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瓜坡镇：姑父去了台湾，姑姑一等就是40年

姑姑无泪

作者：张书省

关中一带有个“姑姨不分”的习俗，往往外甥喊姨也是“姑”，甚至有的家把舅舅的妻子也称“姑”而不叫妗子。为什么姑姨不分？为什么从来都是称“姨”为“姑”而没有称“姑”为“姨”的？我看，就是因为叫姑亲近。关中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地域，所以，这里是随便一个细枝末节都能表现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博大深邃的。

张村巷道 刘焕民摄

我有个亲姑姑。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作为我家的一员一直到今天的。从感情上说，当然姑不如妈亲，但从理智上到感情上，我却是视姑若妈的。这个理，我的两个弟弟也懂得，而且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的弟兄愈加注意把妈和姑尽可能尊敬在一个位置上。

上世纪50年代我还上小学时，姑姑就经常在我们农村的老家张村，因为父母亲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父亲，几乎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所以我童年的记忆中姑姑是和爷爷奶奶系在一起的。影影绰绰记得某次父母亲回来的一个晚上，他们商量说“二老年纪大了，我们又照顾不上，把她户口转回来算了”，从那以后，姑姑就很少再离开我们家了。

我曾问过爷爷，我怎么没见过姑夫？似乎爷爷说，也许跑到台湾去了。但我先后多次问过姑姑“姑夫到底在不在”，她总是说“没这个人了”。而我母亲却总是对此回答得很坚决：“早没这个人了，解放前夕和共产党打仗，在洛阳住院给家来过信，这都多少年了，哪里还有人？”

而就是这个影影乎乎的“姑夫”，却给我和两个弟弟带来了灾难：1962年我在华县当通讯员时，有一天办公室秘书告诉我，省上来人要给丈八沟的省委宾馆选几个服务员，你已经选上了。丈八沟当时是个神秘的地方，它给我的想像就是“陕西的中南海”，能去那里工作是一定很得意的。但美梦只做了几天，省上的来人早走了，我的事却没有丝毫音讯。终于，失望了。

随后不久，某接兵部队来了位团长，他到我的宿舍看了我的学习笔记和每天写的日记，当时就拍胸脯说要带我走，而且把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去了就在团部的广播台，写一点东西，再兼个播音员。我当时太兴奋了，我甚至庆幸没去丈八沟，现在穿上军装扛枪站岗那多神气！

可是后来情况不妙，先是发通知，再是到武装部集合发军衣，我却连那位团长的面也见不到了。我心里一阵阵发紧发怵。直到新兵开拔的前一天，团长才从院子把我拉回宿舍，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姑夫在台湾？”我马上回答：“没有，姑夫早死了，姑姑都回到我家了。”团长说：“我专门去你姑夫家的村子，人家大队的干部说很可能在台湾。这不，人家写的材料都这样说。”这台湾还不就是国民党？那不就成了敌我关系？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不！那是胡说。我姑姑的户口都转回我家来了……”团长忽然反问了一句：“那你姑姑怎么不改嫁？”

我无言以对。不改嫁还不就是在等着她的丈夫？有这样不清白的社会关系还能当兵？

我现在不能回忆团长当时是怎样离开我的，似乎他安慰了一些什么。只记得第二天我就请假回了家，到家里摔碟撂碗，粗声大气，瞪起眼睛质问姑姑：“你为什么骗我？人家盖着章子说他在台湾，弄得我当兵也当不成！”在家里一向瘦弱文气的我，突然间大发雷霆，爷爷奶奶很吃惊。姑姑却一声不吭，她照样忙活着在锅上做饭。我发泄了一通，故意不吃饭推起车子要回机关，爷爷要我吃饭我也没吭声。我在推车出村的瞬间一回头，瞥见拄着拐杖的爷爷在村子中间的路上目送着我。

瓜坡镇张村 刘焕民摄

从那以后我是死心眼了，有姑夫这么个不清不白的关系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后来弟弟当兵也同样被卡下来，弟弟也在姑姑面前吵闹一通。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以后姑夫真的从台湾回来了，那是在1987年。我给姑夫说这些事，他竟然不相信：“怎么能有这样的事？”他的口气和眼光使我很失望：他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痛苦！

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运动，父亲被打被斗逃跑监禁，而姑姑在村上竟丝毫没有受冲击。我后来想，这似乎与姑姑在村子里的“厉害”有关。我就碰上过一次回家时她正在家门口骂街，不知是鸡丢了还是什么的，骂的话很难听。我拉她回她也不回，照样骂。我当时很生气，觉得丢人。有同龄的小时伙伴们告诉我：“你姑歪的太！没人敢惹！”我问为什么？他说：“那还不是觉得她是这个村长大的，别的女人都是娶进来的，气强呗！”

多少年后我才想明白：姑姑没有丈夫，没有孩子，就是侍候我爷爷奶奶去世，又照顾我小弟在家，她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可能还要面对背后的闲言碎语，她的心理性格能平衡么，能不受压抑么，能不扭曲么？也许，姑姑就使用这种武器，使一个只有老弱的家，只有她一个人的家，却没有人敢来欺侮，敢来骚扰，这说不定是她被逼出来的智能。至今，村上老小几辈人都悄悄叫她“歪老婆”，有人甚至在我当面失口而连忙改口。我淡淡一笑：“歪”又不是坏，有啥关系。

