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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杯”中国文学艺术大赛| ​李犁:​此去经年(小说)

此去经年(短篇小说)
李犁
进组织部那年,大维二十五岁,名义是借用。借用的意思是,干得好可能留下来,干得不好就走人。
在这之前,大维在一个局级单位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突然有一天,局长微笑着对他说:“你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县里有个重要部门要借你过去。”什么重要部门?局长不说。他摸不着头脑。没过两天,果然来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前去那个“重要部门”——县委组织部的组织科报到。
他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去了。科长吃惊地看着他,说:“你一个人来的?”科长看上去四十来岁,戴一副深度眼镜。他不解,说,“难道我不可以一个人来吗?”科长摇了摇头,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你呀……”
科里共三人,科长、副科长和他。科长让他负责企业党建工作。他感到有些为难。他以前一直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对企业那一块完全是门外汉。科长把一大堆文件材料放到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说:“你先看看,熟悉熟悉情况。”
他见了文件材料就头痛。他在原来的那个单位写文字材料写了多年了,他不想再写下去了,他想去干一些具体的工作,不曾想被借用到这个“重要部门”,还是写材料。
看了一个星期的文件材料,脑袋都大了。周一上班,科长问:“材料看得怎么样了?”他说,“一团浆糊。”科长挥一挥手,说,“走,我们下企业去。”
去的地方是第一电机厂。第一电机厂是县内的一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拥有职工四千多人,曾经年产值达一亿多元,创造利润八百余万元。后来,这家企业的厂长以舅弟的名义成立了一家同样生产性质的私人公司,把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销售渠道都挖了过去,并且挪用了这家企业的大量资金,等于是间接地把这家企业掏空了。他和科长两人去这家企业的时候,生产已经停摆了。
这家企业的厂长很有背景,据说厂长的堂伯父是省里某个重要部门的领导,每一任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要到这里来拜码头。
他们二人来到厂门口,门卫不让进,警惕地打量他们,说:“有介绍信吗?有工作证吗?”科长说,“没带。我们是县委组织部的,来调研企业党建工作,已经跟厂办主任联系过了。”门卫说,“那也不行,我们照章办事。前段时间有记者混进来,私自乱采访一顿,把厂里的水搅浑了!”科长打通了厂办主任的电话,厂办主任亲自出来,才把他们带进去。
厂办主任把他们带到了厂长办公室。厂办主任小心翼翼地敲了三下门。门内传来阵阵女人的嬉笑声。厂办主任又一轻两重地敲了敲门,像当年的地下党的接头暗号。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隔着门不耐烦地问:“谁呀?”厂办主任轻声应道,“高助理,是我。”一个年轻的身材婀娜面容姣好的女人打开了门,往厂办主任身后看了看,厂办主任连忙介绍说,“这两位是县委组织部的领导。”
厂长的脚翘在老板桌上,嘴里叼着雪茄,点了一下头,并不起身,说:“哦,是莫科长,坐吧。”
厂办主任没有跟进来,向众人点了一下头,就离开了。被称作高助理的年轻女人准备给他们二人倒茶,厂长捺了她一眼,她就识趣地走了。
厂长从老板桌的抽屉里摸起两包中华烟,向他们二人各掷了一包。科长乐呵呵地接住,说:“向哥这么客气。”顺便介绍说,“这位是小王,刚来组织部的。”
扔给大维的一包烟掉到了地上,他捡起来,拿在手里,说:“我不抽烟,我、我不要。”
科长拉下脸斜了他一眼。他红了脸,手足无措地把烟装进了衣袋。
厂长不紧不慢地吸着雪茄,说:“莫科长大驾光临是何贵干?”科长把烟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放进了口袋,说,“关于企业党建的事,我们来调研一下。”厂长说,“还搞什么企业党建啰,厂子眼看都活不下去了。”科长说,“越是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越是把企业党建抓好,把干部职工团结好,不要出什么岔子。”厂长说,“现在的工人不好管理了,要民主,要权利,动不动就闹,简直是一帮刁民!”
