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分部理论——根于脉归于血气
1.包括经脉理论在内的传统针灸学理论是如何构建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理论构建有没有统一的范式？其演变有没有共通的规律？
2.作为纵向分部理论的重要构成，经筋学说兴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沉浮兴衰对于针灸理论的完整性以及临床诊疗的有效性产生了什么影响？
古人从对病症关联的细微观察中发现了人体各部之间联系的规律，具体表现为纵向的上下关联和横向的左右前后表里关联。对这些规律的解释形成理论，而这些出自不同时期不同医家的不同理论在形式上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分部。分部的目的在于精细地辨病位之所在，知病之所传。
术语
【部－分】
分部，又曰“部分”，或简称“分”“部”。指基于不同的理论对人体进行不同的区划，以说明人体局部与局部之间，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联规律。
诊脉有“三部九候”“天牖五部”；色诊亦有“色部”，详论“五藏六府肢节之部”；脉有经纪，皮有部，筋有部；人体纵向、横向也皆有分部。
【经－络】
脉为血气之府，是传输血气之道。脉大而直行者曰经脉，也简曰脉、曰经；小而别出者曰络、曰孙脉。
在长期的针灸诊疗实践中，古人发现人体远隔部位间存在着特定关联现象，且具有一定的规律，于是用经脉、络脉的概念来解释这种远隔关联现象，以及疾病的发生和传变规律。其中有大量诊疗实践经验支撑的、确定性高的常规联系路径标以“经脉”，而只有少量经验支撑的、尚未确定的联系路径则标以“络脉”。同样，病发有常处者曰病在经，无常处者曰在络（孙络）；病变能以经脉循行分布解释者为病在经，病变不合常规、变化无穷者为奇邪客络，病在络或孙络。
运行血气之道是经脉、络脉之体，而解释人体远隔部位间的特定联系以及疾病的发病机制和传变是古人对经脉、络脉之用的解读。脉的体用关系可简曰“流行血气，脉之体也；沟通上下表里反映血气虚实者，脉之用也”。
及至《黄帝内经》结集时，基于引申义的“经络学说”已占居了绝对主导地位，其耀眼的光芒遮挡了脉的本义，论经脉本义的重要篇章遂被打入另册名曰“经脉别论”。
【经筋】
筋分“大筋”“小筋”，上下相连呈纵向走行之大筋曰“经筋”，这类大筋共十二条曰“十二经筋”。
经筋之“筋”主要指肌肉及其外之筋膜，杨上善曰：“膜筋，十二经筋及十二筋之外裹膜分肉者名膜筋”（《太素》卷五）。
经筋之病只有两种：筋急和筋纵，寒则筋急，热则筋纵。《经筋》所论经筋之病主要为中寒之“筋急”，表现为以疼痛为主的多种复杂病症。
中寒“筋急”所致经筋之病，即以焠刺、恢刺、浮刺等筋刺法刺“筋急”处。
【营－卫】
营，环周也；卫，围护也。
“营”“卫”的概念出自兵家，其本义为兵营，其作用为防卫。《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以师兵为营卫”。《正义》云：“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
卫，除循脉为营之卫外，也是周身之外卫，以为阳气之用也，常用作阳气或气的代称，例如：
病在血调之络（脉），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调经论》）
——这里的“卫”即指肺所主之气。
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决气》）
——杨上善注：“即卫气也。”
卫为阳气而行于表，在躯体以分肉之间为表里之分界，故卫气行于皮至肉之间的皮肤、腠理、分腠、分肉之间，其中分肉之间是最大的连续空间，为卫气循行的主干道。因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故卫气也环行于脉，曰营之卫。
在《黄帝内经》卫气有两种用法：其一，卫营（脉）之气；其二，卫外之气。“营卫”一词也有两种用法：其一，营卫=营+卫；其二，营卫=营之卫。
《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曰：“荣卫二者，皆胃中后天之谷气所生。其气之清者为荣，浊者为卫。卫即气之剽悍者也，荣即血中之精粹者也。以其定位之体而言，则曰气血，以其流行之用而言，则曰荣卫。荣行脉中，故属于阴也；卫行脉外，故属于阳也。然荣卫之所以流行者，皆本乎肾中先天之一气，故又皆以气言，曰荣气、卫气也。”
可见，营者，又有“荣”之义。营、荣二字在古医籍中常通用，例如“营卫”之“营”字，《难经》皆作“荣”。
与荣养之义“营”相对之“卫”者，言阳气之卫外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生气通天论》）
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生气通天论》）
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营卫生会》）
足见，这里的“卫气”之功即阳气之用也。也正因为这一意义的“卫气”指卫外之阳气，须随入侵之外邪快速反应，故其行除有常规主干道外，还有“应急道”，即“见开而出”走捷径直达邪所，驱邪外出。
【三焦】
“三焦”一词，在《黄帝内经》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一，为六腑之一腑；其二，为五脏六腑之府。
藏象学说中六腑之“三焦”，是古人为解决“肾有左右而膀胱无二”，脏腑难以相合理论难题的诸种解决方案中的一种，《备急千金要方》明言“其三焦形相、浓薄、大小并同膀胱之形云”。换言之，这里的“三焦”实际上相当于膀胱的影子。
三焦膜-原学说之“三焦”，是指胸腹内以膈、肓为界的上中下三个分部，为原气之终始，水谷之道路也。
作为六腑之一的“三焦”与作为五脏六腑之府的“三焦”的主要区别见表1。
表1 三焦学说与藏象学说“三焦”之别
还有一种“三焦”说，以心以上至头为上焦，心以下至脐为中焦，脐以下至足为下焦。今人有称作“大三焦”者。其实这是后人将《难经》寸口脉诊之“三部”与“三焦”相混而生造出的一种“三焦”说，是误读经文的产物，与前两种“三焦”不可相提并论。这一说法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难经·十八难》杨玄操注，出土文献见于敦煌卷子《明堂五藏论》（P3655）。
《难经·十八难》论寸口脉的三部诊法原无“上焦”“中焦”“下焦”字样，《脉经》在引用时引入三焦字样，但与“三部”分得很清楚，未经宋人校改的《孙真人千金方》最接近原文旧貌：
寸主射上焦，头、皮毛竟手——上部。关主射中焦及腰——中部。赤（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下部。此为三部法，象三才天地人，头腹足为三元也。（《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卷二十七）
据此可知：上部=上焦+头、皮毛、手；中部=中焦+腰；下部=下焦+少腹至足。看到这样的表述，谁也不会将三焦膜-原学说用于胸腹分部之“三焦”与《难经》寸口脉用于周身上中下之“三部”相混淆。然而或由于文字传抄的失误，或由于对《脉经》文字的误读，而有将“三焦”与“三部”相混的文献，这一由于误读形成“三焦”的异说，对唐以后医籍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给正确理解三焦膜-原学说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第1节 分部范式的创生
命题2-1
腰以上者为阳，腰以下者为阴。（L41）
——此为一阴一阳两部分法。
命题2-2
足之阳者，阴中之少阳也；足之阴者，阴中之太阴也。手之阳者，阳中之太阳也；手之阴者，阳中之少阴也。（L41）
——此为二阴二阳的四分法。
命题2-3
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S6）
——此即公理2-4。
证明：基于命题1-10“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又据阴阳互根律可知人之身形可分为不同的部分，最简分为两部，最多可分为六部，分作六部者即据公理2-4。其阴阳分部原则为：四肢以内、外侧分阴阳；躯干以表、里分阴阳；头面无内外表里之分故而只有三阳之分部。据此分部原则可得到如下六经分部：
阳明之部——正面部、躯干前面、下肢前面；
太阳之部——正后头部、躯干背面、下肢背面；
少阳之部——侧头面部、躯干侧面、下肢外侧面；
太阴之部——躯干前面之里、下肢内侧面前部；
少阴之部——躯干背面之里、下肢内侧面后部；
厥阴之部——躯干侧面之里、下肢内侧面中部。
又依据阴阳的不同属性可形成立体分部，即横向分部，纵向分部、复合分部。其中发展最充分、应用最广的是纵向分部中的六经分部。
从《黄帝内经》经文不难读出“分部”对于针灸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审于分部，知病本始。（《疏五过论》）
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左右上下，阴阳所在，病之始终。（《皮部论》）
此五藏六府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阴和阳，用阳和阴，当明部分，万举万当。（《五色》）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阴阳应象大论》）
古典针灸分部理论的构建基于以下信念和逻辑：第一，人体各部之间存在关联，即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是可分的，每一部分都存在着至少一个与之相关联的部分；第二，关联存在多种形式；第三，“诊-疗一体”是认识机体各部关联规律及形式的普遍遵循的法则：如果两个部位存在着诊断上的关联，则存在着治疗上的关联，相关联的部分就被视为同一分部，不论这些部位是毗邻的还是远隔的。
综合考察分部理论，不难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方向性：横向分部自上而下；纵向分部则自下而上。
第二，立体性：分部都不是局限于人体体表的区域划分，而是立体的概念，纵向分部有皮部、脉部、筋部三层，其中脉部又再分出“经脉”“络脉”二层；横向分部没有明确分出深浅层次，但在临床应用时也有深浅之分。
第三，相对性：横向可分为二、三、四、五、六部；纵向则更多，有四部（太少阴阳）、六部（关合枢）、十一部、十二部等。
病在何部，即可随病所刺皮肉脉筋骨而治；“应”在何部，就取何部之“应”穴，不论何病，也不管多么错综复杂的症状，只要认准了病属何部，即可循部取穴，就找到了控制疾病的钥匙。所谓大道至简，千百年来针灸人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就是如何更准辨识病所，更全面地认识病所的关联部位及关联症状。
第2节 横向分部理论
心主神藏神，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基于这样的认识，心痹断然不能刺心。于是“针至病所”的路便封死了，而在“气街学说”的支撑下，横向分部理论应运而生，胸病取背“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刺法经验获得理论解释。
命题2-4
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输。气在腹者，止之背输，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L52）
命题1-56
五藏募皆在阴，而输皆在阳。（《难经·六十七难》）
——“然：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输在阳”（《难经·六十七难》）。
证明：基于公理2-3“阴阳表里上下内外左右雌雄相输应也”，腹为阴，背为阳；里为阴，表为阳，阴阳相应，“阴病行阳，阳病行阴，故令募在阴，输在阳”，则针刺治疗可“从阳引阴”“以表治里”。
横向分部理论基于“气街学说”将人体自上而下分作若干部分，同一分部之气前后左右相贯，内外相通，因而对每一部的病症，可按部取“病应处”为输而治，或膺病取背，或左病取右。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古人治疗心痹的刺法——“偶刺法”得到了圆满的解释。
横向分部理论要点
“气街学说”为横向分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基于气街学说，横向分部形成了完整的诊疗理论，并得到广泛而长久的应用。
在传世本《黄帝内经》中不见有系统论述横向分部的专篇，根据散在论述及相关临床应用，可知其横向分部有：二部（《热病》）；四部（《卫气》《水热穴论》）；五部（《五禁》）。
应用最多的分部法为头、胸、腹、胫（也有分作头、胸、腹、四肢者）四部，将人体上下横向分为四部或五部，实际上还是三部：头、胸、腹。上肢近端与胸连，下肢近端与腹连。从该理论的临床实际应用来看，也是主要体现在躯干部。
耐人寻味的是，横向分部理论的临床应用即使在经脉理论最盛行的时期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脉经》载有横向分部的专用刺法——三焦分部刺法；《针灸甲乙经》的输穴分类仍然是躯干按横向分部，四肢肘膝以下纵向分经，是一种横向、纵向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对后世的针灸临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从古至今，横向分部理论的临床应用一直就没中断。只是由于经脉理论强光的遮挡，人们早已不知该理论的来历与旧貌。那些应用该疗法的人们，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在自身理论缺失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们唯一熟悉的经脉理论中寻找理论支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背输、腹募实际是从横向分部理论分化出的子集，在《水热穴论》载有横向分部理论一个典型应用实例——“治热病五十九输”，五脏背输已经从头、胸、腹、四肢部独立出来。此外，从集汉以前针灸输穴主治之大成的《黄帝明堂经》来看，躯干腰背部与胸腹部前后对应穴的主治病症皆前后相应，背穴主腹病，腹穴主背病。这个经验只能用横向分部理论解释，而无法用经脉理论解释，不应归入十二经系统。三国时吕广分别著有《募输经》和《玉匮针经》，也是将募输穴视为一个独立的输穴系统。
