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教子的读书方法即“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这其中的“写”，即写字。他曾评价自己：余于“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介入处。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其实他是一个文出桐城，宗法宋诗的文学家．也是个对书法有相当造诣的书法家和书学家。
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临池瀚染用功颇深。青少年时期为求功名勤奋习字，带兵打仗和入朝为官批复呈文全用楷书，一生所写日记、书信及奏稿数以千万字均用楷书或行书，藉以练习书法。晚年把书法作为含蓄表露自己情感和心境的一个最终目的来对待。他毕生对于书法的原理和技巧等要领，由此及彼地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有恒心和毅力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恒心和毅力。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把字写好，并想成为一代书法大师，不必求速效，而要靠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则自为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他自幼练书法，一直练到老，从未间断过。他同治5年正月18日字谕纪鸿说：“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速济神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道光23年6月初6日致温弟说：“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
（二）、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
曾国藩认为要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他在咸丰9年4月初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颇好写字，而年老手钝，毫无长进，故知此事须于三十岁前写定规模。自三十岁以后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极则巧妙出焉。笔意间架，作匠之规也，由熟而得妙，则不能与人之巧也。吾于三四十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就。人有恒言，曰‘抄来无过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从极熟之后得之者也。不特写字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人之所以为圣人，亦须先立规模，后求精熟。即颜渊未达一间，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
（三）、三条门经
曾国藩以为学书法有三条门经：一是从赵字入门。他以为赵孟頫的字集古今之大成，既有初唐大书法家虞世南的骨架，又参以钟绍京的风格。曾国藩称其字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其二，学中唐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又一径也。其三，自初唐虞世南人手，上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称南派者也；或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也。学书者须窥寻此两派的区别。同时须知道，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苏东坡、黄山谷近于南派；米芾、蔡京近于北派。赵子昂合二派而汇为一。
（四）、重视用笔、结体
曾国藩强调“结体”，他于咸丰9年3月初3日谕纪泽说：“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多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小儿写影本，肯用心者，不过数月，必与其摹本字相肖。否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逐。尔以后当从间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纸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过数月，间架与古人逼肖而不自觉，能合柳、赵为一，此吾之素愿也。不能。则随尔自择一家，但不可见异思迁耳。 ”又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谕纪泽：“写字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为蹲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此用笔之法也。在运笔方法上，曾国藩强调“换笔”。他说：“古人每笔中间，必有一换如绳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换则第二股在上，再换则第三股在上也，笔尖之着纸者，仅少许耳，此少许者，吾当作四方铁和用，起处东方在左，西方向右，一换则东方向右矣，笔尖无所谓方也，我心常觉其方，一换而东，再换而北，三换而西，则笔尖四面有锋，不仅一面相向矣。”（《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京寓致六弟九弟》）此处的“换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笔三过”，即每作一点画，都要三折笔锋，藏锋逆入起笔是一折，中锋提按行笔一折，回锋收笔又是一折。概括地说，就是“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对此论之甚详：“凡转折之处，必须换笔，不待言矣，至并无转折形迹，亦须换笔者，如以一横言之，须有三换笔，末向上挑，所谓磔也，中向上行，所谓勒也。初入折而下行，所谓波也。初入手所谓直来横受也。以一直言之，须有两换笔。直横入，所谓横来直受也，上向左引，至中腹换向而右行，所谓努也。捺与横相似，特末笔磔处更显耳，磔波直入。撇与直相似，特末笔更撤向外耳。……凡用笔须略带欹斜之势，如本斜向左，一换笔则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换则向左矣。”（《家书：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黄州谕纪泽》）曾国藩继承古人论述结体之法，结合自己的实践，概括为“四法”。他说：“因困横之馀而语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
曾国藩说：“习大字，总以间架紧为主。写成之后，贴于壁上观之，则妍自见矣。”（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致澄弟）“余近日常写大字，渐有长进，而不甚贯气，盖缘结体之际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松下紧，或上紧下松，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须始终一律，乃成体段。余字取势，本系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但无所成。推之作古文辞，亦自有体势，须篇篇一律，乃为成章。言语动作亦自有体势，须日日一律，乃为成德。否则，载沉载浮，终无所成矣。”（日记：咸丰九年六月初一日）“写篆字要有帖意，间架须紧。李少温的篆帖《三坟记》、《栖先茔记》和邓石如的篆字《西铭》、《弟子职》之类都是学篆字的极好范本。”谈到执笔，曾国藩以为高执笔为佳，低执笔太拘束，而高执笔则松活。学书当法四大名家，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尤为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其“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的见解至为独到。
（五）、阳刚与阴柔并济
曾国藩说：“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坤。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老，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利之意也。”（《家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与诸弟》）在用笔上，曾国藩强调“乾道”，即阳刚之气，他说：“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致诸弟》）又说：“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家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在结字上，曾国藩注重“坤道”，即阴柔之美，他说：“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家书：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纪鸿》）又说：“作字时，先求圆匀。”（《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并认为：“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的整体风格是阳刚与阴柔并济，概括地说就是“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六）、善用墨色
曾国藩善用墨色，他综观古来一切书法家，都对用墨的浓淡和墨质的好坏非常讲究，因而谆谆告诫儿子纲泽说：“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 ）
（七）、既认真实践又不断总结研究
曾国藩在书学上除了认真实践还在于不断总结研究。他说：“日内思作字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诸河南、董思白烟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又“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因为四语，曰（上敖下龟）属鹰视，拨灯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 ）“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日记：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 ）“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见于因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脱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五日 ）“思作字之法，险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 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因悟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则如渊明之诗；着力则有军所称如雄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日记：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语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
（八）、既持之以恒，又先求好再求快
曾国藩指出写字不仅要持之以恒，还要先求好再求快：“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家书：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 ）“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薄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因之更轻矣。”（ 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为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 家书：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 ）“尔写字笔力太弱，以后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书《元秘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种，尔可取《琅琊碑》日临百字、摹百字。临以求其神气，摹以仿其间架。“（ 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谕纪泽 ）
（九）、先专师一家
曾国藩主张学书有成要先专师一家：“因余作字不专师一家，终无所成。定以后楷书学虞、刘、李、王，取根势，以求自然之致，利有稍肥；行书学欧、张、黄、郑，取直势，以尽倪视之态，利在稍瘦。二者兼营并进，庶有归于一条鞭之时。”（日记：同治五年九月廿九日）“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诸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水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赵南派，或赵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 家书：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 ）
曾国藩的书学理论，来源于他的家书和日记，是对子弟的教育和自己对习字的感悟，实用性强。对书法爱好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他的书法圆润秀劲，自成一家。清符铸曰：“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 他书论的精妙处对我们很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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