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预见与幻想的一切，将给予我们衡量未来的标尺，以及超越想象的信念。
——H.G.Wells
人类大脑里发生的智识与情感，播撒在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的土壤里，破土生长、形态各异，跨越了文化、语言、和身份的隔阂，化身文明的晨曦、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先驱和独行者。
而大脑本身，本就精美绝伦：
上面的三张图片分别是大脑的不同部位
金色图一：大脑和小脑
绿色图二：运动皮层和顶叶皮层，负责运动和感觉
紫色图三：脑干和小脑，负责控制身体运动功能
神经科学家格雷格·邓恩（Greg Dunn）及其合作者布莱恩·爱德华兹（Brian Edwards）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大脑神经元项目，完成了一系列名为Self Reflective(自我反思)的图像。
这些作品描绘了人类大脑被放大二十倍以后的影像，艺术家融合多种工具和创作手段完成了这美轮美奂的视觉呈现——手绘，神经科学数据，神经电路的算法模拟，光刻，照明设计，和1750张22K金箔。
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在PNAS上发表了最新研究（DOI：10.1073 / pnas.1820296116），并辅以一副精美的绘画，向我们阐述：当我们从某个技能的“新手”变成“专家”的过程中，大脑都发生了什么。
他们发现，随着长期学习，大脑中出现了新的神经活动模式，并在这些模式与新的行为能力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
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观测了恒河猴的大脑，而检测大脑活动的过程，大大仰仗了一种“黑科技”
——脑机接口 (BCI,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我们使用了脑机接口（BCI），该接口在受试者的神经活动与计算机光标的移动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们记录了恒河猴主要运动皮层手臂区域大约90个神经单元的活动，因为它们执行的任务是要求它们移动光标以使其与监视器上的目标对齐。”
脑机接口是让大脑和机器直接沟通的一种系统方法，它可以让大脑与机器互联，可以让机器读取大脑的信息，也可以让大脑接收机器的信息。它是大脑与机器之间的一种双向连接。日本动画公司Production I.G.于1995年推出的“动画神作”《攻壳机动队》，作出过脑机接口极致的想象。
2017年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真人版《攻壳》电影致敬了这部动画，完整还原了这些画面。《黑客帝国》导演称受启发于这部动画电影。《攻壳》中的女主角，通过脑机接口形成了和器器械的无缝连接，大脑可以直接和同事对话、用意识驾驶车辆、实现脑内数据检索和传输。
当我们对大脑的运作足够熟悉：明白大脑与身体各个部位协作的原理理，洞悉大脑学习的原理理，甚至，看清了情感和记忆的本质——
我们是否再也不受“躯壳”的限制？
肉体、生命、意志，因此抵达幸福的彼岸？
来自科技第一线硅谷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因为前沿技术创新和对未来大胆设想而频频上热搜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于脑机接口技术，也有他独特的观点和规划。
马斯克的“狂想”引发热议，而回望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里程碑，也不过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新鲜事物。
这种打开人的大脑颅骨，植入进去电极或芯片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可以精准地监测到神经元的放电活动，因此利于实现大脑意念的输出和控制，可是缺点也很显著，现阶段的技术还不能控制这种“侵入”对大脑造成的损伤。
前沿技术的应用和摸索，往往体现了人类大脑最擅长的决策能力——利弊相衡。现阶段，侵入式脑机接口主要应用于身体功能严重受损的治疗方案探索中。相对于侵入式技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更容易一些，也更容易滋生荒诞和令人玩味的情景。
比如上热搜的浙江小学生戴“头环”防走神事件。
可以戴在孩子头上的头环，专业用语里叫头戴式脑电帽，属于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
记忆里，小学的教室一般有两扇门，一前一后，门上分别有一片方正的透明玻璃。那些既不是正襟危坐上课、也不可以合法玩乐的时间里，那两片窗洞外，是有意或无意经过的老师。多少人坐在那两扇门里面，第一次明白那种来自后脊的审视。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最“可爱”的应用，大概是生物传感器公司NeuroSky，在2012年的圣地亚哥的Comic-Con国际漫展推出可以用意念控制的猫耳：Necomimi（日语里，neco=猫，mimi=耳朵）