如果横向分部理论的临床应用只是随病所前后左右取穴，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就不大。横向分部的意义在于：第一，每一部的取穴是有规律的；第二，上部病于该部针灸不已，则递次取下部穴，而且于下部取穴时几乎都与上部呈同一纵向的取穴，实际上纵向分部的“经脉”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第三，总是上部不已，取下部，很少有相反者。与经脉理论临床应用的根本区别在于：横向分部取穴，取上部穴不效，只能递次取下部穴，不能隔部取穴；而经脉理论的临床应用上，最上部之病可以取最下部之穴。
作为横向分部理论临床应用的范例，“三焦分部刺法”不仅大大拓展了横向分部理论的应用域，而且补强了其诊法上的不足。而三国时吕广论脏腑募输穴的专著《募输经》的问世标志着横向分部理论地位的确立。
第3节 纵向分部理论
纵向分部理论，经历的发展阶段最多，构成最复杂，传承最完整。纵向分部理论将人体按纵向分作若干部：有四部（二阴二阳）、六部（三阴三阳）、十一部（足三阴三阳和手二阴三阳）、十二部（手足三阴三阳）。
在同一部中还包括深浅不同层次的立体分部：皮之部、脉之部、筋之部。其中脉之部又分“经脉”与“络脉”两层。其具体的理论体系构成包括：经脉学说、奇经八脉学说、络脉学说、经筋学说。其中经脉学说最为复杂，又包括以下诸说：标本学说、根结学说、营气学说、脏腑表里学说。
一、经络学说
命题2-5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S62）
命题2-6
［邪］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于膺背两胁亦中其经。（L4）
命题1-21
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L52）
证明：基于公理2-4“人体三阴三阳纵向分部律”，可得到六经分部，故知邪中于面则病在“阳明之部”，中于项则病在“太阳之部”，中于颊则病在“少阳之部”；中于前膺者则病在“阳明之部”，中于前胸之里者则病在“太阴之部”；中于背者则病在“太阳之部”，中于背里者则病在“少阴之部”；中于胁者则病在“少阳之部”，中于胁里者则病在“厥阴之部”，故据病症所在之部而知何经之病。又，诊见某一经标本脉动异常即知病在该经，即取该经标本之输治之，故曰“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经络分部理论要点
续表
经脉理论之所以能获得最大的发展空间，主要是其在以下三方面占尽了优势：
首先，从观念上看，注重普遍联系的整体观是中国人独特思维基因的表达，而经脉学说植根于“标本”观念，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针灸人特有的智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经脉学说晚出而后来居上，并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它最能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中国人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对于疾病不是直接，而是间接治疗，不仅从前景，更从背景着眼。“标本”的观念不仅是针灸治疗原则，也是经络学说诞生的原点，这样的理论一旦出现，更受人们的青睐，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很长时间内，“脉”是古人所认识到的唯一一种传输系统，只有通过脉的传输，气血才能运行周身，病邪才能上下表里传注，因而只有刺脉刺输才能借助于脉的传输治疗远隔躯体及脏腑的病症。
第三，在理论的经验支撑方面，“诊-疗一体”是古人检验针灸理论的基本法则，而“诊-疗”二者之中，“诊”又处于主导地位，“诊”决定“疗”。而从一开始，脉诊在诊病的地位和作用便是其他任何一种诊法所不能比拟的，这就从经验层面决定了基于脉诊的经脉理论更具有获得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的潜力。相比之下，横向分部在“诊”这一层面的积累与总结还非常薄弱，虽然在一个时期创造出了技术上的辉煌，但很快就由于缺乏诊法的支撑而难以在治的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纵向分部理论的核心，经络学说最突出的应用是远道取穴——远道上下取穴，更准确地说，是以本治标。超越了“病所”和“病应”的局限，有了更多的选择，从而使得古典针灸产生从前景到背景，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如果说横向分部呈现的是内外相应、左右相联，那么普遍联系的整体观则在经脉理论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二、经筋学说
命题2-7
皮有部，肉有柱，血气有输，［筋有结］，骨有属。（L59）
命题2-8
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别其分部。（S56）
命题2-9
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L78；S24）
证明：基于选取刺灸处公理12-1“因病所在刺之”，则病在脉刺脉，在筋刺筋；“脉有经纪，筋有结络”，故脉有分部，筋亦有部，分部不同，所主病各异。
经筋分部理论要点
之所以经筋学说的构建以经络学说为模板，一方面可能因为经络学说作为针灸理论的主导，自然会成为其他理论构建的范式；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筋与脉有太紧密的关联，二者之中的不少概念术语都可见一一对应的关联，在病理上也相互影响，脉病、筋病有着共同的主病因“风寒”，寒则脉急，脉急则痛；寒则筋急，筋急则痛；脉痹治以“血脉”“结络”，筋痹治以“筋急”“结筋”。《黄帝内经》大量论述“血脉”“结络”作为血气不行的标志，实则“筋急”“结筋”也常常是血气不行的反映。经脉伏行于分肉间，筋急乃至结而成“结筋”则分肉不解利，脉不通血气不行，刺筋急结筋以柔筋则分肉解利，脉通血行，痹乃除，故曰“骨正筋柔，气血以流”也。
在有些情形下“筋”“脉”二者的关联之紧密甚至达到难以分离的程度，故而常常连称曰“筋脉”，例如“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五脏”“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之所以要于经络学说之外另立“经筋学说”，主要因为两个伟大的发现——特定病症模式的“筋急”机制和疼痛的常规刺法“分刺”法。正确认识经筋学说，则针刺治痹的最常用刺法“分刺法”便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三焦膜-原学说亦可大为拓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针灸应用最广的病症，痹症中的“众痹”，从躯体之痹到内脏之“积”，皆归属于经筋病候，本身足以说明经筋学说在针灸诊疗上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不亚于经络学说。然而，在《黄帝内经》结集时，经筋学说或由于与“血气”的关联度远不及经络学说而被淡化，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汉以后人们已不知筋病的诊法和刺法，在经筋疗法最有优势的痹症和积症的治疗中也不知如何应用，失去临床实践的支撑，理论的衰落则是必然的结局。今欲重振此说，找到未来正确的发展方向，首先要回到人们迷失处——筋病刺处的选定及定式刺法。
关于筋病刺灸处，《卫气失常》曰“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那么，筋病何在？《经筋》有如下论述：
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
——十二经筋病候下皆曰“治在燔针劫刺”，而此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指出“刺寒急”，而非刺痛处。
由此可见，筋病只有两种：筋急和筋纵，而《经筋》主要针对筋急，所述病候多为筋急的种种表现，治则和刺法也是针对寒邪所致的“筋急”。
筋急包括阳筋急和阴筋急（又曰“内［筋］急”），躯体症状主要由阳筋急引起，而内脏症状由阴筋急引起。《经筋》十二经筋病候主要为阳筋急的症状，“筋急”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支”“反折”“转筋”“结筋”“瘛”。
——“支”字，历代注《黄帝内经》者皆无注，今人也无考。“支”，义即支撑。在《黄帝明堂经》的不同传本有写作“榰”者，又有写作“柱”，义并同。其实，在《黄帝明堂经》中“支”或“榰”表达筋急疼痛的用例，比“反折”“转筋”等术语更常用，直到今天我们在形容疼痛时还常说“像是筋抻着痛”。
筋急之“支”“反折”“转筋”“结筋”都可导致疼痛，此外筋急还可引起许多非痛性的复杂症状，例如“卒口僻，急者目不合”“阴器不用”“耳中鸣”“舌卷”“息贲，胁急吐血”等。筋急所致的痛性和非痛性病症的治疗原则都相同——“燔针劫刺，以痛为输”。可见，“以痛为输”之“痛”字不能理解为疼痛，而只能理解为“病”①——有病之筋的“筋急”处。也即上引《经筋》所述“经筋之病”下的刺法“焠刺者，刺寒急也”之义。经筋之病取“有病之筋”也正如经脉之病刺“有过之脉”也。
①汉以前古籍“痛”与“病”字常互用或混用，如手太阳经筋病候“其病”即写作“其痛”。
在具体的十二经筋病症表述模式也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足少阴之筋……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经筋》）
——此明言足少阴筋所过之处的痛和转筋皆由“结筋”所致。
手太阳之筋……其痛（病）：当所过者支、转筋。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经筋》）
手少阳之筋……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经筋》）
手阳明之筋……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经筋》）
手太阴之筋……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经筋》）
——内筋急则“息贲，胁急吐血”。
手心主之筋……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经筋》）
手少阴之筋……其病：内急，心承伏梁，下为肘网。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经筋》）
——此条将内筋（阴筋）急和外筋（阳筋）急病症分别论述，一目了然。内筋急须用熨引饮药治之。
《黄帝内经》其他篇对于筋病的刺处更有明言：
病在筋调之筋，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调经论》）
——这里明言治经筋之病，针刺筋“急”者。
恢刺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官针》）
——这里明言治筋痹，针刺“筋急”处。
足见《经筋》所谓“以痛为输”只能理解为“以筋病处为输”，是以“筋急”处为输，即以“受病处”为输，不以“显病处”为输。或许是担心后人不能解筋痹刺法之要，《经筋》作者在作为全篇的结语“焠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句下，又特别追加一句“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目眦急不能卒视，治皆如右方也”。这里特意在足阳明、手太阳经筋病候中选取两个非痛性症状，强调其治疗“皆如右方也”，即如痛性症状一样，“刺寒急”也。唯恐后人被十二经筋病候下反复出现的“以痛为输”之“痛”字所困。
正因为经筋病的刺所是“筋急”处，因此能否精准地辨识“筋急”所在即为治疗成败的关键。一条经筋上下的诸“痛”可由一处的“筋急”所致，也就是说，痛处与筋急处可以相隔很远，例如足少阳经筋病候“腘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䏚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其髀、尻、䏚、季胁、缺盆膺乳颈等各处疼痛，皆由“腘筋急”所致；又如足厥阴经筋病候“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各处疼痛及“阴器不用”皆由足大指筋急所致，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精准找到“筋急”所在，针刺以柔之，所有的痛症尽消，非痛性症状也随之而解；反之，如果只是在痛处针刺，疼痛或可减轻一时，但很快疼痛如旧。由此还可推导这样的判断：如果有明显的痛处，但没有发现“筋急”处，即可判定此痛非经筋之病，非刺筋法所治也。
经筋的病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多种症状可由多处“筋急”导致，治疗则须刺所有“筋急”处；但往往更常见的是，在多种“筋急”中有一处“筋急”为初始的，其他处为继发的，这时的治疗往往须或先须处理最初的“筋急”处即可使诸“急”皆缓，诸症皆除。足见，诊“筋急”的重要性对于筋病的针灸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关于筋病的具体刺法，《经筋》篇只提及“燔针劫刺”，另在手太阳经筋下曰“治在燔针劫刺之，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其为肿者，复而锐之”，在这一语境下“复而锐之”的刺法特指该篇病候“颈肿”（瘰疬）而言，但完全可以用作治疗“结筋”的通用刺法（详见本书第5章示例二“痹症——古典针灸学的原点”）；刺法标准的专篇《官针》记载的治疗中寒筋急痛痹的十多种定式刺法，皆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平刺、斜刺于皮、肉之间。此外《热病》所载治疗筋纵所致“偏枯”的刺法同样为卧针刺“分腠之间”。
