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陆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哄哄，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说“我伲”。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杂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多样与统一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作“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镕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 “佢分一本书[插图]”, “我畀狗咬咗”, “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南方多样，北方统一。
再说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作鸡公，母鸡叫作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风，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 “一瓶酒”叫“一樽酒”, “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再说北方
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就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汇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唆，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惟楚多材。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本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南征北战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康（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极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语，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