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的诗歌，共三百一十一篇，反映了周朝建立之初至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风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相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亦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那么，《诗经》原本是一部诗歌总集，何以就成了“经”呢？
《说文》曰：“经，织也。”——从丝为经，衡丝为纬，凡织，经静而纬动。这是“经”这个字或者词的本义；后来的引申义有很多，其中，把文化积累的经典之作统归于“经”，奉若神圣，推崇为至高无上，是最大的引申义，譬如：《道德经》《易经》《圣经》《佛经》《古兰经》《山海经》《水径》《茶经》等。把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定性为“经”，便是取经典、神圣、至高无上之义。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司马迁也说过：“《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凡“经”者，对于治国理政、道德信仰、礼约俗成、言行规范、伦理纲常、天道人性都具有特殊的指导和约束意义，是集人类文明、向善、进取、教化、理想、追求等之大成的必修文课，是人与一切动物区分的显著标志，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所积累总结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人说，半部春秋治天下，就是对“经”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和至高推崇。
“文豪天子”曹丕在其《论文》里，对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提出了惊世骇俗旳看法，他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是说，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魏帝曹丕将“文章”的社会作用概括为“经国之大业”，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评价如此之高，绝后但并不空前。实际上，早在魏晋以前，把《诗经》定性为“经”就已经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了，只不过是通过曹丕这个皇帝的口总结之后说出来，并将其内涵和外延扩大罢了。
央视给某品牌酒做的广告词说道：“光阴荏苒，经典永恒。”的确如此！《诗经》中的三百余首诗歌，产生于三千多年前，成书于两千多年前，高悬在中华文化历史的天空，根植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跨越悠悠时空，历久弥新，光辉灿烂，成了永恒的经典。一部《诗经》，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学的发展，历代文人学士的精神塑造，国人价值理念的形成，莘莘学子的启蒙教化等，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树立了一面永远高高飘扬的大旗。
仅从文化意义上而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绵延了八百年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在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上，《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在诗歌创作的抒情诗传统上，从《诗经》开始，抒情诗就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与抒情诗创作的辉煌成就相应的一个历史现象，便是中国古典诗学中抒情理论的高度发达和完美的形态——这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理论总结，以其感性直觉与理性思考的辨证统一，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风雅与文学革新上，《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在赋比兴的垂范上，《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的体例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开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创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诗经》丰富了华夏儿女的精神世界，陶冶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后来的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及至元曲和现当代诗歌创作，无不受其深刻影响，一脉传承，主流正统，江河东去，源远流长，汇集入海，始成汪洋。
由此来看，《诗经》的确堪称为“经”。作为信徒的我们，当常怀于心，卷不离手，虔诚诵读，日日礼拜，直到走入艺术的天堂，仙逝于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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