从以往对筋病刺处及刺法的迷失中走出，再回过头来读《经筋》，霍然眼前一亮，心头一热，古人对于“筋急”所致各种症状特征观察之细密，规律认识之深刻，治疗方法之精妙，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对于古人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古人两千多年前的发现，随着现代医学在这一领域的拓荒的重发现而显得更加伟大——当代东西方各家筋膜学说风行，然多限于痛证的应用，而两千多年前中国针灸人还多走了一步——对“筋急”引起的非痛性诸症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和卓有成效的治疗。
今天针灸临床以及针灸作用机制研究中的许多困惑都能在重读《经筋》的蓦然回首中冰释；现代许多针灸“新针法”也都可在此找到源头活水。
针灸理论的发展命运与“血气说”息息相关，表面看来经筋与血气的关联不高甚至无关，这一表面印象实为后人的误解，当人们在说“脉”时，不仅指脉内中空的部分，还包括脉外的膜——经隧；“筋”外同样有膜，明确认识并指出这一点的是唐代杨上善：
肝主身之筋膜。杨上善注曰：膜者，人之皮下肉上膜肉之筋也。（《太素·五脏痿》卷二十五）
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杨上善注曰：肉肓者皮下肉上之膜也。（《太素·胀论》卷二十九）
地有林木人有幕筋。杨上善注曰：幕当为膜，亦幕覆也。膜筋，十二经筋及十二筋之外裹膜分肉者名膜筋也。（《太素·人合》卷五）
可见，“筋”不仅是指“肉”，还包括了包裹肉的外膜，准确的表述应作“筋膜”，只是“经筋膜”的说法不合古人的行文习惯而只曰“经筋”。“筋”本身虽“中无有空，不得通于阴阳之气，上下往来”，但筋外之膜曰“肉肓”乃卫气所行之主干道，与体内肓膜的性质一样，皆为气汇气行之处，故刺气穴须刺及肉肓气乃行。刺脉调气，其调气之功主要通过刺脉外之膜“经隧”实现，故《调经论》气之有余不足皆调于经隧。同样，刺筋外之膜也是调卫气的重要路径，古人将行于“分肉之间”的脉名曰“经脉”本身就说明了经脉与经筋不可分割的关联——没有筋外之膜，就没有“分肉之间”，也就没有“经隧”，针刺调气也就无以着落。
由于人们没有意识到筋膜行气之属性，使得原本与经脉学说相辅相成的经筋学说渐渐“失宠”；汉唐之间虽有有识之士致力整合经筋学说、经络学说于一体，可惜未能有如杨上善关于“经筋”的解读，终未使得经筋学说再次“得宠”，曾在针灸发展史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经筋学说在唐以后已名存实亡。失去经筋学说的强有力的支撑，经络学说也难只手擎起针灸诊疗之“天”，造成了针灸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失衡”状态——随着经筋学说的衰落，其支撑的临床诊疗经验，一小部分被勉强纳入经络学说，大部分则散落殆尽。
第4节 复合分部理论
主要包括以横向分部为主兼具纵向分部特征的三焦膜-原学说，以及以纵向分部为主兼具其他多种功用的营卫学说。
一、营卫学说
（一）经脉环周之营卫
命题2-10
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L81）
命题2-11
营气之道，内谷为宝。谷入于胃，乃传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专者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是谓天地之纪。（L16）
命题2-12
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L18）
证明：基于“生气通天”公理，人之血气应天地之气，已知天之日月星宿之行“如环无端”，地之经水“内外相贯”圆道也，故人之血气也应之而周流不休也。
营者，环也，脉内环周之气。之所以在“营气”之外另设一“卫气”的概念，其一，是出于阴阳对偶的观念；第二，脉内外的物质相互交通才能生化不息。
“营”乃循环之血，“卫”乃循环之气，是构建气血循环，保证气血匀速运行不可缺少的概念。通览《黄帝内经》“营卫”之论，可见一明显特征——“周而复始”“如环无端”，如果除去“营卫”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特定的循环意义，其功用实可统于“血气”。
（二）血气之营卫（荣卫）
命题2-13
阳者，卫外而为固也。（S3）
命题2-14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S3）
命题2-15
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L71）
命题2-16
审察卫气，为百病母。（L48）
证明：基于阴阳公理，表为阳，里为阴；已知营为阴，卫为阳，故卫气行于躯体之表——皮肤、腠理、分肉之间；营气行于里血分；卫气固表卫外，故曰“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营气生血荣养周身，故营气又曰“荣气”。
为区别于十二经脉如环无端的“营卫学说”，作为奉身卫外的“营卫学说”可称作“荣卫学说”。或者说，“营卫说”是“荣卫说”的一部分。
如果“营卫学说”只是为如环无端经脉环周说提供理论支撑，那么营卫学说只能作为经脉学说的附属而存在。然而“营卫”通过概念的延伸，在解释病机方面获得广泛的应用，几乎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疾病的病机。“营卫”概念的延伸通过以下两步完成：
第一步，赋予“营”以“荣”的意义，从而获得血气的营养功能；
第二步，赋予“卫”卫外固表之功，从与经脉之营伴行的固定模式和路径中拓展开来，承担了阳气、正气的重任，至少是清阳之气的功能，而有“清阳发腠理”之说；卫气可以直达分腠以开合腠理；也可以从分肉之间出表达分腠。分腠和分肉之间是卫气之道，也是邪气停留的两个虚空处，由此提出“审察卫气，为百病母”的命题。
命题2-17
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焉。（L79；S35）
命题2-18
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L79）
命题2-19
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L79）
——“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疟论》）。
证明：据公理9“气行虚空，正气不行则邪气客之”，故知邪之所客，其气必虚；卫气所应，其病乃作。又因卫气的重要功能是“卫外”，外邪入侵，卫气可走捷径直达邪之所在，驱邪“见开而出”而不必循常道也。若旧邪伏留也须“卫气应”乃发病，则卫行脉外既有常路也有“应急道”。
具有现代医学免疫学知识背景的人读到这里，一定无法相信：在两千年多年前的针灸经典会读到现代医学的最新思想。中国古人不乏深邃的思想，只欠浅显的表达，以至于今天的针灸人反而需要参照现代医学的概念语言，才能对古人解码生命的智慧稍有领悟。
营卫学说的意义：
其一，为构建五十营，经脉的如环无端的循环模式；
其二，曰“血气”者，则血气为一体行于脉内；曰“营卫”者，则“卫”独立出来行脉外，使血气说进一步向“气”倾斜；
其三，突出了“卫”的抗邪之功，拓展了血气的应用范畴；
其四，在刺法上也单立“刺卫”法，强调刺脉外以调气。催生了“血气说”的重心由血向气的偏转，促成了针刺法从刺脉出血向刺脉外调气调经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
二、三焦膜－原学说
本可以将这一学说置于“横向分部理论”之下论述，然而三焦膜-原学说虽以横向分部为基调，但也表现出某些“纵”的特征，更主要的是如将其并于某一分部理论之下，不足以体现其对整个古典针灸学的重要意义，也有负古人在构建这一学说极其漫长的探索中所倾注的心血和智慧。
命题2-20
膏（膈）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L1）
——杨上善注：“肓谓下肓，在脐一寸。脖，[蒲字三点水换成礻]忽反；胦，于桑反，谓胦脐也”（《太素·诸原所生》卷二十一）。
推论2-20
五脏之原有出于胸腹者，膈、肓之原亦当有出于四关者。
——经脉有上输下输，经脉之原“四海”有上输下输，血气之源五脏六腑亦有上输下输，以此推之则所有血气之源、之府、之会，以及血气之所注的官窍皆当有上输下输也。膈、肓属于“脏”，既然膈、肓之原有出于胸腹者，五脏亦当有原出于胸腹；反之，五脏之原既有出于四关者，膈、肓亦当有原下出于四肢。已知《难经》已言五脏之原在胸腹者曰“五脏募”，具体的名称、定位和主治则详见于《黄帝明堂经》。而膈、肓之下输未见明言。从对应关系可推知，膈之下输出于大陵、神门；肓之下输出于巨虚上下廉、三里。
命题1-29
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藏六府。（《难经·六十六难》）
命题2-21
肾间动气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难经·八难》）
命题2-22
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难经·三十一难》）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内而不出。其治在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两乳间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傍。下焦者，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主出而不内，以传导也。其治在脐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其府在气街“（《难经·三十一难》）。
命题2-23
三焦也，有原气之别焉，主持诸气，有名而无形。（《难经·三十八难》）
命题2-24
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金匮要略》）
命题2-25
营出于中焦，卫出于下（上）焦。（L18）
证明：据公理9可知“气行虚空，正气不行则邪气客之”，又知体内最大虚空在胸腹腔，以膈、肓为界分为上、中、下三部曰上焦、中焦、下焦，总曰三焦，故三焦“经历于五藏六府”，乃五脏六腑之府；又，虚空之大者不仅是气行之处，还是气会之处——气海，以及原气生发之处——肾间动气，故谓三焦为“气之所终始也”。
胸腹之中各有一最大的膜——膈、肓，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关注，对其形态结构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推求其生理功能以及与疾病的关联。基于“气行虚空”的理念，古人认为脏腑之外和之间那些虚空的膜，乃血络灌注，气所游行之处。以脐下小肠肓膜（膜原）为气海、命门、三焦之原者，以其膜之大，膜之聚也；又以此区域为动气最甚处，故为“动气之原”“原气所出”。同样上气海膻中，为上焦之“治”，也以其为膜之大、膜之聚也；为气海、气会，以其动气所及也。膻中“一名元儿”，则与下气海“一名命门”的理念相似也。治疗心病的募与输、心之原及五输都归于心包，而不是心。既知血气之府“脉”以治血气之疾，又知心之府“心包”主治心病，再往前一步则知脏腑之府“三焦”主治五脏六腑之病也。
三焦膜-原学说要点如下：
1.三焦之形
三焦以“膜”为体，以为脏腑之包裹、间隔和悬挂，胸腹之内、脏腑之外的各类膜总谓之“三焦”，是为脏腑之府、脏腑之系。在所有胸腹肓膜中“膈”和“肓”以其部位的特殊性和功能的重要性而最先被认识。膈，又称作“膈膜”（相当现代解剖学所说“横膈膜”），谓之“气海”；肓，即“小肠膜原”，又称“下膈膜”（相当于现代解剖学的“肠系膜”），亦谓之“气海”（清代王清任谓之“气府”）。膈与肓也是主持诸气之三焦的分界：胸腹之域，膈以上至咽喉为上焦，膈、肓之间为中焦，肓以下为下焦。胸腹内之“肓膜”作为三焦之体，又称作“焦理”①；又，三焦膜-原学说以皮下“腠理”为三焦之外应，皆行三焦之气——卫气，故“腠理”也谓之“焦理”。
①《灵枢》注家多不明此理，将《论勇》所说胸腹内肓膜的“三焦理横”“其焦理纵”中之“焦理”误解为体表分内之间的“腠理”。
2.三焦之用
三焦以气为用，主持诸气。气之原出于两肾间命门，即以下“气海”为气之原，故三焦是以下焦为原，经营上焦、中焦，主持三气：上焦主卫气，中焦主营气，下焦主原气。在内，脏腑的形态及其相互间位置关系取决于三焦之膜，脏腑间气的运行以及功能的整合也通过三焦实现。在扁鹊医学中，“三焦”常常用作命门、原气的代名词，所谓“命门者……原气之所系也”（《难经·三十六难》），“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原者，三焦之尊号也”（《难经·六十六难》）。上膈为气海，下肓为气海，中焦为水谷气血之海，故曰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难经·三十一难》）。正因为三焦为脏腑之府，故《扁鹊针灸经》以三焦输主五脏六腑之疾。三焦募当命门——与下焦之原“肓之原”只半寸之隔；独取寸口脉法，也以尺脉为命门三焦脉之所出，皆是“三焦以下焦为原”观念的具体体现。
3.病机与主病
三焦以膜为体，以气为用，并为气、水、谷之道，气病主要为气逆、气虚、气乱，病逆气里急、腹满气胀、脐下动气、寒疝积聚。三焦病症与冲脉病候相近，因三焦原气以冲脉为道故也；气乱则病霍乱、百合。水谷之道则表现为不通和不约，上焦不通则胸膈痞满而病气膈、洞膈（膈洞）、迥风、上膈、膈中、噎膈；不约则漏气（食下汗出），或泄下便利。中焦不通则关格隔绝，腹满膨膨不欲食；不约则洞泄下利。下焦不通则大小便不通利；不约则大小便不止。与藏象经脉学说不同的一点在于，三焦膜-原学说中疾病传变先从脏到腑，久病不已最后累及三焦，导致三焦气机逆乱，水谷运化紊乱，及至三焦功能衰败，则为不治之死症。因而，该学说在慢性病、多脏器合病的疑难病症，以及老年病诊疗的应用上显示出突出的优势和巨大的潜力。
4.诊法
寸口脉三焦分部诊法，寸脉主上焦，关脉主中焦，尺脉主下焦。
例如寒痹、癥瘕、积聚之脉，皆弦紧，若在心下，即寸弦紧；在胃管，即关弦紧；在脐下，即尺弦紧。更精确的诊法是三焦六部分诊，如诊三焦之积大法：在寸口，积在胸中；微出寸口，积在喉中。关上，积在脐旁；上关上，积在心下；微下关，积在少腹。在尺，积在气街。诊腹：诊动气以知积之所在；诊脏腑募以知病之所在，察脏腑募之隐痛或微凸以别痈疽。
5.输穴系统
