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音节化是现代汉语词汇最主流的演变和产生倾向, 语音的简化、同音词和单个词的词义负载增多现象的产生、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外来词和方言词的输入是造成汉语词汇转向多音节化的重要因素。在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上多音节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它节制了汉语音节的数量, 一方面, 它又减少了汉语同音词使用时的负面影响, 使得汉语词汇在表义上意义明确, 词的性质容易区分。同时受多音节化的影响, 汉语逐渐向合成词演变, 这些都为汉语新词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 从远古时期母系氏族文化的刀耕火种, 到现代科技爆炸将探测器送往火星, 语言文字始终在社会的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字, 我们的思想永远只能通过口口相传。随着社会发展, 我们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 使用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如果缺少文字这种高效便捷的方式, 人类将永远不可能将数千年的经验智慧传承并完整保留下来, 人类会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 也就不可能创造出现在如此辉煌的人类文明。
古代汉语是每个中国学生在语文科目中必须要学习的重要部分。通过文言文的学习,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古代人的书面语言往往都比较简短凝练。例如, “武陵人以捕鱼为业” (陶渊明《桃花源记》) , 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武陵郡有一个人以捕鱼为职业”, 可以看出古代书面语比现代书面语简短的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笔者在《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汉语词汇由单音节逐渐演变到了多音节。
如今,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 其中的单音节词可谓是寥若晨星。什么我们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现代人会抛弃古代看似更加“经济”的书面语?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
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多音节演变这种趋势, 已知最早在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 也就是我国的商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由“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可以推断出, 当时单音节词在在汉语词汇中是有着绝对优势的, 多音节词只是极少数的存在, 比如“今日、乍册、刍正、易日”。又如,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籍中出现的“进退、祭祀、臣妾、鳏寡、多寡、远迩、夙夜、威义 (威仪) 、左右、三事 (三司) 、宾客、不廷 (不庭) 、寿考、乍为 (作为) ”等等多音节词也可以对此进行论证。而此后多音节词则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了经书典籍中,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短短一段文字中, 就出现了“寡人、甲胄、险阻、绥静、昏姻、山川、殄灭、国家、虔刘、昊天上帝、社稷、逾越”等数十个多音节词和成语。有研究统计, 当时的多音节词已经有两千个左右, 因此笔者认为汉语词汇多音节化应当是从西周与春秋时代开始的。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曾提到:“汉语复音化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语音的简化, 其二则是外语的吸收。”对于汉语词汇多音节化, 张世禄先生在其论著中说过:“中国语里……在口语上, 还能应用语言的差异以相互识别, 可是因为语音单纯化的结果, 同音词既然激增, 音调的种类又减少。”
我们把不同时代的语音进行比较, 会发现很多词语的语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上古汉语中存在大量复辅音声母, 我们可以根据“剥 (p-) 、录 (l-) ”“洛 (l-) 各 (k-) ”等字曾使用同一声符、殷墟甲骨文中“命 (m-) 令 (l-) ”“禀 (p-) 廪 (l-) ”等同字现象以及一些汉藏系语言的同源词进行论证。
