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昭和女子大学校长坂东真理子
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20年，以托尔斯泰主张的“爱、理解、和谐”为教育理念，从创建伊始就致力于为日本女性进军社会架桥铺路。今天的采访对象就是该校的校长坂东真理子。在介绍坂东女士的身份前，记者不免有些发愁，因为她的身份很难界定。在文化界，她是著名女子大学的校长，也是日本多部畅销书籍的作者；在政治界，她是日本政府妇女问题担当室最年轻的女性官员，也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驻外总领事；在社会上，她被新一代日本女性唤为“教母”；在家庭中，她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同时，跨界活跃，内外双修，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日本新华侨报》走入了风景清丽的昭和女子大学校园。
期待中国留学生都能成为“知日家”
《日本新华侨报》：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留学生在贵校的入学情况以及贵校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
坂东：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前，我校一年能有70多名留学生前来就读。但是在大地震发生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了2012年，人数出现回升，但依旧没能达到从前的水平，目前只有50多名。说来惭愧，和日本的一些大学相比，我校还称不上是拥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大学。
今后，我校将努力“转向”，改变以往偏重同欧美国家大学交流的情况，致力于对亚洲国际人才的吸收和培养。为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我校除日语、日本文学、文化、社会、经济等课程外，还开设了系列体验型课程，为留学生提供机会广泛地接触、了解日本社会。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校长，您对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期待？
坂东：对于日中关系和日中交流来说，中国留学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中国留学生们朝气蓬勃品行优秀，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留学生来到日本学习，成为日本的理解者。我不奢望大家都成为“亲日家”，但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知日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逐渐步入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在如何对应老年人福祉、教育、环境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说是比中国早一步遇到了困扰与苦恼。希望日本的这些早一步的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借鉴和帮助，让中国在同样的问题能够比日本少一些困扰和苦恼。这些，都需要借助中国留学生的力量。
“德”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前提条件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在培养、教育人才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请您介绍一下。
坂东：一提到国际化人才，人们立即就会联想到优秀的语学能力和扎实的专业能力，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才可以被叫做国际化人才。但是我认为，上述两项能力固然重要，还有一个与其同等重要的，就是要具备日本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要了解、理解自己国家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现状、历史进程等，并且要为此感到自豪。只有兼具上述三项，才能被称之为国际化人才。而具备上述能力的基础或是说前提，就是要具备中国儒教里所倡导的“德”。
有德之人，能够体谅对方，懂得共存共荣，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只只有这种能站在对方的国家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人才，才称得上是国际化人才。只想着怎样更好地利用对方或对方的国家，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的人再如何有才，都称不上是个国际化人才。
中国女性主“外”日本女性主“内”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著作《女性的品格》一经问世，就被万千女性奉为《圣经》，自出版至今畅销320多万册，并且还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地区热销。那么，我想问您，您对中国女性有什么印象？
坂东：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日本总理府男女共同参与计划室室长前往北京出席大会。在那个当时，中国女性就比日本女性的社会活跃度高，而且在能力上也和男性不相上下。中国女工程师队伍很庞大，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情。
中国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她们勇于坚持己见，有自己的主张，交流和沟通的能力普遍胜于日本女性。与之相比，日本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现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她们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作为妻子，她们能够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各有所长。