“原”作为三焦膜-原学说的一个独特的核心概念，除表示原气所集、所出处之外，还表达三焦之膜所集、所系之处。不同时期不同医家在表达上述概念时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早期用“原”字。病在膈刺膈，在肓刺肓，刺膈之处谓之“膈之原”，刺肓之处名曰“肓之原”。不仅膈有原，肓有原，上、中、下三焦也各有其原谓之“治”①：上焦治在膻中（膻中、巨阙），中焦治在脐旁（肓输、天枢），下焦治在脐下（阴交、气海、石门）。三焦之内脏腑之膜也各有原谓之“募”：心之募“巨阙”、肺之募“中府”、肝之募“期门”、脾之募“章门”、肾之募“京门”、胃之募“中脘”、胆之募“日月”、大肠募“天枢”、小肠募“关元”、膀胱募“中极”。三焦作为脏腑之府也有其募，募在脐下二寸石门。这里脏腑之“募”与膈、肓之“原”的意义是相同的①，皆指脏腑之膜所系、脏腑之气所出之处。故在三焦膜-原学说中，三焦，作为一个整体有其原，上、中、下焦皆有其原；三焦之界膈、肓有其原，三焦之内脏腑之膜也各有原。这些脏腑、三焦之“原”，既是诊察三焦、脏腑状态之处，也是治疗三焦、脏腑病症之处，并与出于四肢的五脏之原（五输穴之“输”）和六腑下输（“下合输”）共同构成一个三焦脏腑的输穴体系，用作三焦分部针法的输穴系统。
①治，在唐代文献中为避讳而用“理”字。
①例如《黄帝明堂经》所载之胃之募中脘又曰“太仓之原”，即以“募”为“原”之例。
如用一句话概括三焦学说之要，可曰“以膜为体，以气为用”，如用一个词来概括即“膜原”，其中“膜”指胸腹内、脏腑外之膜；“原”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原气所集、所出之外；其二，指膜之所集、所系之处。为了不与《黄帝内经》原有的术语“膜原”相混，特于其间加一分隔符作“膜-原”，名曰“三焦膜-原学说”，直接以三焦的体和用为名。
三焦膜-原学说的诞生对于分部理论格局、输穴体系重构，以及针灸技术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横向分部理论而言，补强了该理论缺乏专属的诊法及输穴系统的不足；对于针至病所刺法而言，开拓了五体之间的刺法，皮、肉之间的“分刺法”成为治疗痹症的常规刺法而得以广泛应用；发现脏腑及三焦募穴、原穴，拓展了针至病所刺法的应用域。对于经筋学说应用域的拓展：借助于“膜筋”的概念，使得肢体之“筋”得以入行于体内，与胸腹内最大的膜“膈”（贲）与“肓”（脐）关联，三焦主病“痹症”与“积聚”归属于经筋病候，使得经筋病候从肢体延伸到胸腹内；对于经络学说，其循行路径详于表而略于里，而三焦说则特详于里略于表，二说整合才能真正形成一个沟通内外上下的理论体系。再说气的运行，如果只有经脉学说，则卫气只有与脉并行这一个通道，极为重要的原气之行以及相关的五脏十二原、十二募穴等则失去直接的理论支撑。
2.对于输穴系统的重构，三焦膜-原的输穴系统包括：膈之原、肓之原、上中下三焦之治、脏腑及三焦之募，其中五脏之募又与出于四关的五脏之原关联，六腑之募与出于肘膝的六腑下输关联，从而将原本归属于不同分部理论的输穴无痕连接起来，预示了输穴临床应用新的可能性，拓展了选穴设方理论。
3.从胸腹之募到四关之原、六腑下输的关联。继经脉理论提出机体上下关联的“脉络说”之后，提出了实现机体联系的新假说——“膜说”，以巧妙的方式，提供一个“针至病所”和“气至病所”针术和谐共享的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旧有的“分刺法”、新创的“募刺法”都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原由经脉理论支撑的“本刺法”“输刺法”也获得了新的解释，这样三焦膜-原学说与经脉理论形成最大的互补：在外，脉行分肉间，肓也在分肉间；脉行气，脉出入之会处为输，肓也行气，气聚处为穴。分肉之间为脉与膜（肓）共行之处，也是络脉渗灌、卫气所行、邪气所客、针刺所在之处，曰谷、曰溪、曰分，总名曰“气穴”；在内，一方面脉与膜并而为脏器之“系”，另一方面，肓膜本身也是脉络所注之处，所谓“凡筋膜所在之处，脉络必分血气必聚”（《类经》卷十七）。
4.古人“重虚空”的理念在这一学说中得到充分体现。从重实体之脏腑到重脏腑间、脏腑膜、脏腑之府，三焦成为人体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府，五脏六腑功能的发挥皆有赖于三焦功能的正常。刺脉之法，从砭针启脉刺血，到毫针刺脉外调气，与刺肉肓靠近，而当刺脉、刺肓都聚集于气时，则所刺之处便谓之“气穴”——使得原本分立的“输”和“穴”统一在膜、气之下。从理论到实践都在膜-原的整合下实现了统一。借助于“膜”的连接，不仅是体内脏腑连成一个整体，而且向躯体外延伸与肢体的筋膜连成一体，将人体内外连成一个整体，成为继“脉”之外，又一连接、传输系统，形成了“膜”与“脉”双通道的连接模式。
三焦膜-原学说为实现分部理论的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操作路径，旧理论中的缺环在这里得到补强；旧理论的不和谐处在这里得到调适。之前不相关的理论在这里得到整合，其推陈出新，融古纳新的设计显得是那样的巧和妙，充分体现了古人在处理极端复杂问题时的“大道至简”的智慧。
结语：脉与膜的“双螺旋”
1.分部理论是对疾病发生、发展常见模式及其诊疗规律的总结和理论说明。
2.三焦膜-原学说的意义：以分肉之间的肉肓作为三焦的外应，与胸腹之内的肓膜构成一个整体，从而将内脏与内脏，内脏与肢体，上下内外连成一个多层次的整体，提供了分部理论跨界整合的平台。
3.经脉理论的核心地位在古典针灸学的各个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同出一门的三焦膜-原学说因成型太晚，没能在传世本《黄帝内经》结集之前完整推出，失去了展示其巨大理论价值和应用实力的最佳平台，这一凝聚扁鹊医学大智慧的理论最终未能与经脉理论一道真正成为古典针灸学象征的“双螺旋”。长时间失去一条理论之链引领的古典针灸学难以稳定前行，那些旧有的和新创的、曾创造出针刺治疗奇迹的“针至病所”刺法也再次失传，成为日后针灸人最大的痛。
4.从临床操作层面看，分部理论中，横向与纵向分部有许多共通处，例如支撑横向分部的“气街”与支撑经脉理论的“标本”在《灵枢》同一篇中出现，本身也提示二者有紧密的关联，横向、纵向分部理论相结合成为针灸诊疗的主体模式，《针灸甲乙经》所构建的针灸辨症模式和输穴分类体系则是这一主体诊疗模式成功应用的范例。
“病在脉”曾是针灸的唯一应用域，在这片土壤上诞生了经脉学说，在很长的时间内“脉”是实体与实体之间实现远隔联系的唯一路径，因而针灸脉输可以治疗远隔部位的病症。
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经脉理论后来居上成为理论核心，不全然因为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联系的文化基因的亲合力，更因为它为古典针灸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赋予了“诊-疗一体”新的内涵，使原本孤立的诊脉部位关联起来并有了不同意义，突现了其他分部理论作为单个理论所不具备的新功能。
随着“血气说”重心由“血”向“气”的偏移，刺脉法也从刺脉出血向刺脉外调气的方向演变。而对“脉”之外的肉肓，特别是胸腹内肓膜功能的发现，则孕育出三焦膜-原学说，营行于脉，卫行于膜，脉、膜相偕如旋双链。
在古人眼中，经脉是运送气血的隧道，而三焦才是血气生化之源、推送之力所在，营卫之气皆从三焦化生，并通过中焦、上焦运行周身。经脉理论和三焦膜-原学说犹如“双螺旋”结构，使得古典针灸学理论更加和谐、更加有力量，极大地拓展了针灸的应用域。
针灸学的独特性与科学价值主要不在于针灸的方法，而在于通过这种方法细密地研究人体特定部位间相关联系规律这一重大科学命题，还没有其他医学体系像针灸学这样对这一领域进行如此细密的观察与智慧的探索。在这种注重关系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古典针灸学理论便以“分部”的形式呈现。
第3章 诊法与辨病——诊血气知病所定可治
1.病因多端，其中人或病或不病，既病也各有不同，如何知其病？何以知病之所在？
2.病症多端，难以胜穷，何以早期的针灸诊法独重寒热痛痹？诊脉又为何以“虚实”“寒热”“坚陷”六诊为纲？
古典针灸学是以“诊”为先导构建的，治疗原则、刺灸法、设方模式皆由“诊”而出。
诊脉的重要性对于汉以前的古典针灸而言，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诊的是脉，刺灸的是脉，确定刺灸治疗量的是脉，判定针灸预后还是脉，脉贯穿于针灸诊疗的全过程。故曰：“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淮南子·泰族训》卷二十）。
如果说“分部”是针灸理论的范式，在诊法中“分部”的特征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色诊有脏腑分部，脉诊有三部九候，二部十二候，和十二部二十四候等。其中与经脉理论密切相关的为十二部标本诊法、人迎寸口二部三阴三阳脉诊法。诚如楼英《医学纲目》自序曰“故诊病者，必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
一句话，如果不是通过诊脉解决了血气度量这一关键问题，则古典针灸学的“血气说”便无法立说。“诊”不仅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针灸疗法，而且还成为这些疗法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路标。诊法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典针灸学的发展方向。
《黄帝内经》最完整的辨病程式见于《刺疟》，包括了以下6步：
（1）辨病
（2）辨脉
（3）辨部位
（4）辨经辨穴
（5）辨脏腑
（6）择时
其中《黄帝内经》针灸诊疗应用最多的是前三项，《灵枢》结语篇《官能》论针工辨病选穴用针之理，重点强调的也正是此三项。
本篇诊法重点介绍与针灸治则、治法、刺灸法密切相关的诊法；辨病则重点介绍辨病名、辨病所和决死生。
术语
【病应】
“病应”一词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病应见（通“现”字）于大表”，指医工通过“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诊法所获取的疾病的外在反应，包括五色诊脏腑色部肤色及皮肤形态的变化；脉诊脉之形态、颜色、搏动变化；肤诊肌肤温度、干湿度、滑涩度的变化；筋诊肌张力的变化；腹诊腹内积块的位置及形状、活动度等。在《黄帝内经》主要关注色脉的变动，所谓“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举痛论》）。
病因多端，其中人或病或不病，既病也各不同，如何知其病？何以知病之所在？古人于繁杂多变中找出一至简之法：病皆有应，而应有所出，病应之处也即受病之处。
脉诊、色诊、筋诊都是诊“病应”，只是脉诊更直接、更完整反应血气盛衰及邪气所在。其中输穴诊与脉诊具有近乎同等的作用，因为“输”本身就是脉之所注和出入之会，而“气穴”也是邪气所客，营卫所行之处。
【血脉 血络 结络】
血脉之义有二：其一，指行血之脉，所谓“夫脉者，血之府也”（《脉要精微论》），“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决气》），是生理意义上的概念；其二，指“盛血之脉”或“甚血之脉”，所谓“血脉者，在输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九针十二原》），“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箸”（《血络论》），是病理意义上的概念。“血脉”为统称，其中小而横出者又曰“血络”，细小之盛血之脉又曰“孙络血”。
在《黄帝内经》中，“血脉”一词共出现41次，其中属生理性概念的为28次，占多数；而“血络”一词除外篇名者共出现19次，其中生理性概念的只有2次，病理性概念的用法占了压倒性的多数。有一个简单的辨识规律：诊法、刺法、治则中出现的“血脉”“血络”几乎都是病理性的概念。此外“盛络”“盛血”“甚血”“络血”“孙络血”也都是病理性概念，其义与病理性“血脉”“血络”同。
古代医家中，唐代王冰最早看破这一点并明确指出：“先去其血，谓见血脉盛满独异于常者乃去之，不谓常刺①则先去其血也”（《血气形志》）。
①常刺，又作“经刺”，义即常规刺法。
瘀血或郁滞之“血络”进一步发展聚而成结则曰“结络”，所谓“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阴阳二十五人》）。结络有大小，小者如黍米，大者如箸。凡“结络”“结脉”一定是病理性“血脉”，故“血脉”可统括“结络”“结脉”。
【筋急 结筋】
筋急，指筋之挛急处。
结筋，指筋之结聚，按之坚硬，多伴有疼痛。
《黄帝内经》有类似的概念如“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骨空论》），具体定义则见于《诸病源候论》：“凡筋中于风热则弛纵，中于风冷则挛急。十二经之筋皆起于手足指，而络于身也。体虚者，风冷之气中之，冷气停积，故结聚，谓之结筋也”（《结筋候》卷二十二）。
结筋，后世古医籍有作“筋结”者，现代经筋疗法类书籍也多作“筋结”。而在《黄帝内经》中，“结”是描述经筋循行路径的最常用字，所谓“脉有经纪，筋有结络”“血气有输，筋有结”是也。因此，作“筋结”易误解为生理性概念。此外，现代针灸书有将“筋结”用作病名者，指现代医学的腱鞘囊肿②，鉴于此，本书以“结筋”为规范名。
②河北新医大学.针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筋急”“结筋”的关系，凡“结筋”之处筋必急，故“筋急”可统括“结筋”。
【脉应 病形】
“脉应”指脉之变化，在遍诊法中，所诊各部脉动如一为正常脉应曰“经脉”，所谓“九候若一，命曰平人”，而一部之脉动独与众脉不同者曰“病脉”；在人迎寸口脉诊和寸口脉诊中，以脉应四时为平人正常脉象，脉逆四时曰“病脉”。
“病形”，又曰“病状”“病能”，今曰“病症”。
“脉应”和“病形”是古典针灸诊病之所在，定可治，决死生的主要依据。而在“脉应”和“病形”之间，更注重前者的诊病价值，例如：
黄帝问于岐伯曰：五脏之所生，变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邪气脏腑病形》）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欲无视色持脉，独调其尺，以言其病，从外知内，为之奈何？岐伯曰：审其尺之缓急、小大、滑涩，肉之坚脆，而病形定矣。（《论疾诊尺》）
之所以诊病更看重色脉，有二个重要因素：其一，全身性疾病如热病、癫狂、疟病等不诊以脉则不能知病在何处；其二，在病的早期，病人没有自觉症状，只能通过色脉诊知。之所以诊脉应之外，还需察病形，是因为同样的“脉应”可见于不同的病症，欲求诊病“十全”须脉-症合参，故曰“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方盛衰论》）。
【应穴 天应穴】
