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白俄问题与中东路问题伴生，贯穿于中东路事件全过程，是早期中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学术界对此认识比较一致；但对于在华白俄的反苏活动能否构成苏联对华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理由，则仍有争议。
所谓“白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献中亦称“白党”、“旧党”、“白军”、“白匪”，与“赤俄”、“赤党”、“新党”、“激党”、“红军”等词相对应。这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本文专指当时在华俄侨中并不认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人群。
1920年代在华俄侨来源主要为两部分：一是中东铁路兴建和运营初期有组织有计划来华的移民，即俄国殖民者，他们构成欧战前中东铁路俄国员工及其家属的主体；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及内战时期涌入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和普通难民，他们是当时遍布世界各地的俄侨的组成部分，主要分布在外蒙、新疆、东三省北部及中东路沿线，哈尔滨是其主要聚居地。
来华俄侨人数众多，但由于流动性大，缺乏管理，并无确切统计。部分学者称1919-1920年共约7万人，其中近万人系溃散的旧军人。(47)多数学者认为1920年代初在华俄侨共约20万人，但也有人说为数多达50万。(48)两者相去悬殊。1924年5月中苏建交，中东铁路俄籍员工约19000名加入苏联国籍，改称苏侨；约2000名拒绝申请，内约半数取得中国籍，改称“归化族”或“入籍者”，其余一半为无国籍俄侨，即通常所说的“白俄”。(49)
俄侨申请改变国籍，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旨在保住原有的工作岗位，而并非出于对苏联或中国的认同，但客观上此举仍是在华俄侨政治分化与内部斗争加深的标志。
1929年哈尔滨有苏侨36752人，无国籍俄侨30362人。1930年在华苏侨、俄侨共约12.5万人：其中在中国东北约11万人（内哈尔滨及中东铁路路区95000人，沈阳2000人）；上海约1.5万人；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各数百人。以国籍论，当时有苏侨近5万名，散居东三省；白俄7.5万名，其中约6万名在东三省，1.5万名在上海。(50)无国籍俄侨人数略多于苏侨。
在华白俄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为加强相互联系，便于与西方列强保持接触，谋求援助，最终实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他们建立了许多社会团体。(51)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类：（一）旧俄军人团体。如远东哥萨克和原远东军成员联盟（1923年）、东方哥萨克联盟（1924年）、俄国军人联盟及上海哥萨克联盟。东方哥萨克联盟是欧洲哥萨克联盟的重要成员，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特别活跃。俄国军人联盟总部设在巴黎，1928年设远东分会，哈尔滨、大连、沈阳、天津、上海都设有分支机构。（二）旧俄君主派（即保皇派、帝制派）团体。1922年，俄国君主派协会“信仰、沙皇和人民”及东正教的热心捍卫者协会等13个君主派团体从俄国滨海地区迁到哈尔滨开展活动。1927年初，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责成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下，把远东地区的俄侨“联合起来”，并负责与中国政府及驻京外交团就如何使俄罗斯“摆脱”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交涉，但并无结果。（三）法西斯组织。1925年哈尔滨政法大学的白俄学生在同乡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俄罗斯法西斯组织。次年公布纲领性文件《我们的要求》和《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论纲》，鼓吹开展俄罗斯“民族革命”，建立法西斯主义“新俄国”。1928年法西斯组织着手组建游击队，随时准备潜入苏联境内，开展活动。(52)
