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书迹二十品(一)
殷宪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引言
魏碑，是魏碑书法或魏碑书体的简称。两个字代表着两个要素，魏，是说这种书体产生的时代是魏、大魏、代魏，亦即后来通称的北魏、后魏。碑，则是说这种书体的载体是石是碑，魏碑则是铭刻体、碑版书。。
先说魏碑书体产生的时代。北魏是1600多年前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上溯百年左右，也就是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的前身代国已经活跃在如今的山西雁门关以北和内蒙古的阴山以南。当时，内蒙托克托县（有一段是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云中盛乐或定襄盛乐是北都，平城则是南都。拓跋鲜卑原本没有文字，在其建国前后，他们有意识地吸收越来越多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用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拓跋猗、猗卢时期有卫操、卫雄、段繁、姬澹等人。卫操是代人（今阳高县），他原是晋征北将军卫瓘的牙门将，因多次出使代国，后来便领着宗族乡亲十数人正式进入拓跋代政权。卫瓘的祖上也是代人，后落籍安邑。卫瓘、卫操很可能同族。卫瓘、卫恒父子是东晋大书法家，卫恒的侄女卫铄、卫夫人便是王羲之的老师。如此看来卫操不仅“少通侠，有才略”，而且也像卫恒一样善草隶书。据《魏书》记载，卫操曾为新故的拓跋树功德碑于大邗城。其实在此前两年，卫雄、段繁就在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记行”。这该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魏碑”。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时期是燕凤、许谦、张衮等人。他们都是博综经史，善阴阳谶纬之学的饱学之士，燕凤、许谦还是道武帝拓跋珪父亲的老师。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是崔玄伯、崔浩父子，卢玄、卢渊父子，以及高允、李灵等征士。就书法而言则以崔卢两家为翘楚，崔氏学卫瓘体，而卢氏则传钟繇体。史载，崔玄伯“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崔浩“既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卢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实际上北魏早期崔卢两家书迹，尚属东晋北方体系。此时的铭刻书则多为带有楷笔楷势是的隶书。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太延元年（435）的《破多罗太夫人漆画题记》、太延三年（437）的《皇帝东巡碑》、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嘎仙洞祝文》等碑石便是这种面目。甚至连稍后一点的灵丘《南巡碑》，以至《司马金龙墓铭》也属这种书风。崔浩晚年曾把他主纂的《国书》三十篇以及所注《论语》和《五经》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的西郊，最终酿成了人亡碑毁的悲剧。如果能找到它们，以崔浩为代表的平城铭刻书体便大白于天下了。总而言之，魏碑书体是随着北魏政权的汉化即封建化进程逐步形成的。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一步加快了汉化的步伐。魏碑书体也不再固守汉晋铭刻书体阵地，而与南朝的书风对立了。平城魏碑与当时的中原书风甚至是行押书相结合，便生成了基本上属于楷书的魏碑北邙体。这种书体在大同地区有云冈石窟的《昙媚造像题记》，还有《高琨墓志》、《元淑墓志》和《封和突墓志》等。
再简单讲一下“碑”的含义。古代尚无印刷术，更不会照像，要保存史料、规范古籍，只能刻石，这便是铭刻书的缘起。魏碑是铭刻书体，而铭刻书体自秦经汉再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秦是小篆，西汉是比较草率的简书，东汉是隶书。到了三国两晋隶书的波磔逐步变平直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铭刻书体在向手写体即草隶或行押书靠拢，另一方面书手和刻手在书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形成了既具审美价值又便于操作的书刻套路。平城时期的魏碑，大多是这种比较平直的楷隶。洛阳时期的魏碑，龙门造像题记仍然承袭着平城时期的书风，而北邙的墓志则逐步楷化，变成了方笔楷书。为什么楷书还要用方笔？我想这也是由石头和刻刀这样硬碰硬的工具所决定的。正如我们现在有楷体、有宋体一样。楷体是手写的楷书，而宋体则是宋代发明印刷术后，适应刻刀和木版而新创的方直书体。当然，铭刻体与当时的文书、简牍、写经文字密不可分，因为铭刻书迹一般都有书和刻两道工序。碑版书不可能不表现当时手写书体的基本面目和基本特征
