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图 陈淳
一、躬耕陇亩的隐士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无奇，不但没有垂名青史的功业建树，而且没有激动人心的复杂经历。他曾做过几任小官，后来便在家乡寻阳隐居终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120多首诗歌和12篇辞赋、散文，这些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苏东坡是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认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渊明，并且“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子由书》）。辛弃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对陶渊明极表敬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清代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舟中读陶》）一位终生隐居的穷苦读书人，竟会与功盖三分国的诸葛卧龙一样雄豪陶渊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会成为万古高标的象征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陶渊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生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三岁。他在东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后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当晋宋之际的乱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是东晋的重臣，为稳定东晋政权立有大功，功勋和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轻时曾打鱼为生。在那个特别看重门第的社会里，陶侃虽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贵族的温峤骂为“溪狗”。陶侃身后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于连陶渊明的祖、父叫什么名字，现已不很清楚。陶渊明虽为陶侃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出身贵族，相反，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总是“贫士”。请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自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短文并未声称是自传，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它就是陶渊明的自传。凡是传记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陶渊明死后，其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以哀悼之，诔文中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九岁入仕，历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从此归乡隐居，终身不复出仕。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什么几度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是为了养家活口才勉强出仕的。颜延之的诔文把陶渊明出仕的原因说得更加清楚:“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后面二句包含着两个典故:一是《韩诗外传》所记战国时人田过之语:“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二是《后汉书》所载的毛义之行为:“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奉养母亲。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陶渊明的出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正因如此，陶渊明虽然几度出仕，但在职时间一共不过数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后来的几任也都很短:任荆州幕僚达三年，当镇军参军仅一年，建威参军仅五个月，而最后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他从此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像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而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乡以后，陶渊明在家乡隐居。在当时的条件下，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繁重的农业劳动是格外的艰辛。陶渊明家境贫寒，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渊明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六十三岁去世。这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富贵荣华的诱惑的胜利记录。请看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这位檀道济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长官，而且是刘宋皇朝的宠臣，他闯进陶家，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说什么“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早已绝意仕进，况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裕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尽管此时陶渊明贫病交加，处境窘迫，但他断然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所以陶渊明坚决不肯接受，“麾而去之”，即挥挥手让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陶渊明为什么会不顾礼数地“麾而去之”因为檀道济的举止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麾而去之”是对“嗟来之食”的拒绝，是对物质诱惑的坚决抵拒。