疾病外在反应表现于脉者曰“脉应”，表现于筋者曰“筋急”，表现于输穴者曰“应穴”，不正当输穴者曰“天应穴”。反应的形式为触觉（如压痛）、温度觉（如寒热）、皮表颜色（如肤色及血脉颜色）的改变，以及深浅不同部位的形态改变（如结络、结筋、肌肤的凸起或凹陷等）
【显病处 受病处】
患者症状所在处曰“显病处”；医者通过诊法确定病变所在曰“受病处”。
选取刺灸处公理12-1曰“因病所在刺之”，公理12-2曰“［视］其病所居随而调之”，对于这两条公理所说之“病所”，古人最初理解为病症所在，即常言所说“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这一经验与人们的常识相符，很容易理解。后经大量的针灸诊疗实践，古人发现很多情况下头痛刺头痛不止，脚痛针脚痛难除。例如“头痛目眩”和“寒厥足痛”可同时出现，如脉见上盛下虚，在头与足之间常可“横络”加于脉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在头部或足部取穴针灸皆无效，必用“解结”刺法去除“横络”，脉通血气流行，则头痛足厥皆除。“巨刺”现象的发现使得古人对“病所”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基于这些发现，古人认识到病人的病症所在常常不是真正的“病所”，而真正的病所需要通过色脉诊才能确定。《黄帝内经》将真正的“病所”名曰“病处”，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名曰“受病处”，与病人自觉症状所在之“病所”区别更明确，故本书以“受病处”为规范术语。
又，在经筋病诊疗中古人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在同一经筋所过处出现的包括疼痛在内的种种复杂病症，都是由“有过之筋”——筋急引起，针刺治疗只要准确诊得“筋急”所在，以筋刺法刺之则诸症皆除；否则随痛随症状所在而刺则无效，或只有即刻疗效。于是，诊筋成为继诊色脉之外又一种诊察“受病处”的有效方法。
临床要辨的不是“显病处”，因为显示病症之处或者望而可见，或者病人会主动告知，多不用针工明辨，也不需要理论指导。临证需要辨的是“受病处”，需要通过脉诊、压诊、色诊方可知何处受病，再依据分部理论，可进一步确定病在哪一经或哪一络，哪一脏或哪一腑，上中下三焦哪一部等等。
【虚实】
虚实，是古典针灸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基于“虚实”概念而生的毫针“补泻”刺法几乎成了中国针灸在技法层面的一个象征。
在《黄帝内经》中“虚实”主要指脉之盛衰，以反映血气的有余不足。
脉之虚实主要表现两种形式：其一，外邪入侵与血气并所致脉之盛大，以及血气亏损所致脉之虚陷；其二，血气偏倾所致的脉的虚实变化。也就是说这样的“虚实”是由血气分布异常造成的，而非血气总量的增加或减少，故表现为脉的虚实并见，或阴脉盛阳脉虚，或阳脉盛阴脉虚，或脉上盛下虚，或下盛上虚。
脉有虚实，刺分补泻，而对于血气亏损所致的脉虚，针刺不能调节，需要药物补养。此外，毫针补泻主要针对第二种由血气偏聚所致脉的虚实，并且未形成有形之积时。由结络所形成的脉之虚实宜用解结法、导气法、温通法。
《难经·四十八难》将“虚实”分为“脉之虚实”“病之虚实”“诊之虚实”三类，随着“虚实”概念的改变，补泻刺法，特别是毫针补泻刺法也随之而变。
第1节 理·法·验
一、知常识异
命题3-1
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S20）
——此文中之“经脉”是指常脉、平脉，即正常脉象，与下文“病脉”对举。
命题3-2
九候若一，命曰平人。（S62）
——脉之九候相应上下左右若一。此即公理10-2。
命题3-3
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L9）
诊脉度量血气，首先要确定一个常人的正常值——“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难题，而古人解决这一极端复杂难题的思路异常简单。
证明：据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可知遍诊法以各部之脉上下左右若一为平人，非平脉则为病脉，故以独“动”者为病脉；又基于公理6“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故人迎寸口及诊寸口脉皆以脉应四时为平人，以脉逆四时为病脉。是以凡诊脉“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
二、察其所应知病所在
命题3-4
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L45）
命题3-5
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L47）
命题3-6
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是谓至治。（L66）
命题3-7
五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藏之害矣。（L1）
证明：基于公理2-3“阴阳表里上下内外左右雌雄相输应也”，可知人体表里也遵循阴阳相应的规律而“内外相袭”，故诊法可以表揣内，以外应而知内藏也。五脏虽不可见，而其色见于明堂，故可望而知之；其血气之盛衰见于脉口，故可扪而知之。又五脏各有其外应，故通过察其外应的变化可知五脏之病。
早在扁鹊诊病时即明确提出了“病应见（现）于大表”的命题。疾病的反应主要包括：脉的反应（包括形态、色泽、搏动）、筋的反应、面部五色变化等，其中发展最完整、临床应用最多的是诊察疾病状态下脉的反应——“脉应”。
命题3-8
审于分部，知病本始。（S77）
命题1-73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S26）
命题3-9
面热者足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坚）［若］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L4）
命题3-10
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藏府之病。（L48）
命题3-11
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S39）
证明：基于总病机命题1-82“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可知百病之生皆因血气不和，则诊得血气不和方得知受病处也；又据公理10-1“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知血气不和以色脉知之，故曰“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循部视脉察色以知受病处。
既然古典针灸学理论是关于分部的理论，则人体不同的部位，不论相隔多远，也不论是体表间的上下相隔，还是体表内脏的内外相隔，只要根据分部理论属于同一分部，它们便存在着特定的关联，表现在疾病，就有“病在甲处，痛在乙处”现象，这时分部理论便为诊法提供了诊察“受病处”的导图和理论支撑。不论病人的症状表现为多少部位，古人认定异常脉即“有过之脉”才是受病之处，如果发现异常脉动处不止一处，则与众脉差异最大的脉为原病处；所谓“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八正神明论》）。
三、“诊独”与“独诊”
命题3-12
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L10）
命题1-4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S20）
命题3-13
是动则病。（L10）
——“是动则病”原本是指十二标本诊法中诊脉处脉之“大小”“疾迟”“坚陷”以及皮肤之寒热变化，其中脉象的变化更灵敏，可在病人自觉症状出现之前诊察到。也指通过望诊和触诊所发现的络脉颜色、形态和感觉的异常，例如诊异常盛血之脉曰：“血脉者，在输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九针十二原》），其诊察之要在于其形态、指下触感以及颜色皆“不与众同”——诊“独”法。
证明：由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可知，遍诊法的原理是“察同求异”，故诊察独与众脉不同的脉即为“有过之脉”，诊经脉、络脉皆如是，例如“诊龋齿痛，按其阳［明］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诊独”的理念后被移植于其他诊法，而成为所有遍诊法共通的诊察原理。例如“肘所独热者，腰以上热；手所独热者，腰以下热。肘前独热者，膺前热；肘后独热者，肩背热。臂中独热者，腰腹热”。
命题3-14
气口成寸，以决死生。（S21）
——此为诊寸口脉法。
命题3-15
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S7）
——此为人迎寸口脉诊，以人迎诊病之所在，以寸口决死生。可见，命题3-15实为命题3-14的展开，进一步说明寸口脉的主要应用在于“决死生”，知四时五脏之脉，而非“知病之所在”。
证明：由公理10-3“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可知，独诊法定常人平脉的依据是“脉合四时阴阳”，故知五脏四时常脉为：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三阴三阳六经常脉为：“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至真要大论》）。非平脉者皆为病脉。
相对于十二经脉标本诊以及三部九候诊“独”法，独诊寸口脉法对于针工的要求更高，须对四时五脏常脉了然在胸，而后始能识病脉及病之逆顺也。既需要有“徐而安静”的禀性，又要求后天及早的治身治神的修炼。
四、色脉相通
命题3-16
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S7）
命题1-99
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命题3-17
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L4）
——与此命题相类的文字又见于最新出土的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五色甬（通）天。脉之出入与五色相应也，□（犹）乡（响）之应声也，犹京（景）象刑（形）也□”（简050）。
命题3-18
见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相胜之脉，则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则病已矣。（L4）
命题3-19
能合脉色，可以万全。（S10）
命题3-20
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L4）
命题3-21
凡人分部陷起者，必有病生。（《删繁方》引扁鹊医籍佚文，转引自《备急千金要方·肝脏脉论第一》卷十一）
命题3-22
五色之见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L49）
——“部骨陷者”，当据命题3-21改作“部起陷者”，是指根据“色部”的凸起和凹陷诊五脏之病，并且可具体诊病之虚实，色部凸起者为病实，色部凹陷者为病虚也。这种诊虚实法系从脉之“坚陷”诊虚实法直接移植而来。以往由于对于传世文献中扁鹊色脉诊佚文辨识太少，故对色诊的这种诊虚实法全然不知，并对同源的《五色》之诊也无法解读。
证明：基于公理6“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可知闻诊、色诊、脉诊是相通的，精于一而可以此知彼，故曰“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
诊法，早期强调脉与五色合；晚期强调寸口脉与三部九候合，其理其用一也。不同诊法各有长短，取长补短而能十全，所谓“能合脉色，可以万全”。故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阴阳应象大论》）。
五、诊疗互验
命题1-23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L10）
命题3-23
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S20）
命题1-73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S26）
命题3-24
五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藏之害矣。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L1）
命题3-25
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S10）
——此言邪之所客，即针石补泻之所在。邪气常留于经脉本末，则本输标输为最常用的刺灸处也。
证明：基于公理12-1“因病所在刺之”，则诊法在确定“病所”的同时也确定了刺灸所在——刺灸处，例如“十二原”既是诊五脏之疾的脉口，也是针灸治疗五脏疾病的脉输；十五络诊络之处也是治疗络脉病候的络输所在；又知“邪气居之，留于本末”，则经脉本末既是诊脉之处，也是刺灸之处，特别是经脉本输，更是统治经脉病候的治本之输。
这一组命题说明“脉”本身就具有“诊”和“疗”的双重功能，既度量血气，又可调节血气。“决死生”“处百病”言脉之诊，“以调虚实”“除邪疾”言脉之疗，一体而二用，故“守经隧调血气”以治百病。在这个诊疗互动过程中，“诊”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疗”而得以检验，而“疗”之效验又由前后再次“诊”之比较加以判定。
命题3-26
焠刺者，刺寒急也。（L13）
命题3-27
恢刺者，直刺傍之，举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L7）
——“傍之、举之者，谓直刺入，转针头从傍挑举其筋也”（《医学纲目》卷七）。
命题3-28
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L7）
