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进行乡村道路改造，把原东西走向的宅基地要变成南北走向，并把规划的未来街道用拖拉机深翻成横平竖直的井田状，村里一片狼藉。星期天休息，我从临潼回家看母亲和姑妈，在村口走了好几个来回，找不到进巷子的路。
正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碰到了出村办事的五伯，五伯问我回来了，怎么不进村？我红着脸说，村里正在改造，原来的巷子找不到了。五伯哈哈大笑：“怪不得你不进村，这样吧，我领你回家。”
跟着五伯，高一脚低一脚，东拐西拐总算回到了家。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省吃俭用才盖起来坐东向西的三间瓦房，南边一间挡住了规划后的东西道路已被拆除，剩余的两间就像被砍断一只胳膊的将军，站在狼藉的院落中哭泣，南边平哥家的三间大瓦房已不复存在。平哥的母亲我叫二妈，二妈端了一碗面条正好从旁边用烂砖瓦和废木料临时搭建的破屋里出来，碰见我把老碗寄了过来，让我吃面，我连忙摆手，说到家门口了，母亲一会儿给我打搅团。二妈知道我最爱吃搅团，也就不客气了。母亲听见外面有人说话，出来一看我回来了，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你看把咱家拆成啥样子，这还怎么住人？”
父亲十年前去世，母亲把我们兄妹四个拉扯大，好在哥哥在西部某市当兵，五年前已成家立业，很少回来，弟弟和妹妹还小，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母亲有什么事，总爱和我商量。望着母亲忧愁的脸，我故意装作无所谓的样子：“乡村道路规划，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也好，旧的不除，新的不来。庄子挪个向，咱就盖楼房。”母亲瞪了我一眼：“咱这三间大房，都是我用牙缝里挤出来的砖和瓦，大梁还是你单位准备盖楼，你买了伐倒的杨树，我让你弟和锁柱拉架子车从临潼用了两天时间拉回来的……”母亲说着说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我知道母亲不易，母亲心疼自己亲手盖的房子，但事已至此，只能听之任之。
想了一会儿，我对母亲说：“看来这两间房子非拆不可，这样吧，我拿出两千元，再给我哥写封信，让他也拿两千元，先盖两间一层的楼板房。不过，咱把基础砸实，等以后我经济好转了，再给上面摞一层或两层。”母亲听到我这样安排，用衣襟擦了擦眼泪，转悲为喜：“你从临潼回来，走了三四个小时，也饿了，我给咱打搅团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经过规划后的村子几乎全盖起了栉比鳞次的漂亮楼房，井字形的路面全部硬化，变成了十几公分厚的水泥路面。坐西朝东的大队部设在南北二村的中央，后面是南北方向新建的三层楼，楼前是两亩地大小的运动场，运动场一分为二，左边是篮球场，右边安装了两台乒乓球案子和一组运动器材。
那时候，母亲已去世十几年了，老家只有弟弟妹妹（妹妹嫁在本村）。弟弟通知我，侄子谈了个对象，双方父母见面，让我回家作陪。
早上来不及吃饭，六点钟就高兴地从临潼坐车回长安。倒了三四次车，又步行了五六里路，赶十一点才走到村口。
几年没回来，旧貌换新颜。昔日破烂不堪的村子，东西南北已被文苑南路、翰林南路、香积大道、枫林南路所包围，尤其北边的水泥大门更是引人注目，门楣上写着“杜回村”三个大字，两边水泥柱上的楹联道出了杜回村的变迁史：“春秋战国潞洲结草将星陨，华夏盛世长安富庶杜回村。”望着这气势恢宏的门楼，我半晌没回过神来。这是杜回村么？几年没回来，都不敢认了。
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走进村子，南北道路两边种下的树木已有胳膊粗了，井字形的道路干干净净。往前走不了六七十米，就是一条东西巷子。还没到吃中午饭时候，巷子里没有什么人，坐在门前晒太阳的是几个体弱多病，无法出门干活的老头老太。
哪里是我曾经居住的巷子？每走几步，我就停下来东张西望，尽力回忆几年前回家的印象。每条巷子几乎一模一样，我头有些晕，弟弟住在哪条巷子？
到了家门口，找不到自己的家，怕人笑话，说我忘恩负义，说我在外面干了几天破事，就忘记了家乡，忘记了父老乡亲，忘记了祖宗八代。我不敢问擦身而过的乡党，只能站在与南北街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左右张望。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一模一样，巷子两边都是两间二层或三层新盖的楼房。楼房都是铝合金玻璃窗子，靠街道的外墙上贴着白色或土红色的瓷片，大多数门前都栽有一两棵柿子树或长不高的景观树，给人一种新农村的景象。
我挠了挠了头，僵硬的脸上没了笑容，犹豫的腿也似乎沉重了许多。弟弟家在进村大门往南走的第三个巷子还是第四个巷子？我尽力在脑子里搜寻着曾经的记忆。
正在我苦思冥想的时候，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愣了半天。“真个把事干大了，不认得老同学了。”仔细辨认，想起来了：“你是军娃？”军娃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俩人关系不错。军娃学习好，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军娃连考了两年，都考上了中专，只因右耳有点背，体检没过关被刷了下来。二十年来，我常为军娃惋惜。军娃长高了，身体发福了，但脸型没多少变化，我差一点没认出来。军娃看着我哈哈大笑。“我就看着像你，听说你一直在临潼干事。”我点头。“不经常回来？比原来胖了。”“我妈在的时候，我经常回来，自从我妈走了以后，就很少回来。”“今天回来有啥事？”“我弟的儿子找了个对象，说今天两亲家大坐，我回来看看。”“你站在这干啥，咋不进屋去？”“村里变化真大，忘记哪条街了。”“你家就在这条街上，往东走五十几米，你看，门前北边栽了一棵柿子树的就是你弟家。”我红着脸感激地说：“那我回去了，下午三点前，有时间过来谝。”
