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传统史学里面也有两个毛病。一个是以己度人，一个是以今度古。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话语意境来改变以往的历史记述，这是很不好的！”这是章开沅先生，几十年前一次座谈会上提到的一种现象。如今这篇文章被收录在《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
几十年后，章先生提到的现象。也是自媒体时代，历史类创作者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其实，不仅是自媒体的历史类文章中，常见这两种错误。不少学者的研究论文中，也经常见这种情况。
看过一篇写甘肃陇西的稿件，这是篇研究汉代陇西郡的文章。提到汉代陇西城外，没有多少树木，汉军无法制造各种攻城武器。显然，这是按照今天甘肃陇西县城外的植被情况写的。汉代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临洮），和今天的陇西县城是两个地方。当时，陇西郡城外就是洮河，植被应该非常好，不缺少大木头。
在另一篇写丝绸之路的文章中，说唐代从定西到兰州路的走向如何？其中，提到从定西，要翻越车道岭，经榆中到兰州。其实，唐代这一带全是大森林，基本上无法通行。看看，唐诗里的高适、岑参等走过的路线，多是从临洮这个方向到兰州的。今天，翻越车道岭这条公路，应是明代才开通的。明初，徐达和王保保在沈儿峪大战，双方各集中十余万人马，沿着沈儿峪对峙。二十多万人，在这里吃喝，树木是主要消耗物资，肯定要砍掉不少。粮草运输，也要开辟道路。宋军收复兰州时，走的今新营到龛谷、苑川一线，苑川河谷在明初还能见到大树，金崖镇黄家庄的乡亲曾发现很多，筛子大的树桩，明初应该是绿树成林，否则肃王也不会把墓葬选在那里。
可见，用今天的情况来写古人，显然是不行的。
多年前，听柯杨先生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位搞敦煌民俗研究的学者，用今天敦煌的民俗，来考察唐代的敦煌的习俗。显然，这是误读了。因为，敦煌的居民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元代以后，敦煌逐渐成为流沙游牧之地。到了清初，才把甘肃各县的人口往敦煌移民。显然，那样的考察并不一定准， “以己度人，以今度古”都是历史类创作者的大忌。
章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个两个观点，还讲了一件他遇到的事情。哥伦比亚的大学的《李宗仁回忆录》，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整理出来的。可不可靠呢？章先生认为，问题不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两广事件的表述，两广事件是两广联手操作的。可是，在这本书中却把两广事件单纯地算到了广东的头上。章先生曾经和刘廷芳做过交流。刘廷芳当时已经是92岁的老人了，他在两广事变的时候，受蒋介石委派作为特使往返于南京、广东、湖南三方。当时，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关系非常好。结果，陈济棠失败了，什么脏水都泼到了陈济棠的身上。
章开沅，祖籍浙江省吴兴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4—1990），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其论著丰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
《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它是章开沅先生多年来治学育人思想和经验的集合，收录章先生历年随笔，为众多优秀作品中的点睛之作。其中有《读书与做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走出中国近代史》《境界——追求圆融》《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等等。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
章先生对当时一些现状，也提出了批评他写到：而现今专事剪刀糨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习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
这句话，也是对当今自媒体时代，历史类创作者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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