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光彩、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它始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延续至元、明、清，长达1300年历史。
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状”取自“投状”，“元”即为第一，居首之意。唐朝时规定，各州贡送到京城的举子，应试之前要向礼部呈递州里的解状和本人的出身履历等亲状，统称为“投状”，也就是报名。考试及格后，礼部将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呈报给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状头。当时只分甲乙等，无状元之名。到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390年）首创殿试之例，对礼部的考试再行复试，这才开始把按成绩排在最前面的称状头或状元。状元之名，自此而起。从唐朝到清朝的1300年中，共开科考试745次，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653人。其中仅山东武城县就有18人，武城也因此被评为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之乡”。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后，任命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取进士4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山东德州武城人（一说河北邢台人）。在隋末曾考取秀才，入唐以后担任万年县法曹，是低级小官。考取状元后，历任御史、谏议大夫、大理寺卿、陕州刺史等。
敢于诚言直谏的孙伏伽，在武德初年，针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向唐高祖李渊进谏三策：其一，“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他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不闻其过”，因此劝告皇帝虚怀纳谏，“开不讳之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他认为，隋末皇帝贪图安逸享乐，官场淫风四起，是王朝灭亡的征象，劝告皇帝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要雅正社会风气。其三，“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隋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乱国，因此，他劝告皇帝慎重挑选皇太子及诸王身边的人，防止身边的人误国坏事。孙伏伽指陈得失，无所回避，慷慨至诚，使唐高祖深受感动。唐太祖认为孙伏伽“既怀凉直，宜处宪司”，遂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
孙伏伽敢于上书直言，引起李渊的注意。据说李渊刚当皇帝不久，就接受官员贡献的猎鹰和瑟琶等物，又征调妇女裙服500套，准备在玄武门演出乐舞。孙伏伽批评这种做法。事情虽小，李渊却郑重其事地下诏，一边接受批评，一边表扬他：“至诚慷慨，据义恳切，指朕失无所讳。”当即提升他为治书侍御史。这说明唐开国之初，李渊的虚怀大度。
孙伏伽这个人也颇有意思。他虽然在殿上听到皇帝的口头任命，只是诏书尚未下达。面对自己骤然的升迁，他不露一点声色，回到家后便默默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侍御史以下的官员都来到他家拜贺，孩子们高兴地跑去向他报告喜讯，他才慢慢地起来接待来客。人们提起这件事，都称其有雅量，将他比作三国时东吴名臣顾雍。
在“玄武门之变”中，孙伏伽拥护李世民，鞍前马后奔走效劳。李世民即位后，赐男爵，食邑乐安。贞观元年，又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贞观五年，孙伏伽审理一桩案子有失误，被罢免官职，不久李世民又重新起用他为刑部郎中。任职不久，再度出任大理寺少卿，旋即调任民部侍郎。
有一天，唐太宗正要外出打猎。这时孙伏伽匆匆赶来，一把拉住马缰说：“陛下打猎，游戏林中，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三长两短，谁来主持政务？”正在兴头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便耐着性子说：“我今日闲着无事，又不贪恋女色，只喜好打猎，想借机会出去走走。也带了十几个侍卫，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登鞍上马。
哪料到，孙伏伽把马缰绳绕在腰间，跑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愿意用死换取皇上对诚实忠告的采纳。”唐太宗大怒，说：“你不知好歹，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几个武士立刻把孙伏伽抓在手里。而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我情愿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见，也不愿意再侍奉你了。”这时，唐太宗笑了，说：“我不过是试一试你的胆量，你真是一个诚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啊！好！那朕今天就不出去了。”
贞观十四年，孙伏伽被提升为大理寺卿，数年后出任陕州刺史。
永微五年（公元654年），孙伏伽年老辞官，4年后，即显庆三年，孙伏伽于武城家中寿终正寝。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其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宠辱不惊。
《新唐书》中《孙伏伽传》载：“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此话的大意是说：国家进行奖赏和处罚，不分贵贱亲疏，唯一的标准是正义国法。这反映了孙伏伽执法护法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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