这一组命题说经筋病刺法。筋病只有两种——筋急和筋纵，寒则筋急，热则筋纵。而针灸治疗针对的是筋急，《经筋》所述十二经筋种种复杂的病症几乎都由筋急所致。
证明：根据公理12-1“因病所在刺之”，则病在经筋刺经筋，即刺取筋急处，上述治疗经筋病的定式刺法“焠刺”“恢刺”“浮刺”正是基于这一治则设计。
“诊-疗一体”是古典针灸学最突出的特征，而体现这一特征最典型、最直观、最坚定的正是经筋病刺法和刺血通脉法。
任何一种诊法的可靠性都不能百分百，关键问题是针工如何知道这种不可靠，以及采用何种办法加以校正，以提高诊病的可靠度。这是一个现代医学也没能解决的难题。
古人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加以控制：第一，诊-疗的互验，通过这个极具智慧的解决方案，将可靠度不高的诊法淘汰；第二，色脉的对照；脉与形，脉与时，脉与症等的参照，将吻合度不高的诊法汰去。今天的诊法所以不能十全者，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缺失了这种“诊-疗互验”的双重检验。
诊以脉，疗效评价同样以脉；诊以筋，疗效评价也依筋，这样不仅为针灸疗效评价提供了简明的标准，而且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疗效这一端检验脉诊的准确度——诊脉不和则病，调脉令和则病愈；诊筋急则病，刺筋令柔则病愈。为“血气不和，百病乃生”“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命题提供临床实践的证据。正是因为经过了“诊”和“治”的双重检验，古人对以脉诊病、治病，才能表现出如此的自信：“补则实，泻则虚，痛虽不随针，病必衰去”（《终始》），“血痹……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可见，针灸的诊、疗不能分开，针工如果不诊则无以知补泻所在；既治也无从知疗效高下，故曰“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九针十二原》）。
把确定“人病与不病”如此复杂的问题解决得如此简单、漂亮，古人的智慧似在不经意间自然流淌而出。今天的针工丢掉了脉，又没有找到新的目标和路标，如在黑暗中行路，心中缺少了古人的那般自信，摆脱不开治疗的盲目和心中的茫然。于是将目光投向针具针法，在“术”的层面寻求出路。
六、诊则诊纲
命题3-29
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S13）
命题1-104
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L71）
命题3-30
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L12）
证明：已知疾病总病机为“血气不和”，又知血气不和可由色脉知之，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则”；又“色脉诊”的目的在于诊血气之虚实，以明针灸之补泻，而“寒”“热”“痛痹”乃血气不和之常见反映，故诊脉察色尤重“寒热痛痹”也。
“寒”“热”“痛痹”此三者对于古典针灸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寒”，作为邪气而言，是古典针灸学的主病因；“寒”“热”，作为症状，则是不同邪气所致众多疾病的共有症状。此外，“寒”“热”还是标本诊法中诊肤的重要内容，是判断病之所在，以及病之逆顺的重要依据；“疼痛”是临床最常见的症状，也是针灸应用最广的病症，从诊的角度看，痛痹与血脉形态和颜色的变化密切相关，是判断血气和与不和极为方便而有效的指标。最后从治疗的角度看，“寒”“热”“痛痹”已明确见于《黄帝内经》所立的治疗大法中——“盛则为热，虚则为寒，紧则为痛痹，代则乍甚乍间。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紧痛则取之分肉，代则取血络且饮药，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名曰经刺”。也正因此，不辨明此三者则不明针灸之治，因而当脉诊的重心从诊脉形脉色转向诊脉动脉气时，依然是诊脉的重要内容，例如标本诊法和三部九候诊法皆是。察“寒热痛痹”为色脉诊之要，而所主治者又恰是九针之魂“毫针”——“七曰毫针，取法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经］络者也”（《九针论》）。
古人能从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病因、症状、体征中紧紧抓住“寒”“热”“痛痹”，执简驭繁，显示出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非凡智慧，一方面基于对疾病发病规律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也来自“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观念的指引。
命题3-31
视其主病之脉，坚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扪而得也。（S39）
命题1-4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S20）
命题3-32
持针纵舍，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L71）
——这一组命题强调了诊脉之“虚实”“坚陷”以及脉位处皮肤之“寒热”。
证明：已知疾病之总病机为“血气不和”，又知血气不和以脉知之，则诊脉之“坚陷”可知血脉通与不通；诊脉位皮肤之寒热以知病之所在也。
在“虚实”“寒热”“坚陷”三对范畴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两对。“坚”“陷”是指脉形的改变；“寒”“热”是指脉口处肌肤温度的改变，源出于古诊肤法：
鱼络血者手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坚）［若］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邪气藏府病形》）
——“坚若陷”者，指趺阳脉坚实而盛，或虚空凹陷。其脉坚者为实，陷者为虚。若脉上盛而下陷常常是有结络所致。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邪气藏府病形》）
——此即标本诊法的应用实例，诊经脉标本处肌肤寒热，及脉之坚陷。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嗌中吤吤然，数唾，［候］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邪气藏府病形》）
《邪气藏府病形》记载了六腑病标本诊法的应用示范，于标本脉处诊肌肤之“寒”“热”是该诊法的重要内容，所谓“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官能》），“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藏府之病”（《禁服》）。
针灸诊法，特别是早期的诊法，强调诊脉之“虚实”及肤之“寒热”，所以然者，乃“虚实”为诊脉之要，“寒热”为诊肤之要，而古诊法常诊脉按尺合参，取二者之要以为诊纲也，故曰：“持针纵舍……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邪客》）。
诊“坚”“陷”主要是指诊脉之“坚而血”“陷下”，部位表浅，视而可见，扪而可得。脉之坚盛充血进一步发展可形成“结络”，其形成多由于郁热、瘀血，也有因血寒脉结者，古典针灸对此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对其形成的机制，以及在针灸治疗中的重要性均有阐述，并总结出了有效而规范的针灸治法，详见第4章“刺灸处与刺灸法——血气的开关和调控”。
那么，何以于“虚实”之外，另诊脉之“坚陷”？或以为脉之“坚盛”与“虚陷”可归入脉“虚实”之下。针灸诊法的目的在于度量血气以知其和与不和，血气不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血气偏盛偏虚；其二，脉不通血气不流行。诊脉之盛衰可知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而诊脉之坚陷以知脉通与不通；诊“虚实”以知补泻之所在，诊“坚陷”以知解结通脉行血气也。而且古人从理论推导和实践检验两方面获得这样的认识：脉通无阻是毫针补泻调经法取效的前提，换言之，若诊见血络、结络，必先解结通脉使血气流行，然后毫针补泻调血气方可获效。基于这一认识，《黄帝内经》于针灸治疗大法“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之外，又专为刺“血络”“结络”之解结刺法另立一治则“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三部九候论》），此乃优先级别最高的治疗原则，在《黄帝内经》中被反复强调。
诊“虚”“实”“坚”“陷”“寒”“热”为针灸诊法之六纲，《黄帝内经》针灸治疗大法正是根据此六诊确立，并且制订了相应的刺灸法规范，形成了“诊法”“治则”“刺灸”环环相扣的诊疗链。如果一个针工不能明辨针灸六诊，针灸治疗大法则无处落脚，相关的针具及刺灸法也失去意义。
第2节 常用诊法
传统中医诊病以四诊——望、闻、问、切，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难经·六十一难》）。四诊之法皆源出于扁鹊医学，其中的“闻”诊最具孕育扁鹊医学的齐文化特征，在扁鹊医学中备受推崇，而融诸说于一统的《黄帝内经》，于诊法只是强调了“望”“切”和“问”，而未辑录“闻诊”，从此，扁鹊医学极为看重的“闻”诊便渐渐失传了。
古典针灸学的诊法最早发展起来的是脉诊、五色诊和肤诊，脉诊观察脉之形态、色泽和脉动；五色诊观察“色部”的色泽、形态变化；肤诊观察特定部位皮肤的温度、湿度、色泽和形态变化，三者共同的观察内容是色泽和形态变化。之后脉诊得到更快的发展，于是以脉诊为主集成五色诊和肤诊的观察内容，形成了一种综合诊法——“标本诊法”，在人体头面颈项和四末上下各选取若干观察部位，观察脉之大小疾迟坚陷及诊脉处皮肤之寒热变化。在此基础上又分化出上中下三部九个脉位的“三部九候诊法”；寸口，作为诊四时五脏脉的脉位，在《黄帝内经》中主要用于“决死生”；人迎寸口诊法则将“知病之所在”和“决死生”两类诊法合二为一，最初主要用于判定病邪在表在里，以及病势之进退，特别是“关”“格”的机制。
汉以前典籍记载的诊法有：诊血络法、标本诊法、三部九候诊、尺寸诊、寸口诊，人迎寸口诊；五色诊、目诊；五音诊等。
在以上各种诊法中，只有诊血脉（络）法没有固定的诊察部位和固定的名称，而正是这个特点，使得这一诊法无法被后出的诊脉法所移植、取代，因而这一古老的诊脉法一直传承到今天，简直就像诊脉法的一块“活化石”。
古人总结了这多诊法，其实基本的观察内容和意义是相同或相通的，而这些基本的观察内容和意义早在标本诊法中已经确立，后来的诊法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目的将这些内容移植到不同的部位而已。所以理解了“标本诊法”也就理解了其他诊法。各种诊法的相互关系见表2。
遍诊法与独取寸口法各有侧重，寸口诊长于知四时逆顺，决死生，三部九候遍诊法长于知病之所在，且长于早期诊断，《素问》主张合用以取长补短也。自《难经》始将脉诊的两种不同功能统合于寸口脉法之中成“独取寸口三部九候法”，极大拓展了其应用范围。
正因为不同脉诊系统的构建要素的意义是相同的，存在着共通之处，故精于一种即可推知其他，所谓“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邪气藏府病形》）。
五色诊、闻诊是扁鹊诊法中重要的两种诊法，特别是在决死生方面有更多的应用，这两种诊法的式微，乃至失传，主要还是由于技术的失传，故在诊法日益衰弱的今天，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并验之于临床，重新确定其诊病的意义和价值。
决死生诊法，除了寸口脉诊法外，张家山出土汉简《脉书》还记载了一种弹脉诊法：
相脉之道，左□□□□□案之，右手直踝而簟之。
在《三部九候论》及敦煌卷子中可见有更具体的文字：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以左手上去［足内］①踝［上］五寸而［指微］按之，庶［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者，弹之不应者死。
①方括号中文字，据敦煌卷子（编号：P3287）补，下同。
对于不同文献所记载的这种诊法，今人的理解出入很大，或说是诊动脉，或说是弹踝诊法，或说是弹击神经，其实只要在人体实际操作几遍就很容易明白古人说的是什么。
如果观察的是动脉和神经，那么不应当受体位的影响或影响很小，而事实上当你把下肢平放地上和诊床上，再做同样的操作时应动就变得很微弱，不仔细体会甚至很难察觉；当你平躺并抬腿90°时，应动便完全消失。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应动”总是出现在叩击点的上方，这用动脉和神经都无法解释。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便可断定，古人观察的是静脉血的回流状态。
具体诊法如下：病人直立或屈膝90°坐位，医者左手2~4指平放于病人内踝上五寸处，用右手单指（如食指）或二三指（如食指、中指、无名指）轻叩踝前显露的络脉（大隐静脉），体会左手指下的脉动状态：如果应指的力度和速度和缓为正常；如果应指力大，速度快，或者应指无力速度慢皆为有病；如果应指不及五寸，或完全不应者，则为死征。可见，这是一种“决死生”的特殊诊法，其具体的临床意义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际观察确认。如果从血管医学的视角来看，这一诊法反映的主要是血管弹性和血液流行的状态，所谓指下“应动”实为血液对血管壁的冲动，与静脉血的回流状态相吻合。
诊法虽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之分，但以切脉望色为主，所谓“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阅五使》），故针灸之诊也简称作“色脉”诊。
关于诊法的演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演变方式：新法通过移植旧法而保持诊法的延续性，例如诊脉也察色，且脉色的意义与色诊五色的意义相同；诊脉察脉形之“起”“陷”（盛坚），而五色诊、输穴诊也诊“起”“陷”，且意义与脉诊相同。