陶渊明终于在贫穷艰难却又恬静安宁的隐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临终之前，他作《自祭文》云:“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果然，他的身后相当凄凉。挚友颜延之作诔哀悼，并与其友好商议后私谥曰“靖节征士”，此外无人为作哀吊文字，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以至于在他身后不久，沈约、萧统等人对他究竟是名“渊明”字“元亮”，还是名“潜”字“渊明”，就已不甚了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请看南宋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对陶渊明的礼赞: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二、污浊泥塘中的皎洁白莲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在陶渊明出生的四十多年前，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明帝向宰相王导询问晋朝的开国史，王导就把当初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残暴过程说了一遍。明帝听了，羞愧得把脸伏在床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正如当时北方前赵的石勒所说，司马氏的政权是用狡诈和残暴的手段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来的。正因晋朝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朝廷甚至不敢提倡忠君，整个社会便陷入缺乏道德准则的混乱状态。晋代的历史学家干宝写了一部《晋纪》，一般来说，叙述本朝历史的史书总要歌功颂德一番，可是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却对本朝政治严厉批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感到痛心疾首:“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及至晋末宋初，士大夫更加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在那个充满着污泥浊水的泥塘中，陶渊明像皎洁的白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成为那个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人格高标。那么，陶渊明的人格究竟有哪些不同于流俗的体现呢
首先，当整个社会都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时，陶渊明却以清高、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晋朝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既非德行，也非才能，而是门第。所以左思愤怒地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枝叶繁茂的松树长在山涧底，柔弱的树苗长在山顶上。那棵只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着百尺青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当时门阀制度的准确概括。当时不但王谢子弟聚居在建康城的乌衣巷里妄自尊大，社会上的其他人也对高门贵族心怀歆羡，直到梁代，连那个一心要造反的侯景都向梁武帝要求向王谢之家求婚。门阀制度下的价值观必然导至全社会追逐富贵的不良风气，正如干宝《晋纪总论》中所说，当时的士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士人不但追求官位，而且赤裸裸地追逐财富。王戎身居高位，家财百万，还每天晚上与妻子在烛光下摆弄筹码算账。和峤家财万贯却为人吝啬，人们说他有“钱癖”。正是在晋代，鲁褒的《钱神论》中出现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的话，故后人称钱为孔方兄。在这样一个污糟的环境中，陶渊明以我行我素的态度遗世而独立。陶渊明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贵族从未投过一丝歆羡的目光，相反，他对历史上那些贫寒终生的高士极为倾慕。他写了《咏贫士七首》，专咏那些安贫守贱的古代高士，比如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咏黔娄的一首，诗中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后二句说既不以高贵的爵位为荣，也不接受丰厚的馈赠，这正是陶渊明自己的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陶渊明才到中年便辞官归耕，其后即使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也坚决不应朝廷的征召，这是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彻底拒绝，是对趋炎附势的世风的尖锐批判。有些论者强调陶渊明对晋室的忠诚，说他归隐不仕是出于反对刘裕篡晋。陶渊明确实反对刘宋篡晋，渊明的曾祖为东晋重臣，本人也曾仕晋，自然会有忠晋的意识。况且刘裕以狡诈残暴行纂夺之事，更使陶渊明十分反感。晋恭帝被弑后，陶渊明作《述酒》一诗，用廋词隐语抒哀悼之意，便是明证。然而陶渊明归隐的意义远远高于不事二朝。他辞去彭泽令事在义熙元年（405），下距刘裕纂晋尚有十五年，此时刘裕纂晋之势尚未形成，陶渊明不能未卜先知。其实陶渊明对整个晋宋之际的黑暗政治都深恶痛绝，他竭尽全力去维护的目标是内心的操守。正因如此，志行高洁的萧统颂扬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南宋隐士朱敦儒晚年被迫出仕，后深感懊悔，作诗说:“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
其次，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放纵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纯朴的行为鹤立鸡群。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是虚伪的，晋代士人的假清高便是明证。比如享尽富贵荣华的王衍，竟然“口不言钱”。又如潘岳作有《闲居赋》，表达了恬淡高洁的情怀，但他事实上是个“望尘下拜”的卑劣小人。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感士不遇赋》中痛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渊明自身的行为则纯粹出于天真的本性，从无丝毫的伪装或虚饰。陶渊明彻底看穿了官场的黑暗本质，便决然归隐，决不做暂栖山林而心在魏阙的假隐士。朱熹说得好:“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与当时的风气背道而驰。晋代士人多有放诞、纵欲等病态行为。西晋之初，阮籍、嵇康等名士蔑视礼教的放诞行为是为了抒发内心的苦闷，也是对于黑暗现实的反抗，但后来的士人袭其外表而失其精神，遂流于放荡纵恣，装疯卖傻。葛洪在《抱朴子》里揭露他们的丑态是:“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陶渊明生性真率，不修边幅，他有些行为也好像异于常人，比如当着旁人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来漉酒，漉完后又戴到头上去。又如与客人共饮而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如果陶渊明身为贵族中人，这些举止多半会被刘义庆视作风流轶事写进《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行为与上述狂士貌同而实异:那些狂士的放诞行为，多属装腔作势，颇像现代人吸引目光的“行为秀”;而陶渊明却一任情性，绝无伪饰。苏东坡说得好:“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个人的人生选择，清高、耿介及真诚、纯朴，是陶渊明个人的人格特征，这些都与当时的世风南辕北辙，为什么会得到后人众口一致的高度赞颂呢换句话说，陶渊明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众所周知，只要不是无政府的社会，便需要有人做官，一个人选择做官为职业，当然是正当的权利。财富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当然也是完全正当的权利。但是，由于官员和富豪都能占有远远多于普通人的生活资料，都能获得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物质享受，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的行为就难免包含着比较庸俗乃至卑劣的动机。况且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总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占有太多，势必会损害其余的人。所以毋庸讳言，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这两项行为中并不包含任何道德价值。