并没有十分见效的治疗手段，导致患病者十有八九都会死亡。等到了崇祯的十四年的时候，鼠疫来到了北京，由于淋巴发炎的症状被京城的人称之为疙瘩病，尤其是夏天和秋天的时候的病的人数更多。
等到了崇祯十五年的时候，天津也爆发了鼠疫，病人得了鼠疫有的最后吐血而死。等又过了一年的时候变成了肺鼠疫，得肺病而死得人更多，传染性更为强烈。京城有的老百姓的家中甚至都已经死绝户了。
来到京城的这场鼠疫，一共持续了整整一年半多，在这期间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经上万了，甚至要掩埋尸体都买不到棺材，找不到地方。尤其是沿街住得老百姓染病的概率十之八九，有的甚至惨死街头。曾有数据显示这场瘟疫带走了至少二十万的老百姓，而当时得京城不过百十来万，也就是说每五个人里边可能会有一到两个人因病而死。不仅仅是士兵得病，最后连叫花子都看不到了。
这种现象直到一个福建人的出现才暂时得到了缓解，他偶然间发现了鼠疫的治疗手段，就是用刺血法来给病人治病，每天光是排队的人就有成千上万。等到崇祯16年的冬季时，京城的的老鼠和人死的也差不多了，鼠疫才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根据史学家的统计，明朝末年全国的总人口大约在一亿人左右，而在崇祯和万历两次鼠疫过程中就造成了千万人的死亡，这在人类的抗疫史上也属于最严重的几次。虽然明朝的灭亡原因有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鼠疫所导致的灾祸进一步加快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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