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说，早教是把合乎人的生命节奏的教育理念贯穿孩子从孕育到成长的全过程，我是赞同的。但今天中国流行的绝大多数早教却不是这样，它就是迎合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焦虑心理，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千方百计要比别人早跑，甚至偷跑。很多孩子还没有在地上爬够，普通动物那样手脚的灵活性、协调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好，家长就急不可待地想让他站起来，走起来。商家还发明了一种学步车，架着孩子直立行走。
家长们津津乐道，亲友邻居们羡慕不已的成功，便是两岁的孩子能认字，三岁的孩子能背经典，四岁的孩子能做算术题，六岁的孩子会外语，八岁的孩子学完小学课程，十岁孩子念中学，十四岁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然后直攻最高学历。其实，这些孩子是不幸的，他们只是父母愚蠢观念、虚誉心、名利欲的成功标本，代价却是孩子的一生的缺陷和畸形。
早在两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痛斥这种违背人的自然生长节奏的教育。他认为给孩子灌输他不能理解的知识，不能掌握的技能，这不是让孩子更有智慧，而是让孩子更加迂腐。卢梭甚至认为12之前是孩子感性思维发育的时候，根本不应灌输理性的知识。
一两百年前，欧洲也曾流行过很多早熟的天才、神童，十岁之前就掌握多门语言，背诵很多经典名著，精通数学、几何学、逻辑学、修辞学，一时成为多少少年的楷模，教育成功的典范。可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被纳入急功近利的教育目标，从小就失去了感性、质朴、合群的正常童年，背离了与生俱来的天性，几乎无一例外地沦为大人虚荣的实验品和利益的牺牲品。他们受到的各种超出自己生命节奏的超级训练，其实无非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训狗式的待遇。他们从小就没有一个自主的内心世界，大人的干预和关注留下了心理畸形，造成性格孤僻，人格扭曲的人生阴影。绝大多数人很早就丧失了人生的动力，渐渐踏入平庸，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历程里表现古怪、离群，过着凄凉、孤寂、遁世的生活。
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就有，科举考试还设专设童子科，录取一些能背诵经典的孩子，授以官职。由于引起世人的羡慕，争相效法、勉强、造假，朝廷不得以取缔，但由于科举考试的整体趋势所动，无法根除。有些父母带着自家的神童到处炫耀，博取名利，如王安石《伤仲永》里描述的天才儿童，最终沦为普通人。需要强调的是，传统记载的很多神童故事，大多来自传闻，因传而奇的很多故事值得质疑。儿童早熟并不奇怪，但认为早熟的孩子无师自通，不学而知，并且全面发展为超人，却不真实。一百多年的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写《病梅馆记》抨击这种“夭梅病梅”的教育，把外人的目的强加给教育对象，扼杀他们本来的生命活力，丧失自由发展的能力，造成了社会的普遍平庸。
三十多年前，中国科技大学开办的“少年班”再次掀起神童热，引得多少人产生羡慕、崇拜与期盼，连我所在的大学每年也都招收少年班学生。可是多年之后来清点结果，发现事与愿违，真正的成功者寥若晨星，很多人后来的表现低于普通毕业生平均水平。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拔苗助长，失去了快乐的童年，身体没有获得全面发展，感性思维的发育不健全，每天的知识大餐代替了好奇心驱使下智力的逐步演进，一切都只是获得前人已经达到的一个结果。最后，一个个生气勃勃的天才少年，精神状态中止于填鸭那样一种肥硕而萎靡不振的病态。
我就接触过一位天才、善良、真诚的少年班孩子，因为找不到目标，孤独苦闷，最终沦为一种神秘信仰的俘虏，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只是中国急功近利、渴求成功的家长意志与教师灌输的众多牺牲品之一。
中国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至今仍甚嚣尘上。被万众瞩目的南方科技大学，寄托了当代文化人对未来中国大学的几乎全部希望。然而几年过去，校长朱清时先生在树立现代大学理念，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毫无作为，却为获得招收早熟的天才、怪才、神童的特权，惮精绝虑，并且持续地折腾着所有媒体的神经，还被炒作出一副与风车搏斗得沙飞石走的唐吉诃德形象，实在很滑稽！真正的现代大学，当然不排斥奇才、怪才，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思想与智慧成长的文化氛围，为每个人提供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决不是刻意地训练、雕琢他们。
当今中国广为流行的所谓早教，大多是一些“江湖教育家”，把那些毫无理性依据，并且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教育手段捡起来，蒙骗望子成龙的家长，无非是作为赚钱的手段，实在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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