正说着,就听见办公楼下吵吵嚷嚷,厂办主任慌慌张张地跑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强行要往办公楼上冲,被保卫科的人拦住了。他们说要见你……”
厂长说:“见什么见?工会主席是干什么吃的?什么事都找到我这里来!”厂办主任急急地走了。
科长站起来说:“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给向哥添麻烦了。我们先告辞吧。”厂长压了压手,说,“走什么走?今天检察院的宋检和帝豪娱乐城的皮哥要来切磋手艺,你正好作陪,我让厂招待所准备一只老鳖和一箱茅台,兄弟们一起喝好玩好!”
科长坐下又站起,说:“向哥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大维对科长说:“要不,我先回去吧?”
科长说:“回去干甚?调研还没搞呢。你去找厂办主任了解了解情况,准备一篇调研材料,县委分管组织的秦副书记要看。中午一起吃饭。去吧。”
厂办主任迭着一脸笑,把大维迎进了装修豪华的会客室。主任喊了声“小丽,来倒茶”,却不见人应。过了好一阵,才进来一位眉目清秀的女孩,也不说话,寡着脸给大维倒了一杯西湖龙井。主任骤然变色道:“刚才喊你怎么不应?”女孩低着头说,“我没听见嘛。”主任说,“那你嘛又知道来倒茶了?”大维连忙解围说,“主任,算了,别难为人家,刚才在厂长办公室喝过了,不渴。”主任狠狠地刮了女孩一眼,说,“以后注意点。”
于是边喝茶边谈企业党建的事。主任说:“饭都快吃不上了,哪还有什么企业党建啰?党员会开不起来,党费收不起来,活动开展不起来,散啰,都散啰。”大维说,“有这么严重吗?”主任说,“企业是厂长负责制,党组织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是附庸,是摆设,你说还能怎的?”
大维想不到情况原来是这样的,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这样下去,谁来监督厂长的权力?这样的权力能不腐败吗?
大维说想到车间去看看。主任说算了吧,没什么看头,工人都没有事做了,三个月冇领到工资,眼睛都冒绿光了。但大维还是坚持要去看看。
走了三四个车间,都是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机器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地面上四处是堆放或散落的半成品和零部件。
中午吃饭的时候,检察院的宋检来了,带着一个司机;帝豪娱乐城的皮总也来了,身后跟着一个打扮妖艳的年纪二十上下的女秘书。厂办主任和高助理作陪。莫科长坐在宋检右边,大维被安排坐在宋检的司机旁。主菜是清炖老鳖,其余大多是海鲜,以及各种野菜和野生动物,层层叠叠摆满了一个大圆桌。上了四瓶茅台酒、一瓶解百纳红葡萄酒。
大维不喝酒,他对酒精过敏。但莫科长让他带酒,他只好喝。那天自己究竟喝了多少酒他不记得了,只记得开了四个茅台酒瓶子。
喝完酒,莫科长让大维先回去,他说留下来还有工作。司机怕大维喝多了,说要送送,大维说没事,他走一下,醒醒脑。
刚走出工厂大门,就听见一个清亮的声音在身后有人喊:“领导,你的包——”他以为不是喊自己,就继续往前走。
身后的人追上来,嗔怪道:“喊你怎么不应声?真是的!”是厂办那个被叫作小丽的女孩。
他不好意思地接过包,笑笑,“我不是领导,我以为喊的不是我……”
小丽也笑了,脸有些红,“上面来的人,我们都叫领导的。领导慢走。”说着转过身去。
大维说了声“呃”,又打住了。他想向小丽了解一下厂里工人的基本情况,一想又算了,自己这种状态下不合适。
小丽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应该还是上中学的年龄吧?她是怎么进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呢?
