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神韵断想之二十一-二十五
孙过庭籍贯官职考
——书法神韵断想之二十一
关于孙过庭的籍贯问题。孙过庭自称吴郡，窦蒙注云富阳人，张怀瓘云陈留人。想必三种说法都是有其依据和道理的。
吴郡：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原会稽郡的浙江（钱塘江）以西部分设吴郡，治所在原会稽郡的吴县（今苏州），会稽郡仅保留浙江以东部分，徙治山阴（今绍兴）。吴郡所辖属县：吴县，娄县（今昆山东北），由拳（今嘉兴南），海盐（东汉治所在今平湖东南），余杭（今余杭镇），钱唐（今杭州），富春（今富阳），乌程（今湖州），阳羡（今宜兴），无锡，毗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丹徒（今镇江）。。
晋咸和元年(326年)，司马岳被封为吴王，吴郡改为吴国。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罢吴国，复为吴郡。大明七年(463)，改隶南徐州。次年复归扬州。梁太清三年(549)，侯景叛乱，攻占吴县，改吴郡为吴州。大宝元年(550)二月，复改吴州为吴郡。陈后主祯明元年（隋开皇七年，587年)，析扬州地置吴州，治吴县，吴郡隶属吴州。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废吴郡，改吴州为苏州。隋大业元年(605)，复改苏州为吴州。大业三年，又改吴州为吴郡。唐武德四年(621)平定江南，改吴郡为苏州。唐贞观元年(627)，全国分为十道(道为监察区)，苏州属江南道。唐天宝元年(742)，苏州又改为吴郡。隶江南东道.唐乾元元年(758)，改吴郡为苏州；又置浙江西道，苏州隶浙江西道。
富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富春县。初置时幅员辽阔，辖境含今杭州桐庐、建德等地。属会稽郡。新莽始建国元年（9），改名诛岁。仍属会稽郡。东汉建武元年（25）复名富春。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部分设吴郡，富春属吴郡。汉末孙坚、孙策就是出自富春而崛起江东，孙坚子孙权继业创建吴国，功垂后世。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为避简文帝生母太后郑阿春讳，更名为富阳。富阳历史上曾两度撤并。隋开皇九年（589）并入钱塘（后改钱塘）县，大业三年（607）复置。
从上面资料看富阳是吴郡的一个县，富阳人称吴郡是以大地名称之，不矛盾。
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春秋时郑地也，为陈所侵，故曰陈留，战国时魏惠王都大梁，即其地也。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废分封，置郡县，设立了陈留县，属三川郡治所在今开封陈留镇。汉高祖刘邦尝兵败于此，昭灵后是以死焉。。武帝元狩中分河南郡置陈留郡，逮至兴平中，董卓暴乱天下，魏武乃自此兴兵倡义。若以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论，相当于今河南东至民权、宁陵，西至开封县、尉氏，北至延津、长垣，南至杞县、睢县之间的地区。其后，郡治屡有变更，但均未出今开封市境。
张怀瓘云陈留人，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可能是孙过庭中年时期在陈留居住过。也可能是孙氏祖籍地 、出生地。终上，孙过庭祖籍吴郡富阳，后来又移居陈留，客死洛阳。
关于孙过庭的官职问题。窦蒙注云“右卫胄曹参军”，张怀瓘云“率府录事参军”。两种说法也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应该说这两个官职孙过庭都干过。按照陈子昂所撰《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简称《孙君墓志铭》（《陈伯玉集》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看，这两个官职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右卫胄曹参军”在先，“率府录事参军”在后且为最后。因为一般墓志铭所写的官职都是死者生前的最后一任官职。从孙过庭“四十见君”开始为官，到“遭谗慝之议”离官，前后算来十六年之久，相信任过的官职当不止这两个，这两个官职仅仅是史料中显示出来的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孙过庭所担任过的这两个官职都是军职。右卫属于皇帝管辖的军队，率府则属于太子管辖的军队。孙过庭的官职有多大呢？参考唐代的官吏制度，胄曹参军和录事参军均属于从八品。套用现在的军职则相当于团职的参谋、干事或协理员一类。
陈子昂《孙君墓志铭》中说：“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 意思是：先生于仕途上的机遇特别的不顺。当先生学业有成的时候，赶上了国有大事，凶孽之灾延误了仕途。直到先生四十岁的时候这才有机会参加殿试见到了圣上。惋惜的是先生这一次没能考取。让人安慰的是虽然没考取却能被录用为官。先生的仕途很不顺利，干了十六年还是个“率府录事”。遇到了太子暴死一事，又有人借此机会说先生的坏话，诬陷先生，使得先生连“率府录事”这样一个小官也丢了。 “遭谗慝之议”，就是因为别人的不实诬陷之词丢了官。如果不是丢了官，那也就够不上诬陷了，仅仅是瞎说而已。这应该就是孙过庭的仕途的结束。“谗慝”又指的是什么呢？孙过庭官职是“率府录事”，是太子管辖的军队里的军职，遭诬陷丢官，看来一定与太子事件有关。查阅唐史，孙过庭入仕时的太子是李弘。李弘656年封为太子，675年暴死。当太子19年。这一时间段正好是孙过庭入仕的时间。按孙过庭“四十见君”一说计，当是显庆四年（659年）入仕。李弘死后，太子之争相当激烈。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的率府军队交由谁管？原来的那些军官谁能用谁不能用等问题马上就出来了。这些问题必然波及到原率府军队里的军官甚或士兵。这些人都存在着一个工作变动甚或去留的问题。孙过庭“遭谗慝之议”丢了官应该就是这件事。这一年即上元二年（675年）。如此说来孙过庭只当了16年官。
