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史上，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之说，其实仅仅用一个字涵盖整整一个时代是不全面的，但每一个朝代的这一个字都毫无疑问地深刻表达了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和精神风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把握书法历史的演进与脉络。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讲讲对魏晋南北朝尚韵之风的理解。
在中国书法理论中，韵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在沃兴华的《中国书法史》一书中，讲到韵有两个特征，一是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所阐述的“如其气韵，必在生知，故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也就是说韵在本质上是思想情操和学问修养的自然流露。二是清人李修易《小蓬莱图画卷》所阐述的：“山水之有气韵，人往往以烟云当之，不知烟云犹可迹求也，气韵不可迹求也……当求诸活泼泼地。……‘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可谓善言气韵矣。”也就是说，韵是一种活泼泼的生机，在形式上如云烟之轻灵与虚无。简而言之，韵是一种非常玄妙的、超乎于技巧层面的东西。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已经渐渐从实用工具的角度，渐渐走向了人文觉醒的时期。文人书法登上舞台并且成为主角，他们与工匠不同的是，他们最关注的不是技巧，而是在书法当中贯注了一种精神意念，充分显示了主体精神的弘扬。这与当时的时代历史背景和书法演进规律都密切关联，下面我就从这两个角度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从时代背景看，西晋灭亡之后，汉族政权南迁，士人联袂过江，汉文化的中心于是从中原转移到南方，北方则有少数民族统治。
南迁的士族大夫都是魏晋以来的玄学家，由他们执掌政权的东晋，儒学不被重视，而崇尚黄老之学，东进的思想和文化承袭了魏晋时代的非儒精神，“人的自觉”“文的自觉”促使书法艺术摆脱旧习，向前发展。当时士族子弟特别爱好书法，有 “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的赞誉，也就是王、谢、庾、郗四大家族。其中“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之冠王家在书坛崭露头角的人最多，并且他们大都在朝廷担任要职，拥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因而这使得书法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当时的士人流行臧否人物、互相标榜的清议之风，用舆论抗争公然批评朝廷的腐败。在清议的同时，由于当时政治动乱，君臣之义失去约束，儒家的传统人伦关系和行为准则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因此士人在精神的苦闷中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专门研究《周易》《老子》和《庄子》的黄老之学应运而生，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由倾向政权转向自然和自我，他们开始追求一种超脱世俗、自由闲散、精神高度自由的生活，“竹林七贤”就是代表。
进入东晋后，朝廷偏安一隅，士人纷纷皈依佛教，佛学的“空无”和玄学的“虚无”具有相似性，佛教的“安般守意”和玄学的“清净无为”相结合，士人的生活从西晋的放荡纵欲中摆脱出来，开始追求宁静高雅的生活方式，流连于山水之间，风度翩翩，悠哉游哉。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就充分展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其内容中玄学的思想也非常浓厚，很具有代表性。
总之，从汉末到南朝，随着一次次的社会动荡，士人们的心态日益投向老庄，投向佛教，投向文学与诗歌。整个时代的风气与审美观念从汉代的恢弘博大转变为清朗俊逸。书法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不可能脱离这种文化背景，这种风格的转变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
另一方面，从书体演变的角度讲，行草书在东晋开始萌芽，发展到魏晋进步很大，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隶书到行书，从章草到今草的过渡。但到了东晋，随着是人们的交流、聚会，行草书在南方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很快就完成了这种过渡。其中贡献最大的要数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我认为，行草书的逐渐成熟其实更有利于主体精神意志的抒发，摆脱了篆书、隶书这样较为死板生硬的书写方式，风格开始变得瘦劲、飘逸、清秀、潇洒。行草书不太受规矩法度的限制，比较自由，因此显得质朴天真，活泼生机，展现出前代所未有的独特韵味。王羲之其字被称作“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人被称作“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即是这种轻灵、清远之韵的最好体现和典型代表。下面我就王羲之等书法家的风格和特点谈谈我对晋人之韵的一种理解。
王羲之是士族门阀王家的成员，他的书法清朗俊逸，用一种极致和完美的形式风靡天下，而且在字体上弥补以前书体的不足，开创新的风格，引导了行草书走向成熟，赢得了“书圣”的桂冠。就我自己欣赏被米芾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时，我发现他的风韵与王珣《伯远帖》中的风格还是略有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是晋韵的代表作。
王珣的《伯远帖》风格更为空灵、飘逸，字体结构比较松散，每一笔都非常传神，有种散漫、慵懒、潇洒的贵族之气，很符合当时文人的风格特征，风流倜傥，潇洒俊逸。王羲之《兰亭序》则在字形结构上更为紧凑，整体感觉也更为内敛。一方面在字型上潇洒舒张，比较放得开，看得出作者是在一种连续的气韵下所作，有一气呵成、气贯长虹之感，非常完整。而且有承袭王珣《伯远帖》中的飘逸俊秀，不过在这方面表现的不如《伯远帖》那么鲜明。另一方面，结体感觉比《伯远帖》方折，笔致收紧，点画线条偏方，起笔和收笔在细节处做的很精巧，不是很随意。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王羲之在其中表现了外拓奔放和内部瘦劲的特点。王羲之的这幅作品中我还看到了除了潇洒飘逸之外的骨鲠、硬朗之气，或许是由于书家个人性格和经历的不同，王羲之是起先出仕做官后饱经忧患，最终才放浪形骸的，他的性格中会有冷峻的一面，因此书风也会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我认为王羲之应该也是吸收了前人的特点，摒弃了他们中的过于浮华、玄虚和松散的缺点，在书写技巧上做了很大的改进和完善，使这种风格更为稳健、成熟。这是在法度上所做的贡献，毕竟只有确立起理智、规范和秩序，才能将这种风格稳固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唐人尚法”，唐朝人确立的严密的条条框框才能使当时的抒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晋人尚韵与宋人尚意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韵指一种和谐、一致的感觉，表现为晋人所写的书法作品风格具有一致性，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王羲之、王献之还是王珣等风格都大同小异，无疑都是潇洒飘逸、空灵俊秀；但意则指个人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情感，其主观性更强，它表现的是书家之间大不同的风格，风采各异，但他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通过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张扬个性，更加激烈地表现个人的主观意愿，营造更加强烈的艺术视觉表现效果。这是晋朝的人温和平淡的书写风格绝对不具备的。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书法风格的变迁和人们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风格，而每种风格都有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必定也会由其消极的因素。只不过这些是客观传统和历史的衔接和交替着编织和积累起来的，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无从言说。就晋韵而言，它表现了当时那个时代人文精神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中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绪，当然这只是从思想方面来说的，就书法艺术，他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只是有些东西还是有待于以后的时代的书家不断地开发、完善与成熟化，后代所谓的“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等都是体现。
参考文献：
1. 陈振濂 《线条的世界》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 陈振濂 《书法美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3. 沃兴华 《中国书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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