究其原理，猫耳的立起来也好、耷拉下来也罢，并不能表达大脑里发生的情绪，这款产品中只是粗略的识别出三种脑电波，分别对应三种猫耳动作。
可谁又会苛责“萌”的精确度呢？人渴望被解读、被表达、甚至被定义的欲望，总能完胜科学家们前赴后继辛勤耕耘的理性世界。
2020年，脑接机口可做的事情，还不足以让我们忌惮。未来呢？
而马斯克的“脑机狂想曲”并非史无前例，将机器与身体融合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习惯。
十六世纪，由弹簧和齿轮驱动的自动机使诸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之类的思想家认为人类只是复杂的机器。
十九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将大脑比作电报。
二十世纪，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58年出版的《计算机与大脑》中明确指出，人类神经系统是“原始数字化”。
今天我们的大脑被视作电脑，似乎也不足为奇。
通过脑机接口，大脑似乎也能被黑客入侵、被重新布线、被设计、被升级。
如果真如硅谷预言那样成真了呢？
恋人间、商业伙伴之间、任何个体之间的信任，是否最终都能利用技术捷径，进入大脑窥探“真心”？当你被打开脑颅平躺在手术台上，那植入脑内的芯片，你信任它的质量吗，你如何信任你的医生？
最好最新的技术总是昂贵的，你可以购买什么档次的服务？
如果交流不再需要语言，文学会消亡吗？音乐、艺术呢？
你脑内的意识，真的是你产生的意识吗，还是别人放进去的？
最终，是我们在控制机器，还是机器在控制我们？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压根不用往脑壳里放异物，只要低头看一眼手中的智能手机，这个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不过十余年的小玩意儿。
在2020年，没有手机，就是失去钱包、通信、新闻、车票、地图、工作信息、娱乐消遣的内容；就失去向朋友圈描绘自己的权利、失去点赞表示亲厚的途径；甚至对有些人来说，手机连接的网上世界，比真实更真实。
而直播、短视频、网络小说、电视剧、以至于你正在阅读的这篇图文，来自彼此相连的各个端口，急不可耐的涌入你的大脑、输入精心策划的内容。包裹在消遣和娱乐里的，往往是精心策划的商业谋略。你的喜恶，早不属于你自己，成为流量世界的献祭者，没有一个举动不在接受来自后脊的审视。
香港地区称充电宝为“尿袋”(粤语)。抬头看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宝，智能手机成为人体的延伸似乎早被一语成箴。
科学家们往往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为新技术的可能性狂喜；而大众的日常生活里，未必可以看到技术的真实全貌，更难以分享科学家的热忱。当前沿高科技成功链接日常，世俗里有温度的人、事、情境被注入到理性的技术中，技术之美彰显了生命的维度。
资深4A广告人兼艺术家熊超(Jody Xiong)利用简单的脑电波遥控技术，连接雷管起爆装置，与互动工程师一同设计出了一套装置。项目邀请了16位残疾人，参与到这场关于精神力量和自我表达的实验中来——Mind Art 脑电波艺术。
英文名中“mind”一词指“心神、精神、神志”，并不是生物学中“大脑”的含义。广告人深谙文字定义与传播的游戏规则，选用了更能触动人情感共鸣的表达方式。
残疾人参与者戴上脑电波捕捉设备，引爆气球。颜料随之炸开，在布上形成变幻莫测的抽象图形，四块画布展开后拼成一件高2米长6米的巨幅作品。
每一位参与者完成的作品都迥然不同，个体生命力的富饶、多样，都被呈现在巨幅画布上。作品最终的呈现效果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抽象表现主义的奠定者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气球悬挂的高度变化、液体颜料的数量差异、画布和气球的距离变化、脑电波引爆的作用力，这些共同产生了不同创作效果。
严谨的说，每个人的创作和脑电波或者说“意念”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可是，严谨的“科学原理”似乎并不重要。我们乐于看到的，是这些被不大幸运的命运压迫过的生命意志，被正视、被尊重的可能。
比起“真实”，我们似乎更容易被“向往”诱惑，选择相信：这世界在新技术的更迭里，有变的更好，哪怕同时需要面对技术可能带来的恶。这一信念，似乎不论经历多少革新，都不曾变过。著名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在一百多年前的演讲里有这样一段话，在2020年也一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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