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体现，主要是在平安时代。在平安时代，受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影响，日本女性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比较高。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近代日本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儒教在日本的传播和流行。
纵观漫长的日本历史，在大部分时期，日本女性其实和中国女性一样，都是支撑社会的主力。虽然日本女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但是她们的实力并不输于男性。日本历史上专业主妇最多、最为特殊的时期，是20世纪后半期。
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之间不发生冲突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著作在中国被冠之谓“淑女指南”。然而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像淑女、贤妻良母这样的词都几乎成为死语。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等等。眼下，日本女性也开始同中国女性一样，跟男性平起平坐一样的工作。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淑女”又有着怎样的意义或是形象？
坂东：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大力提倡日本女性应该多走向社会的，应该同男性一样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需要强调的是，女性没有必要完全参照男性的模式去工作，也不要被男性不好的价值观所影响，同男性一样向往权利、追求金钱等。
为对方着想，接受对方缺陷，帮助对方成长，这些都是女性的鲜明的性格特点，在这些方面女性比男性有天赋。在社会上奋斗的女性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性格特点，用一种自豪地心情去尽情展示这些男性的，多参与和社会福利相关的工作，帮助弱者。而不必要求自己凡事向男性看齐，跟男性赚同样多的钱、竞争同样的工作职位等。
我希望女性们能够明白，我们没有必要做得跟男性一样，社会需要多元化发展才能取得平衡，因此正是这“不一样”，才体现出我们进军社会的真正意义。
关于“淑女”和“良妻贤母”（中国称“贤妻良母”），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女性也依旧要做“淑女”，而且良妻总比恶妻好，贤母总比愚母强。但女性不应该把个人追求只停留在“良妻贤母”上，在做“良妻贤母”的同时，也可以做一个对社会、对公司有贡献的职业女性。
在过去，一般女性一生会有5、6个孩子，多则7、8个。但如今时代不同了，大多数女性一生就只有1个孩子。抚养8个孩子和抚养1个孩子所花费的精力是不同的。因此当今女性完全可以将余下的精力分散到关注社会、参与社会当中去。相反，如果做母亲的在孩子身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容易给孩子造成无形的压力，或让孩子成为“小皇帝”。
“小皇帝”现象不仅中国多见，日本社会里也有。在“少子化”社会里，全家关心、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对孩子未免就过于娇惯，24小时围着孩子转。但这真不是聪明的做法，因此这样的女性也就不能被称之为“贤母”。
是安倍政权主张的女性政策的首倡者
《日本新华侨报》：眼下，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作为党首，他在党内起用女性担任要职；作为首相，他反复强调到2020年要让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30%是女性站领导地位。请您谈谈对新政权提出的这个女性政策的看法。
坂东：您真是问对人了！事实上，这个女性政策是在2003年，我任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计划局长时提出的。在那个当时，政府内有不少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说，“距离2020年，还有17年的时间。在这17年期间，我们努力给女性创造就业机会，锻炼她们的工作能力。顺利发展下去的话，各个行业里有实力的女性就会越来越多，相信到了2020年，能达到30%这个比例。”
从我提出这个政策目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距离实现目标就只剩下7年。7年似乎太短，难免令人有些担心。然而如今日本各行各业里，女性所占比例逐年增多，因此我还是相信，这个政策是有可能预期实现的。
我报考国家公务员是在1969年。在那个当时，女性哪怕是考试过关，也很少会被日本的政府机关录取。大家普遍认为，女性做不了什么，而且即使被录取了，也很快就会辞职结婚的。但如今，关于录取女性公务员，日本已经有了严格的定额规定，杜绝了故意不录取现象。
目前，在日本的政府部门里，女局长的人数还比较少，但是女科长、女股长的队伍大有人在。在日本民间企业里，女社长占2%，女部长占4%，女科长占14%，要想达到30%这个目标还需要一定年数。
《日本新华侨报》：30%的这个目标实现后，会对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家庭带来什么影响？
坂东：或许是被女性照顾得太好了的缘故，日本男性普遍不做家务，缺乏和女性一起经营家庭的意识。现在，能够同时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女性越来越多，但这样的男性实在是太少了。如果男性能够多参与到家庭杂务中来，那么女性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对日本经济和日本家庭来说都是好事。
当前课题，就是如何对日本男性进行“教育”，提高他们配合女性一起经营家庭的积极性。
记者后记：“知”识“日”复一日的积累谓之“智”。诚如坂东真理子女士所言，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日本要比中国起步快，也比中国更早地面临一系列问题，比如大气污染、少子化等等。因此，中国有必要“知日”。了解日本、熟知日本可以令中国少走弯路，拥有解决问题的智慧。“知日”的目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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