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宁远蒙元进士之谜
——探寻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宁远古城文明笔记
童一飞
在宁远文庙细心读过《历代宁远进士名录》的人或许会发现：被称为“舜帝过化之所”的宁远县，自唐代出了“开湘状元”李郃（公元828年）之后，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为止的一千多年间，共有记档进士67名，其中状元2名，可谓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但唯独蒙元政权治下的近一百年时间里，进士榜是空白的；而在此之前的南北两宋时期，宁远出过40多名进士！为什么会出现从“文星璀璨”到“暗淡无光”的百年孤独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查阅了一些档案资料，揭开了“宁远蒙元时期无进士”的谜局一角。
图1：宁远文庙内的《宁远历代进士名录》（未完全收录）
（一）蒙元进士有迹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翻阅历代地方志时，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6年）编撰的《宁远县志》残本第十三卷之六抄录档里，查到了这样一段记载：
图2：明万历二十二年编撰的《宁远县志》残本第十三卷之六抄录本
元旧不用汉人、南人。皇庆间乃有制举士生，其时，中式者亦未尝乏人焉！但兵燹之余，仅存于碑记者，不过数人而已：
周检仕 历桂阳州军州事 见白鹤观碑
刘子高 见墓碑
周必发 连白二州刺史之裔 见白鹤观碑
李 雪 任大理寺评事
胡元设科取士，而诸公发身科第者亦多。然，皆不甚显用也！盖其所任郡县监司正官，皆蒙古人故也！
虽然相关文字不足150字，但已很清晰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元朝统治的九十余年间，宁远科举中式者“未尝乏人”，而且“诸公发身科第者亦多”，实际数量可能大于碑记数；其中应有进士出身者，只是由于元末兵燹之故，多湮没于时局，无法尽收本册！而以上收录的四人均非显宦（终极官职多为七品至五品），皆因胡元政权之职官制度压制使然！
（二）读书追史觅根由
那为什么从明万历年间之后的《宁远县志》，再也没有提到过元代的宁远进士呢？笔者带着这个谜题，查阅了与元代相关的史料，详读了《元代进士研究》（桂栖鹏著）、《元朝进士集证》（沈仁国著）等国内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的著作，从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图3：国内关于元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权威著作
一是蒙元实施科举取士的时间不长。由于元政权对科举制长期废而不举，自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年）始，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颁布行科举的诏书，又拖到延祐二年（1315年）才正式开科取士。在蒙元建国的一百年里，政府实行野蛮的种族歧视政策，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四等：以一、二等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贵族子弟，可以入宿卫而授官勋爵，吏治腐败不堪；而全国的读书人，尤其是被列为三、四等人的汉人和南人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根本没有机会通过科举之路晋身做官。其中，就包括了大量被列为四等南人的宁远优秀学子被埋没和遗失在“荒野”。
二是蒙元录取的进士数量有限。自元仁宗始行三年一举的科举制，推行过程中又于元顺帝后至至元元年（1335年）被中缀，停废两科，至后至元六年（1340年）才得到恢复，此后行至元亡（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前后实际行科举仅有48年的时间，此间共开科16次，录取进士约1200人左右，每科通常录取不足百人，且按取一半蒙古人、色目人，另取一半汉人、南人，限定了录取比例和录取指标。纵观整个元朝，汉人和南人考中进士者满打满算也难凑足600人。与唐、宋、明、清科举制的盛况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现已确认的元进士名单中，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约200人；虽可从中查到数名现属于湖南籍的湖广进士，但前面所提到的四名宁远“进士”并无一人在其中。
