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民中的绝大多数由于生活贫困，无缘获得教育机会，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确实没有能更多地发出应有的声音，更明显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极大地肯定了人民的力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一，周总理的人民观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其自身也是从人民中、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其思想是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周恩来的人民观来源于人民群众，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科学论断，积极地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关于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处理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不同利益矛盾关系以及不同立场的各方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思想和理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道路
周恩来是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通过对各种主义、学说的鉴别、比较而终于抛弃了各种错误思潮，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因此，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也是他不断地否定、批判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地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亦即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
此后，周恩来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为此奋斗不息。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在革命实践中，周恩来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明确指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
还认识到“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是因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周恩来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正确地阐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形成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坚定地坚持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认识。正是因为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得周恩来在一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周恩来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公认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周恩来的人民观源于他早期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以及当时的进步思想。
周恩来的人民观，是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智慧基础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代表，周恩来的人民观，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民本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升华。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渊源久远，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从孟子主张的“拯民于水火”思想，到范仲淹信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历史使命；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价值追求，中华传统思想的民本价值理念，构成了中国历朝历代先进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历代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的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
四，接受传统教育
周恩来自小就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儒家的德治、仁政、仁礼、爱人、孝悌等道德观念，墨家的举义、尚贤、兼爱等学说，道家的德论、柔和、俭约、无私、寡欲等观点，法家的积德、方廉、质美等论述，浸染、熏陶了幼年的周恩来。“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周恩来的人民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本文化之中。使周恩来青少年時期就确立了为人民“服役”的思想，认为“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
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注重“人格”的力量，强调“诚”,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周恩来的积极入世、忧患意识、仁慈厚道、彬彬有礼、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等许多优秀品质，都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同时，青年周恩来也十分推崇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也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周恩来从青年时代起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正是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合理念中汲取了大量精神动力，并从中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行为准则，将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观中的“和”融入革命实践。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中华传统文化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形成了周恩来的周恩来的人民观。
五，思想的交锋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巨变。辛亥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民主思想已深入人心，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一场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这一思想解放潮流，对求知欲盛，求“真”心切的周恩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启发了他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
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各种学说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为了求得真知，少年周恩来主张“慎思明辨”,对各种学说要“深就而悉讨”,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周恩来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周恩来广泛阅读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
1916年，周恩来发表了著名哲学论文《老聃、赫胥黎二氏学说异同辨》,其民主意识进一步加强。周恩来在文中竭力主张人们不能迷信盲从，人云亦云，应“阐扬独见之理”。他对统治人类社会数千年，被中外亿万人奉为至理的孔子儒学、基督教义和佛家经伦，大胆提出了怀疑；对赫胥黎破除迷信，在“潮流所及教义偕行”的情况下，“独能发抒怀抱，倡物竞天择之说，开文化之先河，破耶氏之教论”“的反潮流创新精神和独立见解，备加赞扬。
进而周恩来应用进化论的自然观，从赫胥黎的物竞天择说中得出打破权威迷信，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论。他告诉人们，要发挥人的作用，就不能墨守陈规，拘泥于陈腐之说；新的要代替旧的，人类要向前发展，这是进化论的发展论，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规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