他望着小丽远去的纤瘦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上班,莫科长问大维:“调研的事搞得么样了?”大维答:“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搞……”莫科长说,“你呀,书读多了,都读迂腐了!这样吧,你先理清思路,拟个调研提纲,再按提纲下去调研,不就容易多了?”大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莫科长语重心长地说,“在组织部,要用心揣摩和领会上面的政策和意图,善于灵活掌握和运用。比如这次下企业调研,上面的意思是,凡是国有企业,能卖的都卖掉,这叫'靓女先嫁’;不能卖的就改制或宣布破产。政府要轻装前进,不能再背上'大锅饭’'铁饭碗’的沉重包袱了。我们下去,就是去摸一摸企业现在的运行状况,听一听企业干部和职工的意见和呼声,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大维默默地坐到办公桌前。
终于把调研提纲拟好了,大维想让莫科长带着他一起下去。刚要开口,莫科长说:“我要下村去了,企业这一块你要赶快抓起来。”
大维想,莫科长是要对他放手了,可他还什么工作的门道都没有摸到。他想跟副科长商量一下,但副科长已经帮莫科长拎了包相跟在身后出门了。
他后来才知道,副科长也是借用过来的,干了一年多,就留下来了。他也想能够留下来,这里毕竟是陆水县的权力中心,是许多人眼热和梦寐以求的地方。
他决定先从下面的工人开始摸起。工人是生产劳动的直接参与者,最有发言权,也最肯讲实话真话。
他来到了工厂的宿舍区。这里原来有工人俱乐部,有幼儿园和子弟学习,还有职工医院,读书看病看电影都不要钱,后来都被承包了,承包不到两三年就都垮了。记得几年前,他还在写诗,厂里有一个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诗社,他应邀参加过诗社的诗歌朗诵会。诗社社长叫老舟,老舟的诗带着铁锈和汗水的味道。他不知道原来的诗社和那些诗友都还在不在。
宿舍区一片破败的景象,大门敞开着,水泥路面开裂着一条条大口,路边杂乱地摆放着自行车修理摊、理发摊和菜摊等,几十幢上世纪六十年代建起来的红砖灰瓦的宿舍楼颓丧地排列着。
事隔三年多了,老舟还住在原来的宿舍吗?他想去找老舟了解一下情况。老舟是个愤青,敢于仗义执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应该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到宿舍区一打听,才知道老舟已经离职了,原因是他带领职工写联名信状告厂长,结果不但没有告倒厂长,反被厂长的儿子纠集社会上的混混打了一顿,还声称要请律师告他诬陷。厂里是待不下去了,他含冤负屈,一气之下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老舟还会回来的!”
大维想,老舟,你满脑子的愤世嫉俗,其实你是个懦夫,你为什么不敢坚持正义继续抗争下去呢?
离开老舟原来居住的那个楼栋,就看见不远处停了一辆警车,拉了警戒线,警戒线外围着很多人。大维推着自行车走过去,就听见有人抹着脸说:“唉,怎么会这样呢……”大维立了自行车,上去询问,才知道有一对夫妻双双开煤气罐自杀了,“发现的时候,夫妻两个都齐整整地躺在床上,没出气了……男的是厂里的钳工,三四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老婆没有工作,干擦皮鞋的营生,没日没夜的,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擦皮鞋也干不成了,得了肾病,要透析,没有钱诊,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读高中的儿子学费都交不起了,一家人走投无路……读高中的儿子犯了浑,说出去弄钱,结果犯抢劫罪坐牢了(其实抢了不到五十元)。你说这叫人怎么活嘛……”一个满脸胡茬的工人师傅对大维说。
警察收了警戒线,上警车走了。众人还围在那里喁喁低语,长吁短叹。
前面传来凶吼吼的打骂声,夹杂着一个女子尖利的的哭叫声。众人四散开来。刚才跟大维说话的那位工人师傅扯了一下他的胳膊,说:“还不避避,'衙内’一伙联防队的人来了!”大维问,“'衙内’是谁?厂里还有联防队?”那位工人师傅说,“'衙内’是厂长的儿子,联防队是厂里刚成立的。他们名为清查闲散人员,实则看谁不顺眼不问青红皂白揪住就打。”说完工人师傅就急慌慌地走了。
大维推着自行车走过去,他想亲眼看看那个所谓的“衙内”是何等模样的人。
他走过去的时候,打斗已经结束了,联防队的人已扬长而去。一个中年女人跌坐在地上,蓬着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喊:“你们害死了我男人,你们还我男人!”他问旁边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女人说,“造孽啊!”女人指了指跌坐在地上的中年女人,“男人出工伤事故走了,留下她和一个行动不便的婆婆,还有一个没成年的女儿,厂里就赔了可怜的一点钱。男人是厂里的劳模,年年戴大红花。她的精神受了刺激,天天去厂里哭闹,工友们也同情她,声援她,厂里没法,就安排她女儿小丽到厂里当接待员了。小丽这孩子,瘦小小的,还没有发育开,听说到厂里当接待员没几天,就让'衙内’给纠缠上了。她想让'衙内’放开她女儿……唉,这世道,没得说了……”
女人说的小丽就是他在厂部会客室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吗?她那么单薄,那么清纯,像一支还没有绽开的花朵,“衙内”怎么下得了手?