确实，我是清楚地知道姑姑的善良的。她一个人多年住在老家，母亲给她点钱，我们弟兄也总是见面就给随便留点零花钱，她一个人是绝然花不了的。母亲就说我，不要再给她钱，她都散了人了。我问姑姑，她反问：散谁了？人到紧处来张个口，有几个给几个，人家有了还不给你还了？不过，我却也清楚记得她不止一次给我讲，xx可怜得很，你要有钱了就多少给一点去。

虽然后来我家日子愈来愈好，我弟兄三个都工作了，全家就她一个人没固定收入，而她多少年来一个人在老家支撑着我们的家，春夏秋冬，风雪雷电，衣食住行，养老送终，自己如今已七十超过了，免不了头痛脑热，腿又不好，腰也弯了，但她却从未说过一个苦字，见了面总是劝我：有钱别乱花，你看没钱的人难的太。她的善良，她的刚强，往往使我联想到小时候读过的朱德的《母亲》。

在我记忆中，姑姑最放声痛哭的一次是我的父亲的去世。父亲在世时是不允许姑姑去丈夫家的，那可能是他的共产党员的本性所致。父亲“文化大革命”受尽苦头，没享上福就在57岁时突然撒手人寰，没有给自己的妹妹留一句话。埋葬父亲时她哭得最伤心，谁也拉不起来。坟上没有人了，她一个人还在哭，嘴里还哭诉着听不清的语句。父亲去世后不久，弟弟就来告诉我，姑姑接到他那儿去了。听村里人说，经常半夜三更听你姑去哭你爸，哭得怪瘆人的。

姑姑最畅快的几天是姑夫突然有一天从台湾回来了。姑姑后来给我说：“我在对门的石头上坐着，他打听咱家在哪，其实我头一眼就认出他了，老了，那底子没变……”

张村巷道 刘焕民摄

姑姑讲得是认真的，我听了却是难受的。她大约是坚信他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她那么执著地一等就是整整40年，青春壮阔的40年！离开时新婚燕尔，重逢时已满脸皱纹，满头飞雪……

姑姑最不高兴的是姑夫竟然说了那么一句话：“等上几年就是了，还能等这么多年？”姑姑当然不能理解姑夫了，他受那个世界的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环境氛围熏陶，怎么能够理解从小受爷爷三从四德君臣孝悌影响又处于封建文化遗传极浓的关中腹地的一个村妇的思想呢？不过，姑夫确实对我讲了：“看到你们弟兄这么待你姑姑，我很高兴，你姑受了苦了！”

姑夫回来了两次。我陪姑夫在易俗社看了秦腔《金沙滩》，到长安县韦曲镇看了当年他们黄埔分校学习的地方，登了大雁塔，逛了武则天的乾陵，姑夫分外激动。姑姑腿脚不好，但她却一直紧随，看得出她心情很好。第二次姑夫带了在台湾后娶的阿姨，我们也叫她姑姑。两位姑姑竟然很亲热，姐长妹短的什么都说。这使我们做晚辈的十分惊讶，十分敬仰，十分感动。

姑夫给了姑姑一对耳环一副戒指。耳环她戴着，别人问她也不客气，戒指却保存着，不知她保存在哪儿。

姑夫第二次走后又是几年过去了。开始还有信，后来信件没有了。姑姑硬要在老家盖一套三间门面的新房，我们弟兄都不答应。她说祖祖辈辈两间门面的房子实在住够了。不过我想姑姑也许还有她的理由，就劝说弟弟同意了姑姑的要求。弟弟说，给姑夫写封信，让他随便寄上一点钱回来也顶大事。可姑姑就是不让。她知道我们弟兄凑得起。

姑夫在台湾确实好久没有来信了，隔着一个海峡，就像远在天涯，又不能去看他。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圆了一个故乡的梦，心松了，我真担心他有什么不测。这样想，却又不敢说。

姑姑让弟弟送她来我这儿住了几天。她寡言，这次话更少，几乎是你不问她不说一句话。大家吃饭，让她多吃，她吃了一点就说饱了，吃不下了。大家看电视，她也跟着看，可我明白有些她根本看不懂，但眼睛却紧盯着屏幕。早上我上班，她躺着，眼闭着，也不知睡着没睡着。

她悄悄问我：“还没有信？”我说：“没有。”姑侄相对，无言。我完全可以撒个谎，说来信了，问您好，他也好，还说他过段时间再回来，然后再说信放得找不到了。但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在姑姑面前撒过谎，装也装不像。而从心里边说，我不愿意欺骗那颗孤独的凄凉的带伤的心！

我注意看姑姑，她一下子苍老了，头发全白了，腰干佝偻了，腿脚更不灵了，说话也没有当年那股气势了，她真的老了！

姑姑，我真想哭……

原文来源：《紫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