孙过庭生平考
——书法神韵断想之二十二
陈子昂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孙君墓志铭》（《陈伯玉集》卷六，《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一篇是《祭孙录事文》（《陈伯玉集》卷七）。是解读了解孙过庭生平的较为重要的资料。文字不多，已透露了大量的孙氏的生平事迹、人生际遇。
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
呜呼！君讳虔礼，字过庭，有唐之□□人也。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禄。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陻厄贫病，契阔良时。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性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有所述，死且不朽。宠荣之事，于我何有哉？志竟不遂，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时年若干。
呜呼！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铭曰：
嗟嗟孙生！见尔迹，不知尔灵。天竟不遂子愿兮，今用无成。呜呼苍天，吾欲诉夫幽明！
祭率府孙录事文 陈子昂
维年月日朔，某等谨以云云。古人叹息者，恨有志不遂。如吾子良图方兴，青云自致。何天道之微昧，而仁德之攸孤！忽中年而颠沛，从天运而长徂。惟君仁孝自天，忠义由己；诚不谢于昔人，实有高于烈士。然而人知信而必果，有不识于中庸。君不惭于贞纯，乃洗心于名理。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怀众宝而未摅，永幽泉而掩魄。乌呼哀哉！平生知己，畴昔周旋。我之数子，君之百年。相视而笑，宛然昨日。交臂而悲，今焉已失。人代如此，天道固然。所恨君者，枉夭当年。嗣子孤藐，贫窭联翩。无父何恃，有母茕焉。呜呼孙子！山涛尚在，稽绍不孤。君其知我，无恨泉途！呜呼哀哉，尚飨！
现就两文的大意，参考相关资料，解读一下孙氏的生平。
孙氏名虔礼，字过庭，大唐吴郡人，幼年但对父母很孝心，与兄弟相亲友好，小时家境不好，来不及学文，十五岁喜欢上了书法，便发奋学习，写了一手好字，特别对二王的作品更是都有心得，经过十多年的苦练，已到了乱真的地步，成年后他博学各科，对天地之间的大道颇有领悟，但一直不能跻身仕途，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考中举人，三十岁那年他的书法已经有了一定成就，太宗看了他的作品，十分欣赏，称赞“过庭这个小子，书法与二王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这本来是孙鱼跃龙门的好机会，谁知太宗去世，一切落空，那时又逢“房遗爱谋反案”出现，此案牵连到了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以及高阳公主等。这些人都被处死，冤狱株连很多。李恪随太宗打天下立有大功，人品很好，能力也强，很有社会威望，太宗尝谓此子像他。李恪为吴王，孙过庭吴地人，裹挟其中，无以自辩，与仕途无缘。四十岁时这才有机会参加殿试见到了圣上，令人惋惜的是又一次不能被录取。所幸却被录用，担任了右卫胄曹参军，右卫属于皇帝管辖的军队，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后来又迁任率府录事参军，率府则属于太子管辖的军队。在为人处世方面，他只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不知道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忠贞于国家不掺杂自己的私心杂念。做人做事讲究问心无愧。但虽如此，在那个风云多变，官场倾轧时代，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依然不能自保。上元二年（675年），五十六岁的孙过庭遭受别人的不实诬陷丢了官。成为一介草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忠信已被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但当初的诬陷却未能给予昭雪。他的仁义诚实克勤，同样也不被外人理解看重。，故尔对官场顿生厌恶，有人劝他，打通关系，重返官场，他回答：当官光宗耀祖，那是别人的事，与我孙过庭有什么关系呢？孙氏以教授书法为职业，潜心研究书法理论。又总是时运不济，最后客居洛阳，贫病相加。常靠借贷过日子，欠别人的债务很多，长时间还不了人家。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心态很好，志气和平，别的什么都不在乎，也不为其它的事情操心受累。只是一门心思研究书法，他要通过书法体会人与天的关系，感悟万物变化的道理。到了老年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法建树，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书谱》一书。