他扶起跌坐在地上的女人,女人竟把眼泪鼻涕揩到他的身上,巴巴地看着他,哭诉道:“你认得我男人了吗?他上了趟班,就不回来了,把我们祖孙三个扔下不管了,呜呜呜……”他没有嫌弃,搀起女人,说:“阿姨,你的事,我听说了。家里还有老奶奶,你该回去做饭了。”女人顺从地起身,口里念叨着:“婆婆饿了,我该给婆婆做饭了,不然他在那边会怪罪我的……”
这是一个怎样寒酸的家啊——三十多平米的职工宿舍,住着祖孙三代人,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和摆设,家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样式,墙壁有的地方已经开裂,一面墙上贴着数十张大小不一的奖状,几乎把大半个面墙覆盖了,奖状上的获奖者都写着“杜小丽”三字,从幼儿园到高中,在高中一年级后就留下了一片空白。小丽住阳台,阳台用钢筋封闭了,挂着一副颜色发暗的几块碎花布拼接起来的窗帘,里面放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旧课桌。女人和婆婆住一间十多平米的卧室。
老奶奶看见大维手里拎着包跟着儿媳妇进来,她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说,“家里来客人了?又是厂里工会来慰问我这老不死的臭婆子吧?唉,都是我上辈子作了孽,今生投胎来世上拖累穷苦的一家人……”大维来到老奶奶的床前说,“我是县里组织部的,来厂里走访职工。您老人家还好吧?”“好什么啰,活着就是遭罪……自从建国走了,这个家还哪像个家嘛,儿媳那样子,你都看到了。可怜我那孙女,才十七岁,就当起这个家了……领导你坐,你坐呀。待会我孙女回了,让她给你做饭,没有好招待,你将就一下……”大维对老奶奶说他出去一会,等会再来。
他摸了摸口袋,还有二十多元钱,是他给自己留的零用钱。他每个月都把工资交给父母保管,自己只留一点零头做日用。他在路边的菜摊买了两把青菜、一块豆腐和几个鸡蛋,走了好远才在一个鱼摊买了一条草鱼。本来想割几两肉的,钱不够了,只好作罢。
他在小丽家逼仄的厨房里做起饭来。老奶奶说:“当不起哦,你是上面来的领导,是贵客,哪能让你下灶屋哦?都是我婆媳两个不中用啊……”
菜摆上桌的时候,小丽回来了。她看见大维,怔住了。她手里拎着一兜发黄的白菜和蔫皮的萝卜。她说:“你,你怎么来了?”大维向她点点头说,“我来看望老奶奶。饭做好了,我该走了。”老奶奶对小丽说,“丫子,还不留人家吃饭。”小丽低下头说,“你,你就在这吃饭吧……”
他们默默地围坐在小方桌前吃饭。他们只搛青菜,鸡蛋和鱼几乎没有人伸筷。老奶奶打破沉默,用筷头指着鱼对大维说,“你吃,你吃啊。”小丽给大维夹了一筷鱼,又给老奶奶夹了一小筷,便埋头扒饭。
吃完饭,小丽起身收拾碗筷。大维拿起包告辞。小丽背着身说,“你,不要再来了……”大维愣住了。
大维在第一电机厂调查走访了一个多星期,随后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调研材料,交到了莫科长手里。莫科长接过后,翻了翻,说:“好,好,这么快就写出来了。先搁这里,我看看。其余几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你也去走走,摸清情况,找出问题,再写一篇综合性的企业党建方面的材料,要有前瞻性、指导性,争取上省刊。你看如何?”