第二，不同诊法常配合使用，特别是不同类型的诊法的取长补短合用。从最新出土的老官山汉简“敝昔诊法”残简即有“知死生之期，谨精□脉之与众□其人□”“心主不实”诊脉法遗存。从中可见，当时扁鹊诊法中遍诊法和寸口脉法是并行的，且常常需要配合应用，而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寸口脉法之所以后来一枝独秀，不完全是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有诸多偶然因素的左右。
第三，诊法演变的推动力来自古人对“血气”的认识，早期“血气说”的重心偏于“血”，故诊脉以诊络脉之形态和色泽为主；中期“血”“气”并重，故诊络脉和经脉并行；后期偏重于“气”，故诊脉以诊脉动为主，以诊经脉、脏腑之疾，“所谓动气知其藏也”。
第四，诊脉部位越少的诊法变化越快越多，只有一个部位的“寸口脉法”变化最多，一直到王叔和《脉经》才基本定型，但晚至宋代还在变，例如将三部九候的诊独之“七诊”移植于寸口脉中；其次是人迎寸口，《黄帝内经》不同篇章的人迎寸口各有不同，《黄帝内经》之后，直到唐代《备急千金要方》犹可见对此诊法的改造。而多部位的标本诊法，以及无固定部位的诊血脉法几乎没有变化，保持其最初的模式。
诊察部位越少的诊脉法脉象越复杂，对诊脉者的手指触觉的灵敏度要求也越高，所谓“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因而需要很高的天赋和长期的后天练习才能真正掌握。
如前所述，寸口脉诊法虽是一种集大成的诊脉法，但这个集成化工作在《黄帝内经》结集时还没有完成；从临床应用来看，《黄帝内经》中的寸口脉法的主要功能是“决死生，定可治”，若要落实于“知病之所在”用于指导选穴设方，一般需要结合其他脉位诊察，例如与人迎脉合的“人迎寸口脉法”。然而《终始》人迎寸口脉法主要目的在于为建立十二经脉“如环无端”的循环模式提供一种临时的理论支撑，得鱼忘筌，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的经脉流注说既立，而作为垫脚的“人迎寸口诊法”便完成了历史使命，与新说更加契合的独取寸口诊法便自然成为新宠而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诊法的演变呈现出“合成”与“分化”两个不同的方向。《难经》独取寸口诊脉法本身是分化的产物，而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又朝向合成与整合的道路发展——整合了三部九候、人迎寸口、诊三焦法等诊法于寸□之间，使之具备更多功能的同时，也更增加了其复杂性。
表2 针灸诊法
续表
本节重点介绍与针灸治则、治法、刺灸法密切相关而《黄帝内经》《难经》《脉经》无专篇论述的诊血脉（络）法、标本诊法、输穴诊法。
一、血脉诊法
命题3-33
血脉者，在输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L1）
命题3-34
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L59）
命题3-35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L74）
命题3-36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其青短者，少气也。（L10）
命题3-37
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L74）
证明：已知疾病的总病机为“血气不和”，又知“血气不和”以脉知之，基于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则凡诊见脉形之独坚盛独陷下、脉色之赤黑青紫等与平脉“不一”之脉皆为有过之脉。
（一）意义阐微
诊血脉法是通过观察体表络脉的颜色和形态的改变，判定寒热痛痹虚实和瘀血的常用诊法，其诊血脉颜色的意义与五色诊相通，而诊脉形的内容后被移植应用于“标本诊法”“三部九候诊法”之中。
诊血脉不仅是古典针灸学最早应用和应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诊法，而且是不间断传承至今的唯一古诊法，其意义有二：其一，诊血脉法最主要的应用在于指导刺络（刺血）法；其二，为古典针灸的核心刺法“毫针补泻调经法”创造必备条件——脉通无阻，这原本是诊血脉法的一个附加意义，然而随着“毫针补泻调经法”在古典针灸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在《黄帝内经》作者眼中诊血脉这一原本的附加意义之大远远超出其初始意义，为强调这一点，专门设立一条优先级最高的治疗原则“凡治病必先去其血［脉］，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血气形志》），并在《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
（二）诊法要略
【血络类型】
根据郁滞程度分作“盛而血”和“结”两级，前者为脉盛血聚而未结，后者则血聚久而血脉外形发生明显改变，提示“瘀积”的程度更重。根据其大小也可分为两类：大者“如豆”，小者“如针”“如黍”。其中诊察大的结络，古人特别强调其“横出”的特点：
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箸，则而泻之万全也。（《血络论》）
血脉者，在腧（输）横居，视之独澄（满），切之独坚。（《九针十二原》）
一经上实下虚而不通者，此必有横络盛加于大经，令之不通，视而泻之，此所谓解结也。（《刺节真邪》）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目＋巟][插图]然，时遗溲，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刺腰痛》）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痏，在跷上郄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刺腰痛》）
以上经文提示：这些“横出”之脉络是在特定的病理条件显现，而在血气平和的“平人”不显现。之所以表现为“横出”的特征，说明这些部位结构特殊，血气最容易瘀阻。
【血络常见部位】
血络常见于四肢，特别是关节周围，所谓“皮之部，输于四末”（《卫气失常》），“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邪客》）。因为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故血络多见于大节之外。正如河道堵塞多发生在中下游，且多在分叉弯曲处，结络也最常见于下肢且在脉之横出分叉处。
【血络的辨识】
“如豆”之血络、结络易辨，视之充血甚，抚之热，指下的触感与周围正常血脉明显不同，病人自觉胀痛。这时用针轻轻刺破，紫血涌出如泉。其见可以正当经俞之上，亦有不在经俞者，所谓“血脉者，在输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九针十二原》），“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箸，则而泻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血络论》）。从经文“视之独澄，切之独坚”，不难看出，诊血脉法也是一种“诊独”法，强调与正常血脉相比，一种独然不同的视觉和触觉感受。
从《黄帝内经》作者的立场来看，更注重诊孙络之血络和刺孙络血，今人似乎普遍忽略了这一点。
（1）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着，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气穴论》）
（2）孙络外溢，则经有留血……视其血络，刺出其血，无令恶血得入于经，以成其疾。（《调经论》）
（3）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泻者，亦三百六十五脉。（《气穴论》）
从上引经文第一条、第三条可知，孙络既有会于经穴者，又于经穴之外别有三百六十五脉，可谓无处不至。孙络又是奇邪所注之络，可谓“奇邪之络”，故治奇邪在络的缪刺法刺取盛而血之孙络及四末阴阳之会井穴之孙络；从经文第一条还可知，孙络通行营卫，而“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着”实为结络、血络产生的总病机；第二条经文则进一步指出，孙络外溢可致大络留血，故刺孙络出血，无令恶血入于大络则不成其疾也。从经脉-络脉-孙络来看，孙络也最容易堵塞不通，孙络通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血气流行。足见刺孙络之血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细络诊察要点】
（1）盛血之孙络所在皮肤的颜色、光泽，以及指下的滑涩、软硬、寒温等皆与正常皮肤明显不同，也可见特定形状的色素沉着。盛血孙络颜色多呈淡红色、暗红色，甚至呈紫黑色；形状有网状、放射状和线状等。如果不明显，可用手指捋按（推擦）几下，或用几个手指拍打几下，使局部皮肤稍稍充血则更容易观察。
（2）盛血之孙络中血液是流动的，而且压力较大，有时轻轻点刺，即可见恶血喷涌或喷射而出，正如经文所说“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如按压盛血细络，血液不移动，此血络只不过是静脉的膨大（非刺血之络，刺之也不出血）。这类盛血之细络也可见于正常人。
（3）盛血之孙络的好发部位是下肢，依次为足内侧、踝、小腿、大腿，此外项、背、腰、胸、面、肩也比较常见。女性的大腿、小腿特别容易出现细络。
关于刺血络、结络的治疗原则及临床应用详见第4章“刺灸处与刺灸法——血气的开关和调控”。
二、标本诊法
标本诊法是一种综合诊法，集诊脉、诊络、诊肤三种诊法于一身，相互比对，三诊合参，因而可以最大限度提高诊断的准确度，看似繁实则简，颇便于学习和掌握。
命题3-12
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L10）
——脉的异常反应，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曰“脉动”。邪居本末，皮肤常表现为“热”，也有为“寒”者，故此处“不动则热”应统括“寒热”。
命题3-38
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L4）
——此诊手太阳标本脉处寒热之变，足证命题3-12所言“不动则热”包含了“寒”在内。
命题3-9
面热者足阳明病；两跗之上脉竖（坚）［若］陷者足阳明病，此胃脉也。（L4）
——此诊足阳明标处热，以及本脉之盛衰变化。
命题3-39
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L73）
证明：基于公理10-1，可知诊脉之盛衰，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又知邪气客人留于本末，本末之脉则可见与其他众脉不同的异常反应——不动则热或寒，不坚则陷且空，据公理10-2则可知“独动”者则为血气不和，是为受病之处也。故曰“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
（一）意义阐微
标本诊法在很长时间内广泛应用，并直接催生了经脉学说的诞生，《经脉》十二经脉病候下治则“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这里提及的“盛”“虚”“寒”“热”“陷下”之诊皆出于标本诊法，只是《经脉》篇作者出于构建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流注模式的考虑，为标本诊法贴上了“人迎寸口诊法”的标签。
（二）诊法要略
标本诊法是一种“诊独”法，比较各诊脉处，发现与“众脉”不同的独异之脉，即所谓“诊独”，那些独与众脉不同的脉即为“病脉”，又曰“主病之脉”“有过之脉”。
三、输穴诊法
命题3-40
胃中寒，手鱼之络多青矣；胃中有热，鱼际络赤。（L10）
命题3-41
手太阴之别，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间，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散入于鱼际。其病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插图]，小便遗数，取之去腕半寸（一寸半），别走阳明也。（L10）
证明：已知脉之出入之会为“输”，脉输都是从诊脉之脉口演变而来，基于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则凡诊得脉输独小独大独疾独迟独坚盛独陷下独凸起独寒独热等与平脉“不一”之象皆为“病应”之输。
（一）意义阐微
最早一批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刺灸处“脉输”直接源出于诊脉之脉口，二者的位置和命名相同，最新出土的老官山汉简扁鹊针方《刺数》的脉输命名正是早期“脉-输一体”现象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诊输可以等同于诊脉。
老官山出土汉简扁鹊脉书曰：“其脉、输、郄皆不盛曰死”；又曰：“□至为汗不出而犮其心输，输不盈，心主不实，不可石也”。
从中不难看出诊脉与诊输合用的情形，同时也提示诊脉与诊输已经出现了分化。
从脉输的发生来看，在早期脉口、脉输是一体的，针灸部位“脉输”与诊脉部位的“脉口”一体同名，例如“太渊”“尺泽”“天府”既是脉口名，又是脉输名，脉口的诊候也即脉输的主治——“诊-疗一体”观念的产物。也就是说，脉输原本就具有“诊”的功能，而不仅仅是针灸治疗的部位，故老官山出土汉简扁鹊脉书察“脉、输、郄”的盛虚以诊病。可见，输穴诊和脉诊临床常常合用。古代常用脉输诊有：十二原诊、六腑下合输诊。所有的诊脉部位都演变为相关的输穴，因此十二标本、三部九候、人迎寸口等，既是脉诊，也可视为输穴诊。《刘涓子鬼遗方》所载诊痈肿所在的10处脉口同时也是相应的脉输所在，描述的是观察周身脉口“肿”（微凸起）而诊痈之所在的一种诊脉法，是扁鹊脉诊的特色之一。宋代《太平圣惠方》依据脏腑募穴的微起和微痛来鉴别脏腑痈疽，显然是对这一诊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诊法要略