由于魏碑书体结体宽博、体势开张，点画又多用方笔，峻拔凌厉，因此无论是平城早期魏碑，还是洛阳晚期魏碑，应当说都具有风骨高古，体势雄强的特点，弥漫着一种盛世气象。岂止是盛世气象，它简直就是北方代人粗犷慓悍的精神世界的写照。魏碑由隶化楷的过程，其实并不完全反映文字的嬗变过程。因为中国文字的隶变、楷化在东晋已经完成了。魏碑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种特殊性，也正如北魏政权在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以至人民族交融上承汉启唐一样，魏碑楷书同样为后来法度森严的唐代楷书以至风格多样、艺术高超的唐代书法繁荣进行了准备。这大概就是魏碑书体的意义所在。
1、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
1嘎仙洞祝文
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嘎仙洞祝文》，1980年7月由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长的米文平先生在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东段顶颠东麓的嘎仙洞发现。这是一处天然山洞，南北长一百多米，东西宽二十来米，可容数千人。祝文为摩崖石刻，刻在距洞口十五米处的花岗岩石壁上。高70厘米，长120厘米，字大略小于拳，阴刻19行，每行12-16字，凡201字。其文云：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傅，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师使念凿。
据《魏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嘎仙洞刻石》便是《魏书》所载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等从平城不远万里刻在“幽都”“祖宗之庙”的《祝文》。祝文虽短，抵得一部拓跋魏的发迹史，更能证《魏书序记》之可信。而“以皇祖先可寒配”皇皇帝天，“皇妣先可敦配”皇皇后土，是北魏帝王对其先祖“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身分的认可。从中也可读出太武帝对祖宗旧墟的思念之情。关于告天祭祖的专员，史载“中书侍郎李敞等”，而石刻尚记有谒者仆射库六官及另一位中书侍郎傅，可补史阙。此三人史皆无传，库六官族属徒河烏桓，似为朝廷临时简选而特任“谒者仆射”以负责向导的。
《嘎仙洞祝文》是庙堂之制，气象自然非同一般。米文平先生自谓不懂书法，但是他“隶意犹浓，参差不一，古朴雄健，苍然可辨”的评语可谓抓住了要害。祝文书法确为隶书而多楷意者，与早它三十年的东晋义熙十年（414年）《高句丽好太王碑》颇多相类之处。隶意浓重，但却很少波磔；体势宽博雄浑，但笔画瘦劲而粗细变化不大；不仅字法、点画时见楷则，而且章法全是楷书规范，这就使这件摩崖最终归入了魏碑平城体的行列。这件作品虽在千里万里之外，却是实实在在的平城之作。当然它不可能是在平城写好，带到四五千里外上石，但小样子肯定会有的。李敞们应当是捧着崔浩抑或高允这些文章高手拟就并经皇帝过目的祝文上路，而且“祭告团”中还应当有一位，是李敞、傅或团员中的另一位善书者，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在石室中告祭后找了一处适合书刻的所在打磨、书丹、镌刻。可惜时间有些匆促，花岗岩太硬，刻石的人或准备不足或找来的当地石匠不识汉字，石面又欠平整，刻工也欠精致，工作确是粗疏了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书法效果。
据《北方文物》2003年第一期刊登黑龙江书协副主席、我的朋友王立民先生的文章，说是他于2002年9月25日在嘎仙洞东侧背朝北方的半圆形石壁上也发现了北魏新的石刻文字。首先发现的是一个“四”字，接着在“四”字的右下方又发现了一个“皇”字，在“皇”字下面还有一个“王”字，在“皇”字的右下方又发现了一个“大”字。考古人员认为相连接的“皇王”两字，很可能是一句话的一部分。与西侧刻石文字大小和风格基本一致，都是北魏早期书体。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尚须继续发现，科学考证。
（拓本系米文平先生提供）
2、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年）《孙恪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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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代故东宫中庶子、谒者仆射」、建威将军、宾徒子、建节将军」、山阳、荣阳二郡太守、定陵侯、薨」追赠宁东将军、冀州刺史、渔」阳公，谥曰康公，昌黎郡孙恪」（字）文恭之铭」口口口口口郡富春人孙静」口口口口口口口(记)也。」
