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的一天上午，巴金躺在病床上。
从云南来的中医黄传贵，用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老人的脉搏上。过了许久，黄医生露出笑容说道：“脉象比两年前还要好呢。”一旁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绷紧的脸松弛下来，跟着笑了起来。
毫无疑问，巴金是长寿的，他已是将近百岁高龄了。然而活了这么久的巴金既是幸福的，又是痛苦的。诚如多年之前他对朋友说的一番肺腑之言：“长寿对我而言是一种惩罚。”
他在八年之前的文字中也写道：“长寿不是一件好事，是一种痛苦。”
巴金何出此言呢？
1994年，是巴金生命走向衰弱的一个转折点。他在整理和校对《巴金全集》时，每天伏案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因为劳累过度，他在起身取一本书时，因为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他在与记者聊天时，悲哀地说道：“我半夜睡不着，就胡思乱想。我不能工作了，是一个废物、包袱。”不能工作是巴金痛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让他痛苦的原因，则是对妻子萧珊的怀念。
这一年距离他的妻子萧珊逝世，已经22年。
1972年，萧珊患了直肠癌，她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临终前她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萧珊故去后，巴金将妻子骨灰一直放在枕边。他说：“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
巴金在晚年并不畏惧死亡，甚至只要想起亡妻萧珊，死亡在他心头更像是一种温馨浪漫的归宿。众所周知，巴金与萧珊伉俪情深。萧珊在他生命中给予了30余年的陪伴，而他用整个余生来怀念她。
巴金的好友冰心曾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民国文人多风流，大多数人都在婚内移情别恋，只有巴金和萧珊的爱情和婚姻始终坚贞不渝，在那样的年代显得尤其可贵。
对于爱情，巴金十分执着，他曾这样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
巴金用实际行动，印证了他对爱情的信念。
巴金原名李尧棠，1936年，32岁的他在文学创作上就已经声名鹊起。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当时的巴金还没有结婚，经常收到许多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信件。
那天，巴金照例拆开了一封信，突然一张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巴金既诧异又好奇，他拾起照片看了看，只见这女孩一头短发，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天真稚气的笑容。
照片的背后写了几个字：“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巴金微微一笑，将信件和照片收了起来。此后，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写的信越来越多，她字迹娟秀，言辞不多，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萧珊。
他们前后通信大半年，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萧珊忍不住了，她主动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巴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又细心的女孩，于是同意见面，两人在信中约定了时间地点。
按照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他走进包厢，要了一杯茶慢慢细品。不一会儿，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老熟人一样打招呼：“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
说着话，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
萧珊自我介绍，她本名陈蕴珍，小名叫长春，萧珊这个名字，是1941年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取的。
两人就这样相识结缘，巴金看着她稚气未脱的样子，十分有趣。萧珊对巴金十分信任，将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萧珊向巴金诉苦说，她父亲是上海一个食品厂的广东，对她管教很严格，总是处处限制她。
萧珊把巴金当成了知心人，她滔滔不绝地说：“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在爱国女生中是有名的干将。”因为生在这样一个古板的家庭，萧珊还想离家出走。
巴金劝她千万不要逃离家庭，像她这样羽翼未丰的孩子，很难远走高飞。巴金语重心长地说：“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的话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经过一番长谈，两人的心也拉近了距离。
这次见面之后，萧珊与巴金一直保持联系。她在信中坦率、热情地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
巴金在信中称萧珊为小友，他从没想过萧珊会成为自己日后的人生伴侣。直到1936年，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里无人照料，请巴金去看家。萧珊经常去看望独居的巴金，殷勤地关心他的起居生活。
萧珊的来访和关心，让几十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但是巴金明白，萧珊比自己小15岁，她对自己的爱恋只是一种情窦初开的真情流露。
对于萧珊，巴金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始终不敢迈出爱情的那一步。直到有一次，萧珊来到霞飞路巴金的住处。父亲要把她嫁给一户有钱人家，萧珊来请巴金帮她拿主意，然而巴金没有表态。
萧珊伤心地跑下楼，巴金追了下来解释说：“你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将来，你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你生活在一起。”
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真诚告白，也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同事们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得孤军奋战的巴顿感寂寞寥落。
萧珊何尝不懂他的孤独？为了陪伴他，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亲切地告诉他：“你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身边。”
面对这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挚爱，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
萧珊没有任何异议，她愿意等巴金，只要两个人相爱，无论等多久都无所谓。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只是为了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巴金心无旁骛地赚钱，终于凑足了结婚成家的费用。
1944年5月1日，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7岁。从彼此相识到决定结婚，他们的漫长恋曲进行了8年。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们几度失散，几度相聚，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两个人的命运却早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如今，他们终于要结婚了。
他们俩的婚姻，是纯粹的“裸婚”。结婚当天，巴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间木板房作为新房，房子里面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一张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
结婚仪式也没什么安排，只是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两个人就这样结成了夫妻。一个星期后，夫妻两人到贵阳花溪的一栋花园洋房住了一段时间，算是度蜜月。
结婚第二年，萧珊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两人又添了儿子李小棠。此后的日子，他们一家四口，过得其乐融融。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夫妻聚少离多，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是妻子萧珊在操持。萧珊是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默默地在巴金的身后撑起了一个家。
在巴金和萧珊共度的30多年的生活中，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一辈子既没吵过一次架，也没有红过一次脸。
1966年，巴金也遭了殃。在特殊的年代里，巴金遭受了很多非人的待遇，因为怕妻子难过，他一直瞒着萧珊；可是巴金哪里知道，为了他妻子也挨了不少毒打，还被罚扫大街，但是萧珊都忍了下来。
在艰难的年月里，夫妻俩互相鼓励。两个人躺在床上，互相呼唤彼此，每当巴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萧珊也说：“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要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萧珊的乐观，给了巴金更强大的信念。巴金说，萧珊不仅分担了他的痛苦，还给了他不少安慰和鼓励。然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萧珊自己却病倒了。
1972年7月底，萧珊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看着病床上痛苦的妻子，巴金悲愤至极，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
病痛中的萧珊却一声不吭，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什么。
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溘然长逝。夫妻阴阳两隔，尤让巴金抱憾终生的是妻子去世时他吃饭去了，不在身边，错过了与她的最后一面。这更加增添了巴金的痛苦与遗憾，让他痛不欲生。
妻子萧珊去世后，巴金拒绝将她安葬。他说：“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友人考虑到巴金晚年的生活和写作，希望找个伴侣来照顾他，便婉转地向巴金表示了这个意思。巴金直截了当就拒绝了，他说：“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他的心中除了萧珊，再也容易不下任何人。
此后33年时间，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枕边相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件出神，犹同置身于昨日的美好岁月。他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很多文章纪念妻子。
苏子诗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句诗恰如巴金对萧珊情感的真实写照。巴金晚年思念最多的是萧珊，午夜梦回，倍添痛苦。
巴金在《病中集》中写道：“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
1998年，94岁高龄的巴金接受采访，记者问他这一生还有什么心愿。他说：“我有好多的话说，但是说不出来。我的心愿是，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到大海里。”足见巴金对萧珊爱之切，情之浓！
2005年10月17日，巴金病逝，享年101岁。亲友们遵循巴金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和萧珊的骨灰掺在一起，撒向大海。巴金如愿以偿，与妻子萧珊在另一个世界永远相守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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