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求官职，而做官的主要目标仅是猎取荣华富贵甚至贪污狼藉;或者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逐财富，而发财的目的仅是挥霍奢华甚至为富不仁，那么这个社会靠什么道德准则来维系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必然会陷入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境地。古人为什么要提倡廉退之风其深层原因就是想用此来调节社会的秩序。春秋时代的伯夷、叔齐，平生并无功业建树，他们的事迹只是在继位问题上互相推让，武王伐纣后又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然而孔子称扬他们“求仁而得仁”，孟子甚至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树立廉退之风的典范。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需要提倡廉退之风，更不用说晋宋之际那种道德沦丧的乱世了。所以陶渊明的出现，确实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不但是封建时代的道德制高点，也对现代社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即使对于个体人生，陶渊明的人格高标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如上文所述，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都是人生的正当选择。但是假如你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假如你为了达此目的不择手段，那就会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从而丧失自我，你就会被官职、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异化。如今有许多人志在必得地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屡考不中，便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不知道人生有多种途径，不入政界未必便不能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些人一心想着致富甚至一夜暴富，如果美梦破灭，便终日惶惶不安，或自轻自贱。他们不知道生活有多种形态，过多的财富其实并无实际价值。从唐宋到元明清，不知有多少士人在陶渊明面前顶礼膜拜，因为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领悟了人生的真谛。难道在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就不再需要陶渊明了吗不!在这个浅薄、浮躁的时代里，许多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坐立不安的焦虑状态，陶渊明就是能帮助我们退烧的一帖清凉剂。陶渊明的人生观能够引导我们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并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
陶渊明的人格意义就是其诗文的价值之所在。陶渊明诗文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千古读者公认的评价是真淳、自然。感情真挚而毫无虚饰，形式平淡而毫无雕琢。后人对这种艺术境界佩服得五体投地，百计模仿却难以接近。其实奥秘全在于陶渊明的写作态度。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其写作是“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可见他吟诗作文，只是为了自娱，而不是想在文学史上留名，更不是为了取悦他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关于无弦琴的传说。最早的几种陶渊明传记中都说他家有无弦琴一张，每当饮酒微醺以后，便抚琴寄意。后人对这张无弦琴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它与《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一样寓有深意。事实上如果陶渊明有意置办一张无弦琴，那就有点装神弄鬼的行为秀的味道，这显然是对陶渊明的歪曲。苏东坡说得好，“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渊明无弦琴》）陶渊明家境贫寒，衣食尚且不周，琴弦坏了一时没钱更新，是情理中事。古人鼓琴多为自娱，阮籍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王维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静夜无人，四顾寂寥，哪有什么听众陶渊明也是如此，对他来说，弹琴与作诗一样，都是抒发内心情志而已。琴弦未断时，陶渊明当然会弹出琴声。琴弦断了，适逢心中有所感触需要抒发，他便抱着那张无弦琴抚弄一番。反正他需要的是以寄其意，只要内心有个旋律便行，有没有发出琴声，又有什么关系陶渊明的诗文也是如此，他写作时只是以示己志，根本没有考虑要迎合读者。这样的诗文，怎会不真淳、自然呢所以陶渊明与其作品是二位一体、无法分离的。陶渊明的诗文正是其平凡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人生态度的真实披露。如果不了解陶渊明的高洁志行，那些平淡质朴的诗文便不会如此激动人心。人生在世，当然应该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最好能为国家、人民多作贡献。但毫无疑问，事实上能够建功立业的只是极少数人。因为成功不但需要内在的品德和才能，还需要外在的环境和机会。那么，假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又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呢你怎样才能让平凡的一生过得愉快、充实，而且富有意义呢请读陶渊明的作品吧，那些隽永有味的诗文就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指南。根本不必多去考虑。到时候随着造化归于穷尽便可，眼前重要的事则是好好享受人生。长生不老的神仙之乡本属虚无缥缈，又怎能寄予期望信奉宗教的人们认为灵魂不灭，人生的归宿则在于死后才会前往的彼岸或天国。所以他们的“终极关怀”往往在弥留之际才提上议事日程。而在陶渊明看来，人死神灭，死后的归宿无非是归于空无，既无意义，也无需关心。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陶渊明的“终极关怀”并不指向死后的虚幻彼岸，他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就在现实人生。
那么，在现实人生中，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呢到杳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去与鸟兽为伍吗人类毕竟是群居的动物，正如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置身于紫陌红尘的现实世界吗到处都是熙来攘往的人群，哪里还有一块净土来安顿我们的灵魂请看陶渊明的独得之秘: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之五）
结庐人境而没有车马喧嚣，陶渊明的良策便是“心远”。“心远”是对浊世的疏远，是对名利的漠视，是对物质世界的精神超越。正像古井之水难起波澜一样，陶渊明既然达到了“心远”的境界，荣华富贵便像天上的浮云，喧浊市声便像远处的轻风。难怪他在庐山脚下的小村庄里过得如此从容、潇洒！他悠然自得地采菊东篱，又悠然自得地闲看南山，只觉得那暮岚氤氲、飞鸟归林的景物中包蕴着自然的真谛，想要辨析却已忘却了表达的语言。这便是陶渊明为自己构建的一座精神家园！
