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会有喜事的，然而多哉乎？不多也。何况有喜有悲，悲喜相连，所以道家才遇喜不贺，遭悲不哀。但好感却任凭创造，能够常有，此足以使人生快乐了。
有一次我乘公交车，没有零钱买票，遂把一百元人民币呈售票员。售票员皱眉，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因为我只有两站路，而且找钱几乎会用尽他的零钱。售票员的不高兴让我紧张，恐他扔下不软不硬的讽刺，到站退我一百元，请我下车。正在焦虑，我邻座一位先生伸手递给售票员一元钱，说：“我两站，他也两站，一元钱就不用找了。”售票员转阴为睛，退了我的钱。我也顿然轻松，并觉一种温馨遍体融化。我谢谢邻座的先生，下车告别之际再谢谢他。他40岁的样子，湖北仙桃人，在西安打工，住丈八路潘家庄。好感不虞而得，我收藏了。
还有一次，我匆匆上课，出了小区才发现以换衣服忘了带钱，如果返家取之，我将迟到。我呼住一辆三轮车，司机让我上。我站着未动，对他说：“我坐过你的车。”司机说：“好像坐过。”“我今天还要坐你的车。”“没有问题，请上。”我说：“今天我忘了带钱，你能不能拉我？”司机一振，抬头直视我，似乎估量了一下，说：“忘了带钱也拉你，请上。”我说：“谢谢你！我肯定会付你钱的。”遂坐了他的车，嘱他拉我至长安路。到站我再谢谢他，就跨桥进校上课了。
之后有数月我没有碰到这个司机，遂觉亏欠。从明德门至长安路一程5元，然而这个司机就是靠一程5元的积累维持生存的。夏天的黄昏，我在路上走着，忽见他驾着三轮车向前驶，赶紧喊他。他停下来，等我上。我说：“我一直在寻你。”他说：“寻我？干什么？”我说：“春天我坐你的车到长安路，没有付钱，今天付你。”我掏出50元，是当付他的10倍，说：“我谢谢你，你那天没有拒绝我。不要找了！”他诧异地说：“不行，不行！”我说：“行，行！”就走了。这种好感来而往之，是循环的，我也收藏着。
我反复想起一位陌生的兄长，并久享他所赠我的好感。那是1984年，我刚刚从大学毕业。我欲吃一顿羊肉泡馍，便进馆子排队买票。不料一步一步挪到柜台，才知道钱不够。难免羞愧，便打算抽身放弃。这时候有一个青年越二人而过，到柜台来说：“我给他补够。”就数了9角钱给了服务员。我胸滚烫，激动至极。不过我仅仅以目致敬，没有谢谢他。只见他悄然返至自己的位置，继续排队。我注意到他旁边站着女朋友，她一直向他微笑。这是一个敦实的小伙子，肤色略黑，留着短发，充盈着一种可以信靠的英气。虽然我没有谢谢他，不过他声色平静地启示了我。他所赠的好感我已经收藏了30余年，早就增值了。
好感生于善举。善举或大或小，皆毓好感。不应该大善难行遂不为。实际上小善就会净世和暖世。总行小善，还会养性滋仁的。
我所谓的好感可以任凭创造，可以常有，是指小善可以处处做，不以小善而止之。对乞丐的评价素有纷纭，甚至有认为他们是骗子的。不过我认为，既使他们是骗子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损毁了自己的尊严，尤其是白发苍苍的骗子。何况他们只是为了一点小利，并不作恶。为了一点小利，以讨钱的方式做一个骗子，也足以怜悯和同情。不是生存所迫，谁这样呢！问题是，他们一定也有实实在在的乞丐。基于此，从酒楼饭店出来，碰到抬手要钱的，我或选择回避，然而我始终没有鄙夷和愤恨，更不训斥。在路上，凡碰到匍匐在地的乞丐，我往往会给其盒子放一点零钱。在街上碰到权力机构收拾小摊小贩，管理过度以砸物打骂，我也会仗义为弱势而辩。在公交车上，我辄让年轻者给老者或残者让座。
有一次，适会一个妇女刷卡乘车，她连刷三次也未反应，又没有二元的零钱可以投箱，司机便转方向盘准备把车向路边开，以喊她下车。我觉不能这样让一个妇女丧失尊严，遂走过去替她刷卡。当此之际，我想起了多年以前为我补够钱以让我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的那个陌生的兄长。我对自己很是满意，因为心存好感。
长安朱鸿，散文作家。30余部散文集行世，具代表性的有思想求索类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文化表现类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心灵倾诉类散文集《吾情若蓝》和长安叙述作品《朱鸿长安文化书系》。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版本。《西部心情》一书进入希望书库，是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论坛工作委员会推荐读物、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指定读本；《夹缝中的历史》教辅版一书进入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首届陕西图书奖和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大型学术著作《中国散文通史》对其置有分论。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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