并立志将自己的书法理论通过其《书谱》和自己的书法教学实践传授给众多学子，使书法事业得以发展。谁知他的志向还没有实现，突然得病死去了。客死在洛阳的植业里客舍。诗人陈子昂为他写了《孙君墓志铭》《祭孙录事文》以怀念这位伟大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他惊呼：钟繇等书法先贤死后，他们的书法技艺就没人传承了。先生这样的书法艺术人才是多少代以来才能出现的一位，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及的。怎么能够想到孙君还没有发挥出他最大才智，书法艺术正在发展时，就去逝了。孙君于书法方面诸多的才艺、诸多的思想理论都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却永远地去了。虽然有翰墨留下，但这些东西就如同他的魂魄一样，必定是虚掩的。悲哀啊，莫大的悲哀！
关于对孙过庭《书谱》艺术理论的评价
——书法神韵断想之二十三
《书谱》一书是我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含金量很高的、全面的、实用性很强的、影响力很大的、倍受书家们欢迎和重视的一部书学著作。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有人评价孙过庭的《书谱》时用了类似的话，即“书史之离骚，书家之绝唱”。孙过庭之《书谱》：如史如诗，如歌如咏，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入规入矩，入情入理，潇潇洒洒，四千余言。论文意、论文采，与屈子之《离骚》相比，毫不逊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书谱》之问世，千百年间，论书之众，书论之多，谁人可与孙子比肩？哪篇能随《书谱》其后？。
什么是书法艺术最高深也最为普遍的理论呢？三个字：书达情。孙过庭将“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作为书法的最高主旨，所要解决的就是书法艺术的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以往的书法理论重在用笔，突出技巧，错把书写技巧置于书法的主导地位。孙过庭的书法理论旨在用意。他力主在用意的前提下用笔，通过用笔体现用意。这是他对以往书法理论的最大突破，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理论的最大贡献。孙过庭的书法理论于当时是超前的，于今天亦不落后。
孙过庭《书谱》的问世，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才告开始。此前所称书论者，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书法艺术或写字的方法、技巧、经验、感受、体会、评说之类。《书谱》难道不是绝唱吗？
《书谱》是一部书法史诗。《书谱》从古至唐，将以往书法家、书法品评、书法作品、书法理论进行了大总结，推出了精华，屏弃了糟粕。手笔之大，论说之精之确，无人可与比拟。《书谱》从文学角度看，又是一部散文诗。诗文之长古文中并不多见；立意之新之深绝无仅有；层次分明，前后照应；说理透彻，言简意骇；遣辞恰确，富有文采；等等。诗歌中惯用的修辞手法如若比喻、对比、排比、互文等在他的笔下运用自如，妙笔生华；诗文中的对仗、压韵随处不在体现，等等。称其为“书史之离骚”一点也不过分。
《书谱》是一部书法学讲义、书法教材、书法课本。孙过庭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为书法的主旨，对书法的方方面面包括书家、学书、书牒、运笔、授书、评书等展开了论述。其中充满了辩证法，巧用了方法论。说理透彻，比喻精辟，妙语连珠，富有趣味。翰墨之精，入矩合规，字数之多，堪为后世草书之法帖。于右任先生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研究，取字取法多源于《书谱》。
《书谱》是书法批评的短枪和匕首。孙过庭对书法的批评所击之处，切中了书法之积习陈弊，鞭辟入里，言真意切，有拨云见日之效。这些批评有效地导引了书法之发展与未来，为后世学书人指明了一条学习书法以及书法创作的成名、成家、成功的正确道路。
宋高宗谓孙过庭《书谱》“此谱妙备书法”。米芾《书史》中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近前而直，……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清代李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评“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独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天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孙过庭，生性耿直，才思敏捷，善于文辞、精于翰墨。书史上对其褒贬不一，褒多于贬。褒者出于公心，贬者泄于私愤。
孙过庭的书法，开元年间书论家张怀璀对他有极高地评价：“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书，亚于草矣……隶、行、草入能品。”《宣和书谱》也说他 “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可见孙氏既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得二王之法，再加之有超凡的天分，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
厚今而不薄古
——书法神韵断想之二十四
