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诗与音乐
诗歌的创作至唐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代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顶峰，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之涣~~一代杰出诗人的创作，给后人留下了数万首佳章妙句。唐人有选词度曲的传统，好的诗作无不被人乐人们争相传唱，所以唐代的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以《竹枝》《浪淘沙》《杨柳枝》等绝句为词的歌曲家喻户晓，李白、白居易、元稹、王之涣、王维、李益等人的诗句更是多为知音者协同作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诗人们也以乐工传唱自己的诗作而自豪。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唐代开元中的一天，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在酒家饮酒，一些梨园的艺人也在此聚会。三人暗中打赌，以歌女演唱个人诗作的多少来定其排名优劣。一会儿，一个歌女唱到：
寒雨连江入夜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不禁暗暗得意。接着歌声又起：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又是王昌龄的《长信怨》，王昌龄更高兴了。此时又一歌女唱到：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高适一听是自己的《哭单父梁九少府》，也非常高兴。这时王之涣说：“我们以最好的歌女为准，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我终身不与你们两人相争，否则的话你两要甘居我后。”果不其然，歌妓中最有名的歌女唱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冤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听罢，王之涣对两人说：“怎么样？不是我狂妄吧！”这时，艺人们也注意到了他们，当知道这三人就是这些诗的作者后，非常高兴，连忙邀请他们入席，一起吟诗饮酒。
这则故事显示，唐代取名士佳句入歌曲是流行的习俗，诗的兴盛，促进了歌曲的发展，而这些优美的诗章插上音乐的翅膀，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二）在音乐与文学两个领域中翱翔的人
音乐爱好者与文学爱好者兼具的大有人在：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鼻祖与先贤。音乐在孔子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他在音乐生活中的实践和理论，对后世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谈音乐实践：这位孔老先生会唱歌、弹琴、鼓瑟、击磬、作曲，可以说是一位音乐的通才。他要是活在当代，我估计他能和刘欢、三宝相提并论——好歹也得闹个音乐人当当。他为《诗经》正乐时，能够合着伴奏唱完三百零五首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歌曲。他之所以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就在于他能够不断地学习。他同别人一起唱歌而觉得人家唱得好的时候，他一定要请人重唱，然后自己再跟着学唱。（《论语述而》中有这样的话：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知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孔子还是那种当不成模仿秀就势不罢休的人呢！
孔子还是一位作曲家。孔子离开卫国之后，本想渡过黄河，去投奔晋国的赵简子。在黄河之滨，他听说赵简子杀了过去帮他从政的两位贤大夫，便打消了去晋的念头，并把对两位被害者的同情，凝聚在一首叫做《陬操》的琴曲中。
那么，孔子对中国音乐的发展的影响，都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首先，孔子把音乐看得非常重要，认为礼乐对国家来说，是治国平天下的要策，对个人来说，是修身立世的根本。这种思想，贯穿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正统观念中，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始至终的统治思想。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我觉得，这种教化的作用，至今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次，是把重乐的观点，体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落实在教育实践里。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兼顾德、智、体、美的。他所教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音乐居第二位。他的门生子路问他，怎样才能成为一位完人。他回答说：“要有臧武仲的智慧，公绰的廉洁，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在这些之上，再加上礼和乐的修养，也就可以称为完人了。”他甚至认为人不学民间歌曲，就象面壁而立的痴人一样，是毫无前途可言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伯鱼就说过“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他曾经教门徒鼓瑟，从他对子路鼓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价来看，他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对音乐的推崇，还可以从他的这句名言中体现出来，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一个人的修养，是开始于“诗”、建立于“礼”，而最终完成于“乐”的。也就是认为音乐是人的最高修养。他对《诗经》音乐的整理工作，是应当给以充分肯定的。
作为一个音乐鉴赏家和评论家，孔子也是空前伟大的。他提出的一系列美学标准和美学命题，不但在当时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今天还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够准确把握音乐的实质，并用最准确的话把它概括出来。他用“洋洋乎，盈耳哉”来描述太师挚演奏音乐的开始部分和《关雎》这首曲子的结束部分。对难得的音乐来讲，他是一个难得的知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著名传说，充分、鲜明地刻画出这位艺术痴人，如何融化在音乐之中，达到一种物我两忘、超凡脱俗，甚至因为听觉器官的高度兴奋、高度专注而使其他感官的职能相对退化的地步。
继孔子之后，让我们来关注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屈原
