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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纪传体史学、传记文学之先河
史记
《史记》,是由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内容简介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史记》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 《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 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 《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
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 是 五帝,夏,殷,周 ,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 ,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
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司马迁子承父之志,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开始了《太史公书》及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史记》的写作已基本完成。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历史评价
精妙的叙事艺术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精彩的人物刻画
1、平民入传。
2、个性鲜明。
3、多维透视。
4、旁见侧出。
旁见侧出法,即在一篇传记(传主本传)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
有奇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他的缺点则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备注:旁见侧出中的"见"通"现")。
悲壮的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2、浓郁的悲剧气氛。
3、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刘向、扬雄说:“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 ”(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社会影响
史学影响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
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其中,《廉颇蔺相如列传》被列入小学生语文实验教科书第18课《将相和》。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传播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余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冯商所续《史记》七篇;刘知
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
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
,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
(《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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