《孙恪墓铭》残拓，高40．5厘米，残长43厘米，四边有高框约2厘米。尚存铭文五整行，三残行，满行11—13字，可辨识者68字。据云，二十世纪末石出大同之南，具体地点不详，铭文末行原有正平元年（451年）纪年，后纪年残去。但从墓石形制、铭文格式，特别是书法风格看，亦应为北魏平城早期物。此铭书体应属隶书而兼有楷式点画者，结体、点画、体势、章法都具备了平城时期铭刻书迹的基本特征。其一是中宫宽博，笔势开张。像“仆”、“中”、 “庶”、“建”、“阳”、“定”、陵”、“谥”等字的博大雄浑，令人想到一代天骄太武帝。特点之二是斩钉截铁般的长横与方峻规整的宝盖头造成的雄强之气。此铭中长横一律方起方收，宝盖头双肩高耸，“子”、“节”、“宁”、“守”、“薨”等字的雄风强势正生于此。特点之三是生动的撇捺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长捺如“徒”、“追”、“之”等，撇捺相配如“荣”、“东”、“公”、“黎”、“史”等，或长或短，或放或敛，体势飞扬，笔力雄健。特点之四是楷式点画人隶出现的特殊效果。如“谒”之折笔， “将”之短撇、短横和斜点，“恪”之反捺，“铭”字右半之敛势等。而铭文整体上的茂密恢宏自然畅达，也写照出大代王朝平城时代的盛世气象。与《皇帝东巡之碑》相较，二刻共有的一些字，如“冀”、“子”、“射”、“侯”、“代”、“军”等大体相似，但稍显率意和张扬。
铭主孙恪字文恭者，虽未见于《魏书》、《北史》，但并非无迹可寻。《魏书·孙绍传》云：“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国，卒于济阳太守。父协，字文和，上党太守。”我将传文“孙协，字文和”，与铭文“孙恪，字文恭”相较，觉得二人之名、字形义相近。又北魏兄弟名、字往往相连属，如源怀二子，兄子雍，字灵和，弟子恭，字灵顺等，于是我想，同是昌黎籍的孙恪与孙协应是一家子、兄弟行，而孙绍则该是铭主孙恪的子侄辈了。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孙恪墓铭的刻葬时间就可得以证实。更兼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其书卷七有一段文字：“包逊有六子皆从心，其间名协者，舍人指曰：‘此非从心，乃是从十。’有馆客李丈……云：‘其义有二，从十乃众人之和’，是谓‘协和万邦之协’；从心乃此心之和，是谓‘三后协和之协’……后阅《集韵》，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发之差。”经核宋丁度《集韵·第十卷·入声下》（1983年7月中国书店据杨州使院重刻本影印）1617页：“协，《说文》众之同和也，一曰服也，合也。古从日、十，或从口。”“恊，《说文》同心之和。”斯所谓古之人不予欺也。这样，孙恪孙文恭与孙协孙文和的同姓同族同辈关系便可以确定了。
据《魏书》，北魏太武帝皇始二年到天兴元年（397—398年）平中山，灭后燕，“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孙绍“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国”。孙志“入国”也极可能是此时，在魏并任济阳太守等职就该是从道武帝（397-409年）历明元帝（409-423年）及于太武帝早期（424年以后）。其子孙协的生活年代，自然是在其父孙志与其子孙绍之间。其子孙绍的在世时间史有明载：“永熙二年（533年）卒，时年六十九。”他的生年该是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主要活动于孝文、宣武帝时期及迁都洛阳之后。如果孙志40余岁生孙协，孙协40余岁生孙绍，孙协的生年就是425年左右的太武帝初了。孙协的生年大致确定后，孙恪的大致生活年代也有了一个范围。他与孙协应大致处于同一时代，如果是亲兄弟，其年龄与孙协相较或长或幼不会超过20来岁。若是堂兄弟，孙恪之父与孙协之父应为兄弟，并同时“入国”。而在此其间北魏带“正”和“平”的年号有正平（太武帝，451-452年）、永平（南安王余，452年）、和平（文成帝，460-465年）三个。永平是一个只存在几天的非法年号，只怕留不下什么痕迹。和平这个年号因有云冈昙曜五窟的开凿，大同人可谓耳熟能详，初见完石的人不会把和平记成正平。由此可见孙恪墓铭正平元年(451年)的书刻时间不会有误。
3、文成帝兴安三年(454年)《韩弩真妻王亿变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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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篆额：平国侯韩弩真妻碑
维大代兴安三年，岁次」鹑火， 春正月己亥朔廿』六日，大幽州范阳郡」方城县民，平远将军，平」国侯韩弩真妻王亿」变，春秋六十有二，寿终」。故建立斯石以记之耳」。