提起屈原就要说到楚辞。它是屈原在长期流放生活中，向民间学习，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楚辞是诗，也是歌，是和当时南方的民间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离骚》中唱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他对人民深切的同情。
《九歌》是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础之上创作的一套祭神的乐歌，从音乐的形式来看，已经有了“乱”（即乐曲高潮）、“少歌”（小高潮）、和“倡”（不同乐曲曲调的过渡乐句）。在风格上，《九歌》的音乐即《汉书礼乐志》中所说汉乐府中的“赵、代、秦、楚之讴”也就是说，《九歌》不但有楚的音乐，而且还兼容了其他国的音乐。
历史发展到汉代时，建安诗人支撑了建安风骨，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抒发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苍凉的感慨；《长歌行》中为“少壮不努力”的人勾勒出“老大徒伤悲”的无奈。《乐府诗集》中的歌、行、引、曲都是文字以音乐为载体的不同形式，“竹林七贤”也是用音乐来抒发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
时间推进到唐代，音乐与文学的高度结合使我们睁大了眼睛，使我们心动。
在音乐与文学中翱翔的人是大有人在的，王维是唐代著名诗人、画家、音乐家。他的诗作最擅描写山水田园景色，苏轼称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精通音乐，尤其擅弹琵琶，曾以一曲《郁轮袍》博得皇亲贵戚的赞赏。（放幻灯）《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为送好友出使边疆而作。全诗只有四句，但离愁别绪、真挚情谊尽在其中，所以，不久就被配上音乐，成为流行一时的歌曲。因该曲歌词中有阳关、渭城等地名，所以又称《阳关曲》或《渭城曲》，对此，唐诗中多有提及，如白居易“最忆《阳关》唱，珍珠一串歌”（《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高调管瑟吹银字，慢拽歌词听《渭城》”（《南园试小乐》）。
唐代诗人白居易和王维一样也是一位“音乐人”。他的《琵琶行》对琵琶女的精湛技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其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诗句成为描绘音乐的经典名句。那个“低眉信手续续弹”的女子“初为《霓裳》后《六幺》”。据崔令钦的《教坊记》等有关文献记载，唐代的各类歌舞曲有数十首，有《伊州》、《乌夜啼》、《绿腰》、《春莺啭》、《胡旋》等，但成就最高、最受人喜爱的还是《霓裳羽衣曲》。唐代多位诗人用生花妙笔从各个角度来描述该曲的美妙之处，留下了数十首和《霓裳羽衣曲》有关的作品。由此看来，“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就不仅仅是白居易的独特感受了，而是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到了宋代，更出现了诗与歌高度结合的产物——词，这种来自民间的文学样式一经文人的介入便极大地提高了它得以流传千古的可能性。这个时期不但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词人，而且出现了八、九百个词牌。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上的豪放派及婉约派其实就是音乐的不同风格，有一则故事最能说明宋词仍是文学与音乐的结合体：
1：以词牌为例，念奴娇是大家都熟知的词牌，因为都能吟颂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名句，那么，念奴又有怎样的典故呢？原来，念奴是唐代著名歌女，音声高亢嘹亮，估计活在当代能与李娜（《青藏高原》歌唱者）能有一拼。再如：水调歌头这个词牌，调与歌两个字都反映了宋词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又如词牌中的令、慢、引、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如《如梦令》《扬州慢》就是乐调的长短，音乐曲风的不同。
2：用文人的文集说话，《东坡乐府》就是最好的佐证。
后世所传的词作，有一部分是专为歌唱写的，有一部分是单纯文人的案头之作。在词与曲间，徜徉得游刃有余的当推白石道人——姜夔。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十七首注有工尺谱的歌曲，是保存至今的唯一宋代乐谱，对研究宋词音乐有极宝贵的价值。他一生用诗词、音乐表达他对人生、对爱情、对大自然的丰富感受。其词格调高雅，有人称他的词作“清气盘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其高远峭拔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词作的音乐部分，也同样高远清秀，别具一格。今天，当我们解读“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意韵时，千万不能忘记白石道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让他的凄美词句伴随着悲怆的旋律飘入寻常百姓家。
音乐与文学的结合经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到了元代即成为杂剧，元杂剧的音乐属曲牌体，其曲牌来源于唐宋大曲、宋元词乐及诸宫调等。其特点是每折只能用同宫调系统的若干曲牌连缀而成，并有较固定的连缀格式。如我们所学的《窦娥冤》即采用正宫的曲牌。由此，我们也就知道：正宫的曲牌连缀就是由《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叨叨令》等组成。我们同学是否知道元代在音乐与文学有双重贡献的是谁呢？
对，是关汉卿。关汉卿：大都人。著名戏曲音乐家。王国维认为元杂剧的最佳之处在于有意境：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关汉卿的创作就达到了这种境界。由于他对元杂剧所做的巨大贡献，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首。（放《窦娥冤》曲，请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感受。）
无怪乎王国维在论及元曲四大家时，会得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结论，也无怪乎钟嗣成会称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捏杂剧班头”。
通过以上对中国的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使我们对诗与歌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我们知道：这一对孪生姊妹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相濡以沫，如影随形。真是“诗为歌之魂，歌为诗之翼”。
我们能在音乐与文学的优美意境中增长见识，陶冶性情，提升品位，儒雅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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