大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前在单位的时候也就是写写报告,发发通知,转转文件,像莫科长说的写综合性的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大块头文章还真有些棘手。但莫科长说了,他只好照办。
他正要出门,莫科长拦住他,说:“别急,我让办公室安排司机送你。”他一愣怔,心想,在部里,只有副科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用公车,他一个刚来的目前还是借用的人员,怎么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呢?莫科长打消了他的疑虑,“是这样的,第一电机厂的向老板淘汰下来了一辆皇冠,送给我们组织部。干部科和调研科都有专车了,部长就批准这部车给我们组织科专用,司机由部里调配。你以后不要骑自行车下去了,你下去是代表组织部,不要丢了组织部的面子和威严。”
大维坐在九成新的皇冠里,浑身感到不自在。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这辈子都没有坐过轿车,更别说坐这样豪华的皇冠了。他们勤扒苦做省吃俭用地供他读书,希望有一天他能捧上吃皇粮的金饭碗。他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利地进了县里的一家事业单位,应该说,他的人生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他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其实,以他的成绩,是可以继续深造或者留在大城市的,但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弟妹,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县城。他一点都不后悔。
刚在起重机械厂的接待室里坐下,他的小灵通就响了,是科长打来的。科长急切地说:“秦书记来部里了,要看我们的企业党建调研材料,你快回来。”
他回到部里的时候,秦书记已经走了。莫科长黑着脸,手里抖索着他写的调研报告说:“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嘛!秦书记看了发了一通脾气。你怎么能把我们的国有企业写得一片黑暗一塌糊涂呢?国有企业是存在问题,是有腐败,但主要是体制和市场的原因嘛,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嘛,这是客观存在的嘛。”莫科长把材料扔给他,让他重写,并再次强调既要发现问题,更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把材料放进文件夹里。白天静不下心来,他想晚上再到办公室加班修改。
正要出门,办公室的人喊住他,说有他的信。果然有一封来自深圳的邮件,是老舟寄来的一张报纸,报纸里夹了一张信笺。老舟在信里说,半年多前,他辞去了工作,来到了南方,几经辗转,最后应聘到一家都市报当广告业务员。现在该报大量招收发行员,问他是否有兴趣一试。老舟在信的末尾留下了他的电话和报社的联系方式。
他的心不由自主地一阵骚动。去南方,去那个全国知名的大报,不是他曾经一闪即逝的梦想吗?但是,他能轻易地离开这座小城,离开被借用的可能有升迁希望的这个“重要部门”,离开他在乡下辛苦劳作的年迈的父母吗?
他没有回信,他想等一段时间再说。
熬了几个晚上,终于把调研材料又斟字酌句地改了一遍,尽量客观,尽量接近现实。
第一电机厂的工人又闹了起来,这次闹到了县政府。数百名工人扯着横幅,喊着口号,把政府大院门口堵住了。
大维觉得第一电机厂的工人又闹了起来与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毕竟负责企业党建工作,并且这段时间在厂里搞调研。
他们或许已经听到了风声,说企业要改制重组了,要被厂长的舅弟成立的那家同样生产性质的私人公司收购了。于是人们愤怒了。他们的呼喊声震天动地。
领头的那位工人他认识,并且去走访过。那位工人曾经是企业的劳模,当过生产组长,因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不利于厂长的言论,被撸了职。大维记得去走访他的时候,找遍了厂区都没有看见他,问厂里的工人师傅,他们说,那个老锤呀,他闲不住,一定在车间里鼓捣那些机器。大维来到老锤所在的那个车间,只见车间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个人,却听到某台机器下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原来是老锤躺在地上修理车床。于是大维便蹲到车床边,与他聊了起来,不时地递给他螺丝刀或者扳手。他说,他十八岁进厂,是同这个厂一起成长的。他爱这个厂,他爱这个厂里的每一台机器,爱这个厂里的一草一木。他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几千人大厂被一班蛀虫啃垮了。大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信访办的人打电话,让厂长把工人领回去。厂长不来还好,一来反而把矛盾激化了。工人们不但没有散去,而是越聚越多,有人揪住了厂长的衣领,有人薅住了厂办主任的头发,如果不是民警及时赶到,一场对厂长和厂办主任的暴揍几乎不可避免。
他们要求与县政府对话。政府办主任来了,让他们选出几名代表,县长要亲自会见他们。
