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具（下）

 

侵华日军的“认识票”

 

“认识票”和《军人手帐》

 

　　日军将其军人用于身份确定的“军牌”称之为“认识票”。“认识票”每个出征的官兵都有，为椭圆形金属制，用绳系于衣内右肩左肋下，也有将“认识票”镶在佩挂军刀之用的腰带，即所谓“略刀带”上的。上面刻印有佩戴者所属联队、中队及个人的番号，军官还有姓名和军衔，以便在军人战死或面部受伤、军服破损的情况确认其身份。这种“认识票”以往我国市面较少流通，军品收藏者们较为忽视，我仅在美国出版的UNIFORMS AND EQUIPMENT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N WORLD WARⅡ一书中见到过美军收集到的照片。2005年从黑龙江某原日军筑垒地域出土了一批侵华日军的“认识票”，沈阳朋友宋柏赠送我了两枚。
　　这两枚“认识票”分别刻字。一面：光四四　た一四。另一面：六国守炮　中一　番五○。
　　另一枚一面：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另一面：五○七。
　　这里我们首先要从侵华日军的部队代字，即所谓“兵团文字符”说起。日军为保密起见，1937年9月1日，日本陆军省规定出征部队以部队长的名代称其番号。例如第一师团步兵第一联队第一中队，则称为中国战线上海派遣山田部队，铃木部队小林队。此后，随着部队长的战死和调任，称呼开始混乱。1940年日军在《昭和一六年度陆军动员计划细则》中规定，军、师团、旅团实行“兵团文字符”，即以一到二个汉字作为部队代字。如“德”为关东军，“统”为第六方面军，“甲”为北支方面军，“吕”为第8军，“龙”为第56师团，“衣”为第59师团，“桐”为第5混成旅团；又如两个字的“武甲”为第354师团，“东旭”为第119独立混成旅团等等。
　　我得到的侵华日军“认识票”，其“光”字，我认为应为“光集团”，即日军第4军的代字；“六国守炮　一中　番五○”应为第六国境守备队炮兵一中队五○号。据日本菊池实《苏满国境要塞遗迹群研究》和小林静雄《遥远的黑龙江》等书载，当年日军第六国境守备队在日本关东军第4军编成内，驻黑龙江的瑷珲县，由三个步兵大队（其中第一、第二大队各辖4个中队，第三大队为2个中队），炮兵二大队（辖2个中队）、工兵一大队编成。装备100毫米榴弹炮12门，100毫米加农炮4门，中型迫击炮14门，高射炮12门。主阵地位于瑷珲的北镇台，有守备的永备地下工事。其右翼为野战阵地，以及朝水永备阵地。1945年第六国境守备队解散，主力及炮兵调至太平洋战场。遗防由“开拓团”担任守备任务。此外，我手中的“认识票”上“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应为独立炮兵一中队二一六号。“独立炮兵”在日军第4军编成内单位较多，有独立速射炮第3、第5大队，独立重炮兵第1、第8、第9大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军队官兵金属制成的身份牌，历经战火，不易损毁。美军的身份牌用金属链连接更为可靠。而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个人身份识别是佩于左胸的布制胸章，其上有佩戴者的姓名、部别、军衔。侵华日军步兵第34联队少尉河村太美在《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一书中写道，他在湖南常德作战时“看见五六个穿着青灰色衣服的敌人正规军躺在那里。他们衣服上的符号已被撕去。敌人来不及收尸，为了保密，把符号撕了去。”保密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作为官兵阵亡的依据。但布制的识别符号若烧毁，则无法确定其身份。随后1950～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制胸章（背后为姓名、部别、佩戴年份等）也如是。这使我想到我军1965年到1985年沿用20年的红领章背面的“姓名、部别、血型”的记录。虽有其优点，但未考虑领章织物的战火损毁。按军事斗争“真准备”的要求，我军作战部队官兵战时佩发金属的身份牌是值得考虑的。这是以人为本，对参战官兵家属负责的具体体现。

大正与昭和时期的日军手帐与手牒

　　另外，日军个人物品中还有人手一册的《军人手帐》，大正和明治时期称《军队手牒》。该手册是陆军士官和士兵的身份和服役的履历书。手册中首先是天皇的所谓《军人勅谕》，接下来才是士兵本人姓名、出生年月、籍贯、管区、兵种，入伍退伍的服役情况，奖罚和军衔的晋升、战斗经历等的记载。日军的《军队手帐》是重要的情报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的官兵很注意从日军尸体上搜寻这种《军队手帐》，并作为战争纪念品。
与之相反，我国军队对战利品的态度限于当时的条件，大多从实用主义出发，注重武器、装具、地图的收集，而对于日军“认识票”、《军队手帐》之类的个人物品，大概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或忌讳，对此是不屑的。因而我手中藏界朋友相赠的“认识票”历经60余年颇为珍贵，具有史证意义。