疾病的外应，除了“脉应”之外，还有体表其他组织的异常反应，其中最常见者为压痛和形态的微起和陷下（比照观察脉之“坚”“陷”而来），而这些反应更常见于气穴之处，特别是那些大穴要穴，例如背输、募穴、督脉输，这些部位为血气之会，故血气的变化更容易在这些输穴处反应出来。这种异常反应如果出于有固定位置和名称的经俞者称作“应穴”，无定处者曰“天应穴”。
诊输穴之“病应”也从诊“脉应”类推而来：三部九候诊“独”为受病处，则输穴之“独”亦为受病处。如果“独”不止一处则以“先受病”处为本，或以“独”甚者先治之。具体而言，如果同时有多个“应”穴，则按压对异常脉象恢复最明显、同时其他应穴的反应性显著降低者为“主应”穴。如果同时有多个压痛穴，要找到最痛的那一个。如果有多个“病应”处，且先后难别，反应程度相当，则表明存在多个不同的“受病处”。
从输穴诊疗一体的发现过程来看，《黄帝明堂经》记载的所有349穴，都可用作其所主治病症的诊察，只是其中的脉输用于诊疗经脉、脏腑病症，而气穴主要用于诊疗皮肉筋骨及分肉间的病症。大输要穴实际上都是最常用的诊病部位。
周身有固定部位、有名称的经俞已不下数百，而那些无固定部位和名称的奇俞更难计数，临病时如何快捷探查应病之输？除了根据分部理论按部探穴外，《黄帝内经》还给出了颇便于初学入门的解决方案：总结出针灸常用病的高频病应输穴，以方便临床诊疗之选。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橛骨，以年为壮数，视背输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胁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腨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去骬骨）下灸之，［夹］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骨空论》）
此皆寒热病高频“病应”处。此外《黄帝内经》提及的“五十九穴”“五十七穴”也并非针灸方的实例，而是热病、水病的高频“病应”处，以为临床设方之便也。
第3节 知病名
命题3-42
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S80）
——“病能”即“病态”，又曰“病形”“病状”，今多作“病症”。
命题3-43
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S12）
证明：已知疾病的总病机为“血气不和”，又据公理10-1可知诊以色脉候血气有余不足以知病之所在，再参以病状则可知血气不和所致何病也。
诊色脉虽可知病之所在，但不知所患为何病，即“不知病名”。欲确知病名，除按脉循尺，还须察病人，参病症。同一种脉象，可见于不同的病，因而很难单凭脉象确定具体的病，特别是独取寸口脉法，常常需要结合病症（内证、外证）才能确知病名。例如“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单凭“长而左右弹”的脉还不能确定具体的病，如结合腹诊“有积气在心下支胠”，则可诊为“肝痹”，如再进一步结合病因和病症，则“诊可十全”。知病名，则可得病之情，而知治之大体——疾病的发展规律、预后，以定可治，决死生。
以上命题皆出自传世本辑录扁鹊医学的专辑“《素问》七篇”，其中《疏五过论》还从反面阐述了知病名，得病之情的重要性，所论诊病“五过”的第一过失曰：“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在扁鹊学派看来，“知病名”“得病之情”至少是一名良工应当具备的素养。
虽然针灸不必辨明病即可施治，甚至邪未见，症未显时，即可诊有过之脉而知病之所在选穴施治，但早在扁鹊针灸就很重视辨病，张家山《脉书》、老官山脉书皆开篇辨病候立病名。传世经典《素问》则有更为详细的辨识病名的专篇，如《奇病论》《腹中论》《长刺节论》等，不仅讨论病名的辨识，还详述病机。
扁鹊脉法之所以对“知病名”如此强调，是因为对针工而言，知病名的意义在于：其一，如是针灸常见病，往往有专用的诊法，可以进行针对性更强的诊断，详见表3“专病诊法示例”；其二，一般针灸治疗有优势的常见病，病机清楚，多有经典的基础方，可直接采用，这样可以在无明显“病应”可察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基础治疗，或整体治疗；其三，知病名，可以掌握疾病的发展规律，及时准确判断预后，决死生定可治，对于针灸可治之病，还可确定最佳的治疗时机。例如针灸治疗牙痛起效快，疗效肯定，但并非所有病的牙痛针灸都能治，如果能首先辨明引起牙痛的病，则可判断是否为针灸的适应证，确定之后，再进一步辨明“受病处”，则可开出针对性强的针灸方。
经脉病候即包括病和症两个层次的诊断：“是动则病”描述的是一组有关联的症状的病名；“所生病”则是特定部位症状的列举。虽然辨得症状之所在（经和络，脏或腑）即可针对性治疗，而“是动病”则是确定了这组特异关联的症状与本经脉口的异常是直接相关的，故能提供针对性更强、预见性更高的治疗。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病名也是为了更好地知病所、知病机，故知病名，辨逆顺，决死生，定可治，知治之大体，是一名合格针灸医生必需具备的意识和掌握的本领。
表3 专病诊法示例
【备注】 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化，古人对于那些诊疗经验丰富的病症，以及某些“奇病”，总结出最适用的诊法以及最有效的诊察方式，这些专病诊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通用性和可移植性，可为探索同类病症的诊法规律时借鉴，例如痈疽病诊法完全可以类推于其他病。其实通用诊法也都是从专病诊法类推提升而成的，因此通用与专用诊法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古人没有自觉地拓展和应用，这是一个薄弱环节，应当加强。
第4节 知病所
命题3-39
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L73）
命题3-44
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L73）
命题3-45
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L73）
命题3-46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L73）
——这组关于辨病所命题皆出于《灵枢》结语篇《官能》，论及的“得邪所在”“何经所在”“其气所在”“补泻所在”4个“所在”之辨，不外“知病所在”和“知刺灸部位所在”，而以前者为主，因为知道了病之所在，刺灸部位也就随之而知。关于知病所在，这里提到辨“有过之脉”所在，以及通过色脉诊知病在何经、何脏，这些是辨病所在最主要的方面。
命题1-73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S26）
命题1-4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S20）
命题3-12
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L10）
证明：基于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可知非平脉即为病脉，故标本诊法通过“诊独”审察与众脉不同之脉即可知“有过之脉”。诊得有过之脉即知邪之所在。甚至可于病人尚未有自觉症状时，察有过之脉而知邪气之所在。
命题3-47
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S36）
——王冰注曰：“随其形证，而病脉可知”（《刺疟》）。
证明：基于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则诊脉察“独”即知病脉所在；反之，如诊得相关脉之典型病候，即可推知“有过之脉”或“主病之脉”所在，此为反推法。
一方面可以诊察十二经脉口的异常变动判定病在何经；另一方面十二经脉病症原本是基于脉口和脉输的诊疗病候的总结，当成为经脉学说的构成要素后，便成为一种辨识病位的模板，故确定病在何经有两种方法：其一，根据“有过之脉”而定病在何经；其二，根据特定组合的病症确定病在何经。以“脉应”为主，结合“病形”是《黄帝内经》确定“受病处”的主要路径。《针灸甲乙经》也以“病形脉诊”为篇名论诊病。
古人对“病所”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起初以病痛所在即显病处为“病所”，从新出土的老官山汉简扁鹊针方《刺数》看，“病所”的概念还没有从“显病所”中走出，而在《黄帝内经》已经自觉通过诊有过之脉等“病应”以知“受病处”，临床上除了显而易见的病症所在外，都是通过病变的外在反应“病应”，特别是“脉应”，来判断病之所在，所谓“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是也。诊“脉应”长于知病在何经何络、何脏何腑；诊压痛则长于知病在皮肉筋骨；尺寸合诊可知病在经在络以及虚实所在；诊三部九候、五色诊可诊病人尚无自觉症状的微邪所在。至于全身性的疾病如热病、疟病、癫狂等，更要依据诊脉应以知“受病处”。
根据“病应”辨识病所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辨“病应”（主要是脉应）以知受病处及主病之脉；
第二步，根据外应推知内合，从上推下，从左推右，以“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正是这一步催生了古典针灸学，对于诊察到的病应进一步推演和解释需要理论的指引，此乃产生“分部”理论的动力所在。如果只是诊病应，以“病应为输”刺灸之，那么针灸将停留在“术”的层面，永远不能上升到“学”和“道”的高度。
第5节 决死生定可治
命题3-48
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L55）
命题3-49
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脉得四时之顺，曰病无他。（S18）
命题1-1
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L75）
命题3-50
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已（以）针。（L37）
推论3-50
血气不足，肌肉不坚，不耐针，刺之病难已。
命题3-51
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L4）
命题3-52
少气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称尺寸也。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L9）
命题3-15
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S7）
命题3-14
气口成寸，以决死生。（S21）
命题3-53
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死生。（L6）
命题3-54
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S19）
证明：基于公理7“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古典针灸定可治决死生皆依乎血气，色合五行，脉合四时阴阳，故血气充盛，则“虽病谓之自已也”；脉逆四时，血气不足，则病难已，或不宜针灸也。
这一思想对张仲景构建伤寒病诊疗理论体系影响深远，例如其论血痹的诊疗曰：“血痹……其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针以调血气，血气亏甚则无以应针，故曰“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命题3-55
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S22）
证明：基于公理6“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又据公理4、公理5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知病之预后存在如下规律：“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结语：诊应知病辨位据治
1.针灸学是一门以度量血气为先导的学科，治疗原则、刺灸法、设方模式皆由“诊”而出。诊察受病处的精度和深度决定了针灸疗效的确定性，故善针者，必先诊脉以知病之所在，定可治。
2.在所有“病应”中，“脉应”的权重最高，也是“诊”“治”“评”三个环节一以贯之体现得最充分最自然的诊法。据“病应”（主要是“脉应”）“病形”（症状）诊知“受病处”，据分部理论定病在何“部”，看“部”选穴设方，最后据脉评定疗效，乃古典针灸学的诊疗常规。
3.针灸补虚泻实发挥调血气之功能的前提是脉通无阻，而中寒“筋急”为痹经脉不通；久痹不已入内则“内筋急”皆致脏腑血气不行而为“积”，欲除“筋急”“腹积”则须精于诊筋诊腹。故作为一上工，除精诊脉外，还须兼通诊筋诊腹之法。
诊脉之“动”知病所在而定“刺灸处”；诊脉之盛衰以知血气有余不足而定刺法补泻；诊脉和与不和以知“气至”与否。《灵枢》开篇即明言“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全书用最大的篇幅论“诊”，以此来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元命题作注脚。对于今天的针灸人而言，恐怕尚未体悟《黄帝内经》作者的这片良苦用心。
根据“诊-疗一体”的法则，作为诊断的指标也是疗效评价的指标，例如脉象异常是疾病诊断的依据，而脉象恢复正常则是疾病痊愈的依据，即脉平血气和才是结束治疗的依据，所谓“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淮南子·泰族训》卷二十）。仓公之所以成一代名医百代流芳，亦非因其疗效高，而是其“定可治决死生”精准，因而疗效确定性高。“定可治”是今天针灸人最薄弱的环节，因而针灸疗效的确定性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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