《韩弩真妻王亿变碑》，石高44厘米，宽24厘米，碑文9行，凡63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大街头购得拓片一帧，出土地点应该在大同市附近。此铭虽然尺寸不大，但却是标准的碑形。其上为圆弧形，有双龙交尾戏珠或永平元年（452年）螭首。“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八字篆额，为魏晋习见的具有装饰效果的倒薤篆，虽略显草率，却颇为生动。铭文为森严峻整的隶意楷书，即被有些论者称为新隶体者。从章法、横画的平势以及一些字如“年”、“郡”、“寿” 等的写法上看，还带有浓重的隶书特点，但比之前举《魏文朗造像记》、《嵩高灵庙碑阳》和《孙恪墓铭》，楷书的成份却明显增加了。如“真”、“春”等字横画的起笔多为折锋斜入，已与后来的魏碑北邙体没有多大区别。“大”、“六”等字的右端出锋处多向上挑，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燕尾。馀如“月”、“己”的折笔的劲健，“火”、“弩”、“以”、“之”的捺笔，“民”、“范”的趯笔，已无隶式可言。总的讲此石书刻都很精到，书体规范整肃、简洁清峻。形端体正，举止平和，堪称平城墓铭中的上乘之作。
此铭主人王亿变之夫韩弩真，虽官至平远将军，爵封平国侯，秩阶四品，但其事迹并不见于史传。其族望幽州范阳郡方城县应在今河北固安一带，北魏时境内有韩侯城，应与韩弩真的籍贯有关。方城韩氏极有可能是道武帝攻慕容燕平中山而入魏的后燕旧臣。韩氏应为汉人。在北魏拓跋氏皇族和与拓跋氏结盟的代人不以砖石随葬的平城时期，能够见到这样一枚精美的墓铭实在难能可贵。此铭不仅上为碑形，而且下有碑座，规制虽小，却是典型的碑形铭石。这是在大同地区见到的最早的碑形墓铭，另外，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碑式墓石，除平城时期的《司马金龙墓表》、《墓铭》，还有迁洛以后归葬平城的《封和突墓志铭》，名称是墓志，但样式却仍然是带有篆额的碑形。连更后一些的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的拓跋魏皇族裔孙平城镇将《元淑墓志》也是标标准准的碑式墓志。那么，碑形墓石是不是北魏平城时期墓铭的基本形制呢？这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去证明。
4、文成帝和平二年《皇帝南巡之颂》
4碑阳有额
《水经注·滱水》云：“滱水自县(按，灵丘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渊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魏书·高宗文成帝纪》亦系此事：〔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但此石并未被一些常见的金石书籍所著录。直到一九八五年，人们才在灵丘县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唐河(古滱水)北岸的台地上找到了御射碑的大小残块。台地西是觉山古寺，其南则是当时仰射的南山，今称笔架山，以其三峰兀立、形如笔架称焉。现在该县已把找到的十块残石连同一个巨大的龟座连缀粘结立在觉山寺内，惜用功不精，对接错位，字口支离，且又失去碑阳的“年”、“自”、“滨”等字，殊为可惜。据1997年12期《文物》张庆捷、李彪先生文，此石碑首宽145厘米，高84厘米，厚30厘米。碑身宽137厘米，厚29厘米。碑高残不可测。但从长236厘米，宽137厘米，高53厘米偌大一个屃屭座，若依《东巡碑》1/2的高广比例，碑高应在2.7—2.8米，加上碑座可达3.4米左右。碑首部分蟠螭间是“皇帝南巡之颂”六个篆书大字，肃穆精劲，大胜“皇帝东巡之碑”。碑阳刻颂文，字径3.5—4厘米。右半字迹较清晰，可辨者12行、140馀言。依比例推测，全碑应有25行、500馀字。碑阴皆刻陪射及随驾官员名单。上下可见者七列，每列约15字，第二列和第五列比较完整，分别为43行和50行。可以辨认的官爵人名有280多位，2400多字，加上碑阳全碑共存2600多字，可谓煌煌巨制了。
此石是为当今皇帝记行颂功之作，书丹和镌刻自然都出自一时的名家巨匠之手。如果把《东巡碑》与《南巡碑》作一比较，不仅时间不同，而且地域有异。前者距京师较远，工程由定州刺史负责，且历经两任，三年始成。更耐人寻味的是，责任人前为乞伏氏，后为秃发氏，都是西来的鲜卑人，皆不谙此道，竟在碑额该刻交龙的地方刻了两位鲜卑族武士，有违礼法。篆额的简率也说明这个问题。而《南巡碑》近在京畿，正当灵丘道上，我怀疑如今觉山寺的位置原本就是一座行宫，所以一定是委派有司督造，故能一岁而成，并且形制可观，做工精细，于礼无违。纵而观之，此刻更见其精整方峻、博大雄浑。观碑读铭，如入庙堂，如对君子。从书风看，反映这些特点的：一是结字宽博开张。如“殊”的左右均衡，“兴”的上疏下张，造成一种恢宏之气。二是时见篆意隶笔，如“都”、“野”、“聘”、“声”等，平添几分高古之象。三是体势右昂。所有的横笔都是左低右高，与之相应，字中竖画也无意中向左斜挺而方出，这就从整体上强化了碑文的楷书效果，体现着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四是点画的峻整遒健。此碑横画入笔方截，收笔上挑，从“丁”、“邺”“平”“二”等字看得更为明显。竖画也是如此，起笔方劲，收笔向左挑方，势峻力疾，可受千钧。比之碑阳，碑阴所刻官爵人名，字数长短，人各有别，因此书写随意了些，竖成行而横不成列。字形也长了一些，偶见率性之作，但整体面目与碑阳无异。此碑经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肢体已残，碑阳仅存部分文又泐去大半，碑阴有些部位字口也模糊不清，但一千五百年后能有这样两千多字的平城魏碑巨制，诚可宝之。如能在御射台旁再觅残块，得睹全璧，则千古幸事矣。