后人对《饮酒》这首诗好评如潮，清人陈祚明的说法最为中肯:“心远地即偏，公固不蹈东海。采菊见山，此有真境，非言可宣，即所为桃源者是耶”（《采菽堂古诗选》）意思是陶渊明与污浊的俗世本是格格不入的，但他用“心远地自偏”的方法实现了精神上的远离，也就不必像鲁仲连那样因义不帝秦而有蹈东海了。陈氏还认为陶渊明所处的“真境”，也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请看《桃花源记》中的描写: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真是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那里环境优美，民风纯朴，既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争夺和欺诈，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正像《桃花源诗》中所补充描述的:“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桃花源”既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也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那个“欣然规往”的高士刘子骥，其实正是陶渊明自身的影子。《桃花源诗》的最后两句“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诗人理想的直接宣示。
说到桃花源，许多人会联想到美国人亨利·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桃花源与瓦尔登湖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名扬天下的地名，也常常被人相提并论。从表面上看，桃花源与瓦尔登湖在地理位置上距离遥远:前者在中国，后者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位于小城康科德的地界内，两者刚好相隔半个地球。它们得名的时间则相去千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而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成书于1850年前后，前后相隔1400多年。这样说来，桃花源与瓦尔登湖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名，为何经常使人们产生联想呢原因便在于:虽然陶渊明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中国，梭罗却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两人一古一今，一东一西，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厌弃污浊的红尘，弃官归隐，躬耕度生。梭罗则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许多工作:教书、写作、帮助父亲制造铅笔，然后在29岁那年跑到瓦尔登湖边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座小屋，并在那儿隐居了两年多。陶渊明亲身参加农业劳动，他认为人们应该自食其力，为了衣食而参加劳动是人生的正道。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宣称:“我是在孤独地生活着，在森林中，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只靠着我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陶渊明的草庐处于树木环抱之中，梭罗的居处更是草莱未辟的森林:“我的房子是在一个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个较大的森林的边缘，在一个苍松和山核桃的小林子的中央。”梭罗的生活态度与陶渊明惊人地相似，两人的隐居生活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选择。陶渊明年轻时曾盼望着做一番事业，他看透官场黑暗后才义无返顾地辞官归隐。梭罗也一样，他怀有强烈的正义感，坚决反对蓄奴制度。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固然含有修身养性的意图，但也是对喧嚣城市生活的拒绝，对庸俗社会的疏离，以及对物质文明的挑战。朱熹评陶渊明的名言“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对梭罗也同样适用。梭罗的生活态度竟与陶渊明如此相似，这真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生动例证。梭罗对遥远的中华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瓦尔登湖》中便曾数次引用《论语》和《孟子》。但是陶渊明要迟至二十世纪初才被介绍到欧美，所以梭罗根本不知道古代中国曾有这位隐逸诗人的存在。否则的话，《瓦尔登湖》中多半会对陶渊明一致倾慕之诚的。
梭罗的《瓦尔登湖》被西方人誉为引导当代人抵抗物质引诱、回归自然朴素生活的圣典，也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半个多世纪以来，《瓦尔登湖》的中文译本一版再版，梭罗也成为许多当代中国诗人崇拜的对象。有些诗人甚至只知崇拜梭罗而对陶渊明置若罔闻，简直是数典忘祖。其实瓦尔登湖与桃花源具有共同的本质，那便是远离人寰，隔绝红尘，它们不属于社会而属于自然，它们是厌倦了喧嚣和纷争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它们也有根本的不同，那便是一实一虚。瓦尔登湖是真实的地点，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们要去寻访并非难事。桃花源却是陶渊明虚构出来的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境，它只存在于《桃花源记》这篇文学作品中。《桃花源记》中虽然言之凿凿:“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还说高士刘子骥闻之而“欣然规往”，仿佛确有其事，其实只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而已。武陵是晋代的郡名，辖区相当于今湖南省常德市。现在的常德境内真有一个桃源县，但这是北宋乾德元年（963）才从武陵县内析出的，其地名便来源于《桃花源记》，这是后人化虚为实的结果。有些学者不厌烦琐地考证真实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那是被陶渊明的障眼法瞒过了。所以桃花源是无法到达的虚幻世界，唐人王维就已叹息“不辨仙源何处寻”，何况今人！瓦尔登湖实而桃花源虚，前者可以亲临而后者只能想象，这也许是梭罗更受今人关注，而陶渊明却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然而在事实上，陶渊明的桃花源要比梭罗的瓦尔登湖更有意义。因为梭罗是在空间距离的意义上追求远离红尘，他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去隐居，便是看中了那里寂寥无人，《瓦尔登湖》中的一章就题为“寂寞”。陶渊明却是在心理距离的意义上做同样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心远”。在陶渊明看来，要想远离喧嚣的红尘世俗，不必躲进深山老林，只要保持清静、安宁的心态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在心灵深处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就行了。所以两人追求的目标虽然相同，但梭罗的行为是我们无法仿效的。地球已变得如此拥挤，我们能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瓦尔登湖呢即使是那个真实的瓦尔登湖，也早已成为名闻遐迩的“州保留地”，一年四季游人不绝，梭罗小木屋的复制品之前也经常聚集着参观的人群，哪里还有隐居之地的丝毫气息！陶渊明的行为却具有永久的典范意义，因为只要你抵拒外在的诱惑，“心远”是随时随地都能付诸实施的。哪怕你身居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哪怕你把家安在水泥森林中的一间公寓，你同样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同样可以生活在理想的世外桃源，因为“心远地自偏”，桃花源本来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2期、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