《书谱》在书法理论方面有什么建树，提出什么创新，有什么理论思考，这决定《书谱》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在《书谱》开篇部分孙氏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如何评价古今的书家。历来评价往往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盲目崇拜古人，大唱颂歌，一种是盲目自大，厚今薄古。这两种都不利于书法的传承。前者影响书法的发展与创新，只能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最后导致一代不如一代，是书法文化自宫；后者偏离书法的传统正轨，抛弃前人书法优秀成果，斩断书法传统的源头，造成书法艺术走入歧途。
防止厚薄之弊首先要客观评价前人。《书谱》是怎样评价前人的呢？他是通过引用王羲之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古今是相对的，对孙氏来说唐以前的就是古，对王羲之来说，晋以前的是古。孙氏人微言轻，说出的话没有份量，他不得不搬出书圣，特别那是个尊王时代。这么做是无人敢非议的。这是孙氏聪明的地方。
《书谱》开宗明义说道：“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可谓钟张殒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zhi）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
这就是说，自古以来善长书法的人，汉、魏时期有钟繇（you）和张芝，堪称书艺卓绝，晋代末期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墨品世称精妙。孙氏认为：各个时代都有优秀的人物，汉魏的钟繇和张芝，晋末的王羲之、王献之，就是那个时期的优秀代表。真可谓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举孝廉为郎，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东亭武侯；魏国初建，迁相，明帝即位，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工书，师法曹喜、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于自然，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在书法史上与张芝、王羲之齐名，并称“钟张”、“钟王”。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张芝是我国最早的一个今草大师。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张焕曾任太常卿。张芝擅长草书中的章草，将古代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新写法，富有独创性，在当时影响很大。现在已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合称书中“四贤”。这在书法史上是有定评的，至今未动摇。这四人在书法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都开创了书法的新局面。钟繇由隶入楷，张芝创今草，王羲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被后人誉为“书圣”。王献之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他穷通各家。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他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在这里孙氏并不因为王羲之“推张迈钟”而厚此薄彼，也不会因为尊羲鄙献世俗之风而人云亦云，而是以卓立不群的精神，表达自己的看法，显示了书法理论家的独立的人格。在四人中，孙氏认为是继承关系“钟张殒没，而羲献继之”承认传统，承认书法史的连续性，这是书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承认继承、承认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正确的书法发展观。中国书法正是沿着这条路子不断地前行。
在书法史上，厚古者有之，一切都是古人的好，处处讲出处，离开对古人的模仿，就无法动笔。
在书法理论方面，言必古人，拾人牙慧，生搬硬套，生吞活剥。
厚今者有之，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自以为是，花里胡哨，招摇过市，自说自话，搞一些旁门左道，混淆视听。在书法理论方面，生搬西方美学的艺术公式，标新立异，以丑为美，胡乱涂鸦。
薄古者有之，否定一切，前无古人；薄今者有之，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这些人有的是无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还有一些人，头脑发热，狂妄自大，还以为拔着自己的头发就可以离开地球。
其实，书法艺术的个人实践与书法传统是无法分离的，但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客观公正的考量才行。理论探讨、评论欣赏，就是专业的考量。当然，考量的过程既是考量作品、书家，同时也是考量书评人的专业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