三是蒙元政府不善以文治国所至。蒙元统治期间，中央到地方选官都极注重“根脚”，尤其是地方行政主官达鲁花赤（蒙古语为“总监官”、“总裁”或“制衡者”之意）几乎全部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充任副职，即使发身科举者也大多被压制而没有实权。非科第出身的吏员构成了元代职官的主体，导致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普遍素质低下，“刀笔以簿书期会为务，不知政体”，甚至“不识字，不能书算”。汉人的“文官治国”理念几成摆设！可以想见：一个由文盲和半文盲主持的政府，对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这等国家大事，自然不会去用心用力，修史记档的事情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如此一来，便导致迄今为止，即使翻遍元代的史料，也仅能看到元统元年（1333年）和至正十一年（1351年）两科的元代进士录。其中，汉人和南人进士被史学界确认的仅有百人左右，其它各科进士录皆已失传！
（三）破解谜题待后人
我们知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都是以某地出过多少科举士子作为衡量其人才竞争力的标尺的。宁远县的科举出仕从唐宋时期的顶峰到元代的“断崖式”下跌，号称“舜帝过化地”的宁远古文明从此走进百年大衰落！除以上所讲的宏观原因外，大体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微观因素：
一是元末兵乱民变蜂起，官方无心修史记档（甚至毁档）。由于元朝统治体系的巨大缺陷，自中期开科取士三十余年后，全国各地便陷入了民族叛乱暴发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央政府刚刚唤醒的“科举取士”与“文人治国”理念，被纷乱的局势所扰，发展受到牵制。地方政府也忙于调兵弹压、抱薪救火，修史记档工作被遗忘或根本无暇顾及，当时受元人治下的宁远政府也没能例外。史料显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宁远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元人弃城北逃，义军首领李文卿遂接管县政达八年之久。元人弃守宁远时，是否焚毁档案不得而知！但从旧史志记载的李文卿执政期间曾进行全县人口统计，其资料被后起之明朝政府所用的事例来看，元人事先毁掉(或带走）了户籍文件及重要档案（包括选举人才的档案），不给其留下有用的执政资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是明代记载不够严谨，后世史官不敢采信。元代的官制与唐、宋、明时期的汉人主体官制有很大区别。万历年间编修《宁远县志》残本所记之周检士、周必发、李雪的生前官职，不仅没有籍贯、乡试中举时间、登第何榜进士等有效信息，而且所任官职也无一例可与元代官制相对应，反而与宋、明两代的官制相近：如所描述的周检士、周必发是宋代的五品职官，李雪是明代的七品职官，使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况且，以白鹤观这种民间宗教场所碑刻上记载的两个多世纪前的人物为据，极有可能是后世口耳相传或推测的产物，真伪莫辨，难免失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明代以后，民间有把乡试中举后可进京会试的举人叫“乡贡进士”的习惯，常与被朝廷正式录取的进士相混淆；且朝廷对中式的举人也是可以授官的，只是起点官阶很低而且擢升速度较进士要慢一些！再加之，明政府一贯视元政权为“挞虏”而非中华正统，少有人去厘清其中事实。年深久远后更加无法弄清真相，以致宁远元代究竟出了多少进士？以上四位是否皆在其中？最终成为悬疑谜案，无法载入史册！
三是明清县城屡遭浩劫，珠丝马迹灰飞烟灭。宁远县城自北宋开国后不久便成为全县治所，作为长期执掌“周回千里之延唐圣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往县府机关的文赎和存档资料，经宋、元、明、清，尤其是后三朝六百余年积累，不说堆积如山，至少可以从中找到些关于元代“职官”、“选举”、“名人艺文”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很遗憾地没有看到这种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元末兵乱外，还有可能与此后县城遭遇的数次兵燹与大劫有关：①是明正德六年（1511年）苗民反叛，攻破宁远县城，与守城官兵巷战，焚毁千户所，杀死县千户方锐父子；②是明嘉靖年间和清晚期，县城分别发生两次烧毁千间以上房屋的大火灾，包括当时已成规模的文庙和县衙都未能幸免；③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农军陈光保破城，在城中几度焚房杀戮，县衙被烧。原来可能在县机关里留存的与元代有关的档案（包括应该完整的万历版《宁远县志》），均有可能在这几次劫难中毁于一旦。
综上所述，宁远的元代进士之谜，不仅是本县的“文明之殇”，亦是国史之痛矣！作为全国史学界正在努力追寻和探究之课题的一部分，更有我辈参与解惑的使命和责任。相信总有破解之日，但需一代甚至几代宁远儿女的共同努力，才能换得这一天的到来!
图4：清乾隆年间的宁远古城与疆域全境图（上南下北）
成稿于201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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