王力的《汉语史稿》中曾这样论述到:“汉语的语音是日趋简化的, 这样单语词的情况如果不改变, 同音词大量增加, 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 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而汉语语音的这一系列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日常交流, 这就需要用语言的其他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现代语音中“阴、阳、上、去”四声的产生算是一种弥补手段, 但是这一种弥补方式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词汇的多音节化便应运而生。语音的简化同时也给单音节词的同音化创造了条件,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音词, 同音词的产生也给词汇多音节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节详细阐述。
由上节可以看到, 汉语语音的简化导致汉语有意义的音节数量减少, 但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数量不会减少反而在不断增长, 这也是同音词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宋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大致可以通过三十六字母反映出来, 每个汉字代表着一个拼音声母。但在我们普通话中, 许多字的声母却丧失了其读音的独特地位, 比如“帮、并”今天声母都是“b”, “非、奉”的声母都是“f”, “知、照”的声母都是“zh”, “彻、床”声母都是“ch”等等。以上列举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唐宋至今, 汉语词汇的声母系统中产生翻天覆地改变。
在汉语韵母读音方面, 古今韵母的读音差异很容易被我们辨别。例如我们在读唐诗中的格律诗时, 有些确实应该押韵的字我们用普通话读音去读却怎么也读不出来其韵味在何处, 但是这些字在古代的确属于同一韵部。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回乡偶书》中的“乡音无改鬓毛衰”中的“衰”字, 应该读“cuī”, 而普通话中的读音则是“shuāi”;又如, 《琵琶行》中“惟见江心秋月白”中的“白”字, 应该读“bò”, 但我们普通话读的是“bái”。
《广韵》这本书介绍古代韵母读音包括:57个平声韵, 55个上声韵, 60个去声韵, 34个入声韵, 总共206个韵, 但《广韵》中的韵部今音都趋于简化。凡是《广韵》中韵部接近、读音也相近的各个韵部, 都有一定的合并。再来说声调问题。现代汉语普通话有阴、阳、上、去四个声调, 而古代的声调则是平上去入。他们两者的声调数目相同,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却很大。在南朝齐梁之际就有人把古汉语分为四类声调, 元明以后, 汉语语音发生了变化, 北方音系演变为“平分阴阳, 浊上变去, 去声不变, 入派三声”。自此形成了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四个声调读音。
同音词的存在于我们日常地交流是很不利的, 为了减少大量的同音词, 世界上许多语言都会让单音节词向多音节词转化。词语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体, 异音异词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是语言的音素却是有限的, 因而就产生了很多同音词。但是社会在发展, 许多新的概念产生也就需要相应的词语来表达其意义, 这样就形成了音少义多的矛盾。现代汉语普通话有22个声母, 39个韵母, 有意义的音节大概有400个, 带有特定声调的音节大概有1300个, 但是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 单字再组成词数量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就造成了现代汉语音节有限而词义无穷的状况, 这种矛盾就促成了同音词的出现。大量的同音词在汉语中出现, 这就造成我们在语言运用中无法准确了解说话者所使用的词语而无法提取信息的混乱局面。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我们便利用汉字表意的特点, 在汉字字形上下功夫, 通过大量地造新字, 不同使用场景使用不同的字, 以此来区分意义。
例如:“栋-冻-胨”这三个字都是“dòng”的读音, 却各自表达着不同的意思。类似的字还有“丢-铥”“锭-腚-碇-啶”“末-抹-沫-秣”“乃-奶-艿”“伤-汤-殇-觞”等字。
多造形近新字这种办法确实解决了书面语中的问题, 但是口头语同音字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此外, 这么多新字被造出来, 会增加学习上的负担。笔者觉得利用已有的单音节词组成多音节词是一种更实用的办法, 例如, “红-红色-红红的”“白-白色-白白的”等词组就达到了分化同音词的作用, 明确地表达出不同事物的差别。一般说来, 新词的创造不再采用单音节, 汉语构词一旦走向多音节化, 就为新词的大量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汉语的单音节词中, 一词多义现象十分严重, 这也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现象, 多义性是词的普遍特征。汉语中有很多词在同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很多种含义, 例如, 郦道元的《三峡》中有这样几个句子:
(1) 至于夏水襄陵, 沿溯阻绝。
(2) 绝巘多生怪柏, 悬泉瀑布, 飞漱其间。
(3) 空谷传响, 哀转久绝。
这三句话中都有“绝”这个单音节词, “断绝”“极, 最”“停止”依次是其在各句中的含义, 此处“绝”的意义必须根据上下文含义进行分辨, 才能理解它在每句话中的特殊意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日常交际带来了负面影响, 造成交流困难。