军娃点了点头，扛着锄头向北走了。
头脑一下子清醒了，我迈着有力的双腿向弟弟家走去……
合村并镇，周围几个村子都搬迁了，听说，我村也在规划搬迁之列。去年冬天就呼呼着搬迁，有人传说的有鼻子有眼：搬迁的合同都签了，就等着新区管委会发话了。
村民们闻到风声，纷纷给自己二层三层楼上加盖三层四层甚至五层六层，为的是搬迁时，能多赔些钱。
一时间村里乱了营，不少家门前都堆满了水泥、沙子、红砖、钢材和水泥楼板。供应商也趁机涨价，材料价钱增长了30%以上。正在大家齐心协力准备盖房的时候，一天中午，一辆面包车忽然开进村子，到大队部门前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六个穿戴整齐的干部，有的手里提着摄像机，有的手里拿着卷尺之类的工具，有的胳膊下夹着本子和图纸，由北边巷子开始，从西到东一家一家、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录像、测量，旁边还有人对照着图纸做着记录。这些人中午没吃饭，一直忙碌到下午五点才离开。连续干了三天，才把村里1231户的房产情况录了像做了记录。
第四天就有消息在村里传开：至录像之日起，以后家里盖再多的房子，搬迁时都不赔偿，政府以录像为准。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连连叹息，那些备料早备料多、趁机想发一笔横财的村里“能人”，这下傻了眼，发财梦没有实现，还弄了一堆很难卖出去的“垃圾”。
三个月以后，村子搬迁的消息淡出了村民的视野，可西边离村子不到三里路的赤阑桥，却不声不响地搬迁了。
赤阑桥也是历史上留名的村子。
去年五月，我回村子看妹子，恰好碰到住在妹子隔壁的辛同学，辛是我的高中同学，媳妇恰好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算是村里的女婿，辛是赤阑桥人，村子搬迁了，自己在我村里找了个地方暂时居住，等待安置房建成。
同学见面格外亲切，当我问他对搬迁有何看法时，辛同学叹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地说：“不瞒同学说，虽说搬迁给了二百多万，七扣八扣，儿子还要买房买车，下来就所剩无几了。村子不搬，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随便在地里抛抛，就能吃口饭，这下好了，一夜之间，村子搬了，土地没有了，说是农民，没有了土地，说是居民，没有生活保障金，说是工人，没有工作，大家都成了工不工、农不农、身份无法确定的游民。”
同学的脸上明显多了几分忧愁。喝了一口我递过来的茶，同学继续说：“一般家庭，拿着搬迁费，只要不胡乱花销，或许能把自己这一代混下世，但后代就很难说了。大多数人家分了钱后，不但给娃买车，还在城里买房，死水就怕瓢舀，用不了多长时间，钱就踢踏光了。自己又没个正当职业，以后吃什么喝什么？没人去考虑。”
见同学说得悲观，我岔开话题：“过渡费怎么给的？”“政府答应三年建成安置房，三年之内每人一月600元过渡费，三年之后，如果安置房还没建成，过渡费翻翻，即每月变成了1200元。”
“现在安置房建得怎么样了？”“还没开建了呢。”辛同学说。
“说安置房三年建成，都两年了，还没动工，什么时候才能迁入新居？”“经济状况不好，开发商没钱，拿什么建房？”“那咋办？”我担忧地问。“能咋办？等吧，反正过了三年，过渡费翻番。”
想不到搬迁中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新房子建不起来，老村子怎么样了？我问辛同学：“村里的房子都在不？”“当时搬迁的时候，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就在村口等着，村民刚搬迁完，这些机械就进了村子，几天功夫，就把原来整齐规划的村子，推成了一片废墟，紧接着装载机把拆倒的垃圾，拉到了邻村原砖瓦窑所在地粉碎了。你知道，原来的窑场很大，挖土的深坑都给垃圾填平了。”
“现在回去，还能找到原来的庄子么？”“村子变成一片平地，哪里和哪里根本分不清。好端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子，就这样毁了。”
闲置房还没开始建，老房子已不复存在，实在令人叹息。
看着辛同学，我不知说什么好。
恰好水烧开了，我提着壶，趁机给同学茶杯中添水。一杯水下肚，辛同学神秘地对我说：“听说你村子开发区定了也要搬迁，这下你就发了，拿上二百多万光享清福。”我叹了一口气：“我是不盼望搬迁的，村子没了，家就没了，根就没了，我要钱干什么？”这是我的真心话。
辛同学看看我：“你和我的想法一样，有钱能咋样？开始听说村里搬迁，我也偷偷地乐过，看到村民拿到钱后，大手大脚、胡乱花费的样子，就心寒。再说，住到安置房里，干啥都要花钱，日子怎过？村子没了，家就没了，以后住在小区里，家里大门一关，和乡党们一月半月恐怕都见不上一面，过去那种乡音乡情也就消失了。”
同学说的是。村子搬迁了，大家都住在某某小区，村子就从毕塬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即使以后有人从书本上看到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村子，寻迹而来，也只能面对着一群高楼大厦，指指点点，找不到具体位置。
那时候，我如果还活着，恐怕已是耄耋老人了。想回老家看看，坐公交走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回家路。
村子都没了，还有回家的路？
也许下车后看到的是用村子命名的一个站牌，或者连站牌都没有。
这时候的我，或许会颤颤巍巍地挥着拐棍，指着一大片楼群说：“在这里，不对，可能在这里，对就在这里。”
想着曾经的村子，泪水濡湿了沟壑纵横的面颊。
（作者简介：王选信，长安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出版散文集《枯枝上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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