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他们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这在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于其个中情由，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声明了两位兄长的失和，不是出于政见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既然是家庭矛盾，再深究就没多大的意思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上帝也有兄弟姐妹，也难免会生出是非，让他伤神。
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太不像一母同生，无论性情、相貌，还是为人处世和为文之道，都截然不同。
周作人表面看上去随和，实则自恃清高。我也有过这毛病，虽然我不大愿承认。而鲁迅作为家中的长子，因父亲早逝，责任心非常重，本身个性又强，控制欲满满，在他的眼里，周作人永远是小弟，需要他的保护。
周作人的晚景甚是凄凉，这与他的糊涂脱不了干系。鲁迅在世时曾说过周作人昏，他是挂念这个兄弟的，始终挂念。
但纵然“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也敌不过晚来风急，人世沧桑这杯残酒。那颗舍不得放下的心，终究得放下。
不容置疑，兄弟俩的冲突，给彼此造成了深刻的伤害。这伤害伴随他们终生，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周作人经历了一种幻灭的悲哀，就在兄弟决裂后的几天，他为即将结集的散文《自己的园地》写序，里面有“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之语。
而鲁迅在1925年冬天写得小说《弟兄》，则是以周作人患病为素材，《野草》中的《风筝》，更是写了少年时期的自己与兄弟之间一次伤害感情的事情：他折坏了小弟弟正在糊的风筝，并踏扁了风轮，而当他成年后想请求弟弟的宽恕时，弟弟却已浑然忘却——也就是说，再没有宽恕可言了，心灵的重担永远卸不掉了。
他们兄弟俩在幼年之际便体验了盛衰兴亡，尝到了世态炎凉。对他们而言，当时看似坚不可摧的手足之情，可能是兄弟俩风雨飘摇中的唯一依靠。
周作人寿享比鲁迅多了二十多年，扎扎实实地多读了二十几年的书，多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
晚年的周作人入了定，摸出了一些真意，下笔处自有他的兄长不及之处。鲁迅走入文坛时，已是中年，挑起了一个家庭的苦难，更挑起了一个民族的苦难。
他的兄弟周作人，虽然坐过牢，挨过批斗，倒也从容老去。能从容老去的人生，到底是值得回味的。他曾写过一首《八十自笑诗》：“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鲁迅只用几百字描述过的百草园，周作人用了七万字，这是他们共同的生命乐园。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一定回到了童年，跟兄长一起，在园子里掏鸟雀、抓蟋蟀、挖何首乌……
那时，鲁迅还不是鲁迅，他也还不是知堂。他们，只是手足，只是兄弟。
…………
至此，自身问题的关节已然明了，我似乎把自我压抑和自我克制混淆了。
因为在理论上，自我克制是在理智支配下，在一定场合对自己的行为、情绪等作适当的控制。而自我压抑，则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下，对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所作的过分的压制。
我的现状则更趋近于后者，被自身压抑了的情绪和思想，在没有被及时疏导的情况下，部分会转化为潜意识，潜意识又会以动机的形式，驱动某种行为，继而以另种改头换面的形式表现出来。
潜意识是人的原始冲动，是支配所有行为的根源。很明显，我忽略了潜意识的存在。
由精神上分析，潜意识可分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前者是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向上的，能变压力为动力；后者则是破坏性的、消极的、冲动的，它可能会导致个体人格畸变，从而做出一些越轨的、出格的行为。
许久之前，表哥曾当面劝诫过我，他让我不要太压抑。然而，那时的我还尚未察觉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仍自我感觉良好，也便无从判断了。
回过头来，认真地反省一下自身，我时常会有与知堂类似的压抑自我的感觉，偶尔也会觉得自己在处理一些事务上，果断是果断，只是稍显阴暗了些。鲁迅说周作人昏，亦非无迹可循的。
思路捋清了，方知一切问题的根源在我。书，不单单是良友，更是我的一面镜子。
当然，关键不在书，而在于思考，在于理性地思考，以及客观地思考。不然，任谁也不愿自曝过失，就更谈不上成长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