县里派出了工作组进驻第一电机厂。厂里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任何外来人员未经工作组许可不得进入厂区。
莫科长看了大维的调研材料,未置可否。莫科长把材料交给了秦书记后,就没有了下文。
大维照常去企业调研,但不习惯用科里的专车,他还是喜欢骑自行车下去。他最想去的地方是第一电机厂,他惦记厂里的那对开煤气罐自杀的夫妻坐牢的儿子,他惦记那个父亲因工伤事故走了母亲精神失常的接待员小丽,他惦记带着工人们在政府门前请愿的劳模师傅老锤,还有那个曾经的诗友后来去了南方的老舟。但工作组进厂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厂里走访了。
不久,他得到确切消息,第一电机厂启动改制程序了,原厂长调到县经贸局,当了副局长。
莫科长布置给大维的写一篇综合性的企业党建方面的材料的任务难产了。提纲拟了,企业也走了一圈,在心里憋了几个月,也只写了一千多字就写不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他不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该往何处去。他茫然了。
县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机关要进行机构改革了,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要下放分流。单位里要好的同事告诉大维,让他赶紧行动,要么争取留在组织部,要么找单位领导通关节,不然便可能面临下放分流的危险。
大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对人情世故反应木讷,更不会做通关节走后门的事。他只好听天由命了。
年底了,依照惯例,组织部对信息调研工作按上稿情况进行排名(部长和两名司机以及一名办公室内勤不参与排名),大维排在了末位。与大维同时借用来的另两位同事分别排上了第三名和第五名。
在办公会上公布排名的那一刻,大维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这一年,他仿佛是在混沌中度过的,每天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毫无章法地忙碌着。他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挫败感和茫然无措。
副部长找他谈话。当初他被借用是这位副部长在部长办公会上极力推荐的。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副部长对他的期望。副部长说:“县里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本来是希望你们借用来的三个人都留下来的,但各个机关单位都在削减人员,所以你们三个就只有两个能留下来了。我是真心期望你能留下来的,你思想单纯,工作认真,待人真诚,特别是你能写文章,我看上的就是你这个特长。但你清楚部里的那个调研工作排名,我又不能偏袒你,所以……希望你能给予理解和支持。”
他还能说什么呢?也许这个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他只能默默地接受。
开过了总结会,提前吃了年饭,在组织部一年的工作就算收尾了。他忽然想起,有近半个月没有回去看父母了,于是决定骑自行车去农贸市场买点肉称点水果带乡下去。
肉和蔬菜都涨价了。他在一个个摊位前巡视。口袋里的那点钱很快瘪了下去。
来到一个水果摊前,正要询问苹果的价格,忽然听到一个羞怯的声音说:“领导,是、是你……”他看到了一张瘦削苍白的女孩的脸,她的旁边站着一个面容枯槁头发蓬乱的女人。“你是小丽?你没在厂里上班,来摆水果摊了?”他疑惑地问。小丽红了脸,低下头说,“下岗了……呃,你是要苹果吗?我帮你选。”她手忙脚乱地挑最好的苹果往袋子里装,“你、你还在那个、那个组织部吗?”他答非所问地说,“不、不要那么多……”付了钱,他逃跑似地离开了小丽的摊位。
年后,莫科长在副部长的陪同下用科里在专车把他送回到原单位,并带去了一份公示文件,他被拟提拔为局下属二级单位的工会主席。
他没有走马上任,而是向局领导递上了一份停薪留职申请。他接受了诗友老舟的邀约,背起行囊,挤上了南下的列车。行囊里装着一个从小丽的水果摊上买来的苹果,他舍不得吃,用塑料袋密封着,他会让它一直陪着他。
多年以后,小丽成了他的妻子。
又过去了许多年,他没有再跨进过那个“重要部门”,他对自己的这一段短暂的人生经历讳莫如深,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过。
 
作者简介
李犁,本名李卫国,属马,湖北咸宁人。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全国100余家报刊,入选20余种选本,著有长篇小说《暗尘》《沉年》《经年》《浮年》《天下苍生》,中篇小说《白晃晃的阳光》《满院槐花》《特殊任务》,小说集《创痛》《月色清凉》《风吹过那道梁》,散文集《在时光里静静打坐》《这方水土》,诗集《花信子》《怀念》,创作和改编电影剧本《大地作证》《不动声色》等10部,出版《李犁自选集》4卷,迄今发表作品累计300余万字。系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星星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九头鸟》杂志小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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