白俄问题是苏俄国内政治斗争激化的产物。中东铁路是中苏（俄）两国间的重要孔道。俄国居民与中东路路区俄侨声息相通。20世纪初，俄国政争波及路区，俄侨中“红党”、“白党”之争随即开始。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1917年12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哈尔滨向中东路独裁者霍尔瓦特夺权失败，中东铁路管理权仍为白俄分子所把持。在日本的支持下，1920年代初，涌入东北的大批白俄与当地白俄合流，中东铁路路区迅即沦为白俄反苏基地，俄侨报刊《俄罗斯回声报》（Русскоеэхо）、《俄声报》成为白俄团体的喉舌。中苏东部边境地区成为双方攻防的前沿，东三省北部局势陷入混乱。北京政府及东北奉张军阀集团基于内政的需要，对东三省境内拒绝遣返的白俄持姑息态度，凡愿意者或被聘任奉军教官、政府部门顾问、督察等职，(53)或被招募为雇佣军，(54)或被集中到海拉尔以北约180公里、与苏俄毗邻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三河（根河、得耳布尔河、哈乌尔河）流域安置，(55)或任其自谋生路（不少人当矿工，有些人沦为流浪者）。上述措施，意在控制白俄，为己所用，但客观上使白俄有机可乘，活动更为频繁。
白俄问题攸关苏俄安危，苏俄从不等闲视之。从1918年初中苏双方有外交接触日起，该问题便与中东路等问题同时被列为谈判的重要议题。苏方对窜入中国外蒙、新疆的白军，采取外交与武力并举、以武力为主的方针，择时越境打击，追而歼之。但是对涌入中国东北的白军，则力求通过外交途径与中方（包括东三省地方当局）协商解决。原因主要是由于苏联红军尚不够强大。白军与奉张关系密切，公开支持白俄的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重兵，为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红军不得不在中苏东部边境止步。(56)尽管如此，苏方仍一再声明：如中方不顾苏方请求，为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白俄提供庇护，“不愿或不能消灭他们，则苏维埃政府还会像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57)与此同时，苏俄在赤塔设国家政治保安局外事局，负责侦办境外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武装白俄。(58)
在交涉中，中方始终认为，白俄问题源于俄国内争，祸及中国，苏方应首负其责。同时，中方将白俄问题与“赤化”问题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求苏方停止“赤化”宣传，停止支持反政府的中国“过激派”，并以此作为中方取缔境内白俄的交换条件。结果，双方就上述问题达成协议。1924年中苏协定、奉俄协定及其附件规定：双方相互承诺，按照相互承担的义务，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任何机关或团体的存在及举动；中国政府应停止正在中国军警机关任用的前俄帝国人民的职务，如其存留与举动“危及苏联国家之安全”，应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取缔。但双方均未认真履行上述国际义务：一方面，苏联继续向中国“输出革命”，并大力支持与奉张争夺北京政权的冯玉祥；另一方面，在奉军及东三省各机关担任军职、文职的白俄大多照常任职；奉系将军张宗昌甚至将他的白俄雇佣军加以扩编，并组建了白俄装甲车队、飞机队，由白俄将军К.П.涅恰耶夫指挥，以“入籍军”名义在苏、鲁、皖地区参加中国内战。(59)为瓦解与消灭该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曾进行专题研究；1925年2月加拉罕曾奉命向中方提出抗议，(60)未果。
奉苏双方积怨日深，相互关系急剧恶化。1927年春，中国政局剧变。政治上相互对立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同英国保守党政府遥相呼应，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在华白俄的反苏情绪高涨。苏联政府、苏侨和白俄之间的斗争渐趋激烈。10月18日，哈尔滨白俄举行反苏示威游行；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纪念日，上海白俄近千人集会，冲击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潜伏在中国东北边境的白俄小股武装与红胡子勾结，袭击苏联领土的事件增加，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统计，1927-1928年多达90余起。(61)1929年1月，霍尔瓦特在哈尔滨俄侨报纸《俄罗斯言论报》（Русскоесиово）、《柴拉报》（Заря，又译《霞光报》、《曙光报》）发表文章，公然鼓动远东俄侨奋起为“彻底战胜布尔什维克，使我们的祖国摆脱共产主义政权”而斗争。接着，刊有“争取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内容的传单、告示在哈尔滨随处可见。(62)