如今, 人们的社交活动变得日益频繁, 范围在扩大, 内容也日益复杂。古代的单音节词使用起来不容易表情达意, 若是错误使用或者理解不当往往会造成交际障碍。如《诗经·小雅》中“夜如何其?夜未央, 庭燎之光”, 朱熹和颜师古都认为“央”是“中”的意思。王引之说:“夜未央者, 夜未已也, 今以未央为未中, 则与下文不合, 朝礼辨色始入, 夜未中而朝, 我未之闻也。”
从远古时期到太空时代, 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科技文明爆炸般急速前进, 随之而来的是新事物和概念不断地涌现, 人们为了认识、称指这些事物和概念, 就要给他们命名, 以进行交际和传承, 这些现象都迫切地需要新的词语来表达其含义。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 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 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类似这样例子如今看来不在少数, 如今的“手机”“电脑”“网页”等等词语, 把他们单独拆开, 无论如何都无法单独表达原来词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电脑”“网页”“手机”等词语是属于复合双音节词的范畴, 它实现了单音节词固有结构的突破, 此后还出现了联合、偏正、主谓、动宾、中补、附加式等构词方法, 这就给了人们固定的组合方法去运用有限的单音节语素构成无限多的词、短语甚至句子。
外来词方面, 借用外来语是丰富语言词汇的方法之一。在第一章讨论语音的简化对多音节词的影响时提到, 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到:“外语的吸收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人类文明史上许多民族语言, 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外来语词汇来表达新的含义。在某些地区, 不同的民族交错居住, 有频繁的战争或文化经济往来和通婚关系, 并且经济文化相对平衡, 人口相差也不是特别悬殊, 他们的语言甚至会相互靠近形成“语言联盟”。
汉语吸收外来语并不是把原词的语音形式都照搬过来, 而是尽可能把外语词进行意译, 即用我们的语素来构词表达同样的含义, 使外来语尽量适应汉语的词汇模式, 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则和使用习惯。
此处笔者根据外来词的吸收方式和词性构造, 把词语分为以下几类:
就是直接把外来语的发音用中文翻译过来, 然后用来表达其含义的一类词。如:“Microphone麦克风、Salotto沙龙、cafe咖啡、沙发” (Sofa) ”。
即将一个外来词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音译, 一部分意译, 最后合成一个汉语词。如“Marxism马克思主义、card卡片、romanticism浪漫主义、Hamburg汉堡”。
也就是音译后去掉一个音节, 再加上一个汉语语素, 构成一个汉语词汇。如taxi的士, 去掉“士”, 在前面加上其他成分可以组成“打的、面的、货的”等。还有一种则是在音译后, 不去掉原本的音节, 再外加一个表示类属的汉语语素, 如ballet芭蕾舞, 香槟酒champagne, 啤酒beer。
即不按照外来词的原有的读音, 完全使用汉语自有的语素构造新词以表示
外来词的意义。如telephone电话, science科学, cement水泥。
这种外来词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汉语的纯
意译词, 即是汉语意译词, 例如“电视”;第二种是从来自日语的舶来词, 即日制汉语, 例如“电话”。它们两者之间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与汉语的意译词差别不大。
由上述五个例子可以看出, 外来词的大量涌入, 一定程度上会使汉语多音节词增多。换句话说, 就是外来词汇的吸收是促使汉语词汇多音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方言词方面。通常人们所说的方言是指地域方言, 它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 俗称“话”, 如武汉话、重庆话、广东话。汉语方言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 语音方面的差异最大, 词汇和语法的差异则小很多。普通话即国家共同语, 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所以没有方言就没有所谓的共同语, 共同语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从方言中吸收有用的语言成分, 这就是“方言词”。
方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只用方言语音表现的, 在某地方言范围内使用的词。二是指普通话中有方言色彩的词, 即从某地方言中吸收到普通话中而被全社会广泛使用的词。某些方言中的方言词由于小说、小品、电影、电视剧或流行歌曲的传播进入普通话中, 为广大群众所了解并使用, 如“搞”“忽悠”“唠嗑”“名堂”“炒鱿鱼“煲”等, 方言词中表义形象生动或表现力特殊但是普通话中缺乏相应表达的词最容易进入普通话, 如“二流子”“尴尬”“垃圾”等。这些在方言地区广泛使用的多音节词进入共同语中, 虽然数量相对较少, 而且扩展衍生的能力很弱, 但是也为汉语词汇的多音节化发展添砖加瓦,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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