　　日军注重兵要地志即战场环境的调查的同时，注意其单兵装具适应于野战条件下战场特殊环境。如风镜和防蚊手套等装具即是。

日军风镜和皮盒

　　风镜，日军称“防尘镜”是步兵、骑兵以及战车兵（装甲兵）的个人装具。普通步、骑兵的风镜是可以折叠由4块玻璃组成，战争初期的风镜是由皮革与玻璃制作，到战争中期为布与玻璃制成；战争末期用其它代用品替代布。我手中的这副缴获日军的风镜，应该是战争中期的制品。风镜在不使用时装在牛皮盒中挂在腰带上，我们从1938年日军骑兵第28联队侵入山西临汾的历史照片中可明显看到骑兵腰间的风镜盒。日军装甲兵坦克乘员的风镜为两块大镜片制成。

戴风镜的侵华日军坦克乘员

防蚊手套和蚊帐

戴防蚊覆面宿营的侵华日军

　　蚊虫是疾病重要的传染途径，对蚊虫防护是军队野战生存一个重要的课题。我有一副崭新的日本陆军“防蚊手袋（套）”，从其中的制作印章可知，这副手套是日军1941年的制品。这副手套从战争中被我军缴获之后便放置于仓库之中从未用过。我从历史照片中还发现攻占广州虎门炮台的日本陆军还装备有防蚊覆面，即头罩。另从资料中发现日军还有防蚊眼罩。这些防蚊虫的单兵装具，不仅对广大的中国战场的春、夏、秋三季适用，更适用于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战场的热带丛林地区。可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的侵略野心之大和着眼之处之具体细微。

绑腿

皮护腿

绑腿、皮护腿与长靴

　　绑腿作为陆军，特别是步兵的装具在二战中风行，如英、法、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军队。印度军队甚至在配短裤的长毛袜上再打绑腿。日军士兵也有同其军服同等颜色的绑腿，我手中的这副日军绑腿质地较好，明显是配呢军服的。绑腿通常由脚腕部一直缠绕至膝盖以下的小腿。士兵打绑腿的作用，一是跨越障碍不易钩挂，行动利索；二是绑腿将士兵小腿踝部适度扎紧，以避免短时间内大量血液流进脚部，造成脚部长时间过度运动而产生的肿涨。据我从大量的历史照片中发现，日军士兵在打绑腿的方法上，在小腿下端有两处“人字”的折卷。我听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讲，由于小腿有自然的弧度，绑腿从脚腕到膝的水平缠绕的打法易松脱。而绑腿折卷的“人字”打法则可紧帖小腿起伏的肌肉不易松脱。老兵们讲，打绑腿是个“功夫”。中国军队士兵的绑腿打法较为讲究，一面的“人字”折花从底到顶，而且要在一条线上。两面“人字”的折花，一条腿要两副绑腿，较为费事。此外，绑腿还可以代绷带应急裹伤，以及多副绑腿连接还可代替绳索在山地攀登、降下之用。

着皮护腿的侵华日军军官

羊毛护腿

　　日军步、骑的下士官、宪兵、以及野战军乐队配有牛皮原色的护腿，这比士兵打绑腿就方便得多了。军官是棕色的外光皮护腿。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则是黑色的皮护腿。日军寒区部队冬季还有羊毛毡制成的护腿。

骑兵马靴工厂印记

着防寒长靴和军靴的日军军官

防寒长靴

防寒长靴工厂印记

　　日军军官都着长皮靴，有黑色和棕色两种颜色。其步、炮和辎重兵军官长靴与骑兵长靴区别在于靴筒，靴筒平口为普通军官长靴，而斜口则为骑兵马靴。步、骑兵士官、士兵的马靴为牛皮原色。我收集到的一双“昭五式”日军骑兵马靴根据靴底的印记是“广支 昭十四制”，可知是1939年制作，这种马靴陆军下士官也着用，因其又称“下士官长靴”。日军寒区部队还装备有羊毛毡制成的防寒靴，有半靴和长靴两种，我有一双缴获日军的“九六式”防寒长靴，其制作年代为“昭十六”，即1941年。我还见过日军1945年生产的防寒毛制靴袜。另外，我手中还有几种战时缴获日本生产的“手炉”。这种御寒物品虽非军中制式装备，但从这些小物品也能体现日本人细致的民族特性。

日制手炉

　　
　　历史上日军觊觎我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由来已久，视之为预设战场。因而其军队一向注重寒区作战研究及其寒区防护。甚至现代日本自卫队仍重视研究寒区作战。我曾见过日本自卫队上个世纪80年代的《积雪严寒地战斗条令》，从其单兵冬季防护方法的图示看，明显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防护教令》中照搬而来。
　　日本人或许不会想到，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缴获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具如士兵的皮带、水壶、军官饭盒等，我，一个中国的预备役上校会在登山和野营等准军事行动中使用。这些战利品，使我缅怀上一代军人的功勋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