5、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
5曹天度造像記-03
释文：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饬〔饰〕仪丽晖，以□(释或解)」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于」平城造。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为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的记年造塔题记，与近年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叱干渴侯墓砖》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今身首异处，塔刹犹存崇福寺）——本体是一尊九级石塔，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造于京师平城。塔周三面为供养人浮雕，一面刻题记。《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郦道元《水经注》称“其制甚妙，工在寡双”。我曾说过，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四尊九级浮图及其他洞窟的诸多塔雕，该是“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实写照。恰与永宁寺塔作于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更具有这样的意义。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的《魏文朗造像题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三十多种题记中，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年)的《五十四人题记》。《曹天度塔记》虽然比《魏文朗题记》晚了四十多年，但却是有明确记年的造于平城的最早佛像题记。文成、献文时期平城内外民间雕石造佛的盛况可见一斑。
《曹天度塔记》凡十九行，满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其书笔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则导源《魏文朗》，中则堪比《钦文姬辰》，末则遗及《郑长猷》、《杨大眼》、《魏灵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谓“草昧初构，已有王气矣”。此评同样适用于《曹天度》和《钦文姬辰》。就三石而较，《魏文朗》最率意，《钦文姬辰》略肃整，《曹天度》则在二者之间。三石的共性比差异更多。《曹天度》与《魏文朗》的两个“子”字同出一辙。曹天度与《钦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内”、“仪”“岁”、“之”等字的用笔和体势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差异。而二记书迹上部两侧的耸肩，长横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护”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颇相类。康有为说，这种书风是“卫氏嫡派”。《魏书·崔玄伯传》谓：崔浩曾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这种书风是否与崔浩父子有关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还有三点要述及：其一，关于释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释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今以字形和文义改释为“畅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前人尽释为“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我改“悲叹”为“愿莫”。2005年，张焯君《云冈石窟编年史》将付梓，以书稿示我。适逢本人为日本《金石书学》撰写《平城时期金名刻书迹考释》特集，于《曹天度塔发愿文》改释上述数字，且以此和盘托于张焯君，张遂在过录史树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载《文物》1980年第一意见期)释文时，将我的改释文字或在录文中用括弧标出，如(悲叹)[莫愿]，或在脚注中标明，如“来，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后葛世民先生欲撰写《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后刊于《大同日报》，2007年，《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时向我借拓本并请释其要义，我在串解此愿文时又读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释文，则全用我的新释法。