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发生。一些白俄侨领认为“向罪恶的苏维埃王国发动总攻的理想时机”已到，不断发出战争喧嚣。上海白俄侨团要人及旧俄军官声称，上海有俄侨万人，大半系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旦中苏开火，都可上阵助中国作战。(63)哈尔滨白俄社团也扬言，如有需要，他们可以征召15000人参战，支持中国。(64)路透社发自东京的消息亦称，白俄哥萨克约3000人已在满洲里境内组织反赤游击队。(65)远东地区俄国侨领甚至建议中国政府组建俄罗斯部队，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舰艇和给养，“远征符拉迪沃斯托克！”(66)
但是，此时南京政府因派系之争，政局不稳，对苏力主“避战”；同时判定苏联国内困难重重，“尚无开战决心”，因此决定采取“严防慎守”政策，无意加强边备。恰在此时，英国方面“恐我方用白俄，（反）为其利用启衅”，也表示不赞成利用白俄。鉴此，蒋介石于7月20日电令张学良“严防白俄利用机会轻启战端”。(67)次日，张学良电外交部，声明并无驱使白俄侵入俄境之事。(68)随后又下令：白俄如有不从，即以匪徒论处。(69)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驻哈尔滨领事也告诫当地白俄侨团：如果他们向中国当局提供援助，日本将撤销对他们的财政援助或其他支持。(70)
中日两国政府对白俄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目的各异，但不同意白俄参战则一。这不可能不对白俄侨团构成巨大压力，其反苏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实际上，已被解除武装、散居中国数年的旧俄官兵，原本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此时即使重振旗鼓，也不会立即成为一支反苏生力军。正如当时英国驻波兰武官及波兰总参谋部一上校所说，从纯军事的角度看，白俄请缨并无多大意义，“但他们在中国的出现，可被苏俄用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71)可能这才是中日双方均不敢贸然同意在华白俄参战的真正原因。
利用中东路事件实现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意图，并未在白俄中得到广泛支持。例如，1929年7月下旬，上海俄侨社团负责人会议认为：“俄国人民不会采取任何自愿行动去参加这场冲突。”“绝大多数的俄国人民，都不可能参与对国家命运的决定，他们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不自由的工具”。因此，俄国人民无法对发生的事件承担任何责任。“必须提请中国政府注意，避免在中国军队中雇用那些由少数不负责任之俄人组成的队伍”。(72)上海哥萨克联盟主席博洛戈夫指出，哥萨克“不太相信，部分白俄的参与（这场冲突）就能促进（我们的）事业。有些人力图把我们从各方面拖入政治，但作为军人和哥萨克，我们拒绝这样的政策”。流亡法国的前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在巴黎撰文，也强调俄侨既不应支持中国人抢夺中东铁路，也不应支持中国人同苏联进行的军事冲突；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永远不要寄希望于外国的武力，所有的力量都要用于争取解放俄罗斯的国内斗争上”。
然而，在华白俄，包括在中国警政机关供职的白俄，依旧有人无视中国官方的警告，继续以各种方式进行单独的或分散的反苏活动。旧俄君主派团体“火枪手联盟”（1924年2月在哈尔滨成立）的部分成员加入了涅恰耶夫的队伍。(73)“三河”地区的白俄武装哥萨克，越界袭击，足迹远至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和博尔贾。9-10月间，苏联派出非正规军对“三河”地区进行了几次袭击，据俄侨报刊资料，约150人丧生。(74)
以上情况表明，在中东路战争期间，中方对白俄的武装反苏活动有很大的限制，但未能有效制止。中苏边境实际上存在着一条隐蔽的战线。1929年12月《伯力议定书》第四款规定，“中国官宪对于白党队伍，即解除其武装，并将其首领及煽惑之人，驱逐东省境域以外”。(75)在补充协定中还列举了应予驱逐的九人名单。(76)这表明中方确认在华白俄反苏活动依然存在。然而，尚无材料证明在中国的领土上存在庞大的可以对苏作战的白俄武装力量。苏联时期的一些出版物称当时中国东北的白俄武装约有7万人，并且似乎加入了中国东北军。但据苏联国家保安总局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的资料，从达斡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所有准军事化的白俄组织，总人数不超过6000人。他们分布在中苏边境及中国的“三河”地区和穆棱矿区。(77)换言之，在华白俄武装反苏活动并不能构成苏军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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