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见于《魏书》、《北史》，但其职位不低。“内小”当为“内行内小”。《南巡碑》阴还可辨识二十一位“内行内小”的随行官员，且指其为“内侍之官”。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其三，天安元年的书刻时间令人生疑。题记中的“圣主”是献文帝，皇太后当为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无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467年)八月，天安元年〔466〕年皇太子尚未出生，岂能为其祈福？以书迹观之，其刻不伪，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题记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册封皇太子以后呢？
6、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叱干渴侯墓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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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的《叱干渴侯墓砖》2001年出土于大同市区南4公里的迎宾路工地，砖存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同穴出砖铭两方，尺寸大抵为30×16×6厘米。其一，志文3行，首行13字，二行12字，三行10字，凡35字。其二，整块砖面可边可沿刻着五个大字：“苌安人谒侯。”
“长安”之“长”作“苌”，这是当时的一种习见写法。北魏太和七年（483年）云冈石窟十一窟东壁《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造像题记》有“苌夜改昏，久寝斯悟”语，“苌夜”即“长夜”。上世纪90年代我曾见到过北魏时期的一件铜釜，上有“苌安朱苟”四字铭文。可见长安为墓主叱干渴侯之郡望。“悬民”即“县民”，古“县”通“悬”。但古籍中多见悬作县，县作悬则鲜见。北朝铭石多用异体、别体、俗体字，此铭以悬代县一例也。
叱干渴侯其人不见于正史。据《魏书·官氏志》：“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干氏亦称薛干氏，是西部鲜卑的一支，或为杂胡，世居三城（今内蒙境内武川一带）。《魏书》有“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此叱干渴侯自称长安人，当为先归姚秦，并经赫连昌破秦入长安，终在太武帝灭赫连夏后归魏而为编户者。后来他们又都变成了薛姓。如今雁门关外上的大同、朔州地区，薛姓人口是3.2万人，应多为离散部落中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叱干氏子孙。薛氏相对集中地为大同城郊8700多人，天镇县5000余人，阳高县4000余人。那么，大同市周围及天镇、阳高二县极可能就是叱干氏的“编户”地。
渴侯，是代北各部族喜用之名。当为胡语，其义已不可知。渴侯是地名，史载“茹茹大擅还至渴侯山”即是；又是部落族姓，《魏书·官氏志》，“渴侯氏，后改为缑氏”。今大同地区仍有缑姓300多人，仅右玉县就有近200人。陈寅恪先生还说：“元勰，字彦和，彦和即省胡名‘渴言侯’之音而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代人姓名，译无定字，渴侯、谒侯、渴言侯是一回事。
叱干渴侯多字砖三行字在砖面上满满当当，章法有所安排，但比较随意，与太武帝时的《嘎仙洞祝文》及东晋的《颜谦妇刘氏铭》、《夏金虎铭》等面目大同，不仅是字体、而且点画都是隶楷间杂，更多地表现为世俗气息、稚拙之气。此砖刻的意味似乎要多于写的意味。但书者的意志不可能不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天”、“郡”、“侯”的厚重沉稳，“十一月”的自然质拙，“苌”、“人”、“兆”、“悬”、“民”、“渴”、“冢”、“铭”的生动出奇，以及“京兆”、“叱干”相邻二字的上下连属等，便反映着刻工对书者意志的服从或者是书刻双方的结合。
从书法的角度审视，少字的“苌安人渴侯”砖也许更具审美价值。五字置于整个砖面，其章法颇类篆刻。字体虽为隶书，而行笔用刀则直入汉篆堂奥。单刀直刻，起收自如，简易概括，使转流畅。四个字安排紧密而不局促，“苌”字较舒，“安”、“人”收缩；“谒”下部“侯”上部借用而连属，虽使二字右半变形，几不可识，但“谒”字右半的短撇拉长，借作“侯”字起笔，把两个字连缀得如此自然，很见功力。尤其是“侯”右下部变形的“矢”字，既精彩成就全字，又从整体上强化了这件铭刻作品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