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砸疼了我。
1964年，父亲出狱后回到老家，在家只待了二十来天，就带上我重返西安，那年我九岁。他打算在这儿靠一些前后出来的狱友帮忙，干些零活维持生计。一来让我在城里上学受到良好教育；二来呢，离临潼法院近，便于来回申诉，心想在哪儿栽倒在哪儿爬起，要是待在老家，申诉来回路费就折腾不起。
那年秋，刚过四十的父亲，把我带到交通大学附近的新安医院建筑工地，那时的交大附近多为村庄和广袤平展的农田。他和他的狱友们，住在一排土坯房内。土坯房约有十来个平方，十分破旧简陋，里面只有一爿土炕，灰土厚积，风大风小满屋子灰尘扑腾，朝路旁的窗户敞开，有窗框没窗棂也没有窗扇，娃娃们蛮可以在窗口爬上跳下玩耍。我父子俩就把家安在了这里，父亲找了些废旧木块纸板，把窗户钉严实。
白天，父亲去工地做体力活搬砖，扛水泥，拉架子车。到饭时，去食堂把饭打回房子同吃。不谙世事的我，整天和小伙伴们疯玩，滚铁环，捉迷藏，拾煤渣。这期间，发生了两起让他揪心的事，一是我无知去拨弄电灯头，差点被电打死，当时只觉得胳膊被打麻了；二是我和小伙伴们在敞开着的车库玩，在卡车斗爬上跳下，我站在车底，不知道有个大的孩子把车后挡板栓拔开，挡板“砰”地砸下，打中我后脑勺，差点砸死，血流如注，缝了五六针，逃过一难。父亲掐着指头盼着，开学后让我早进学校，就可以避免疯玩惹事了。
转眼就到了九月初，大大小小的玩伴都上学去了，唯独我户口没在西安，以及父亲的政治问题上不了学。父亲心急如焚，在当地跑了好几所学校，求爷爷告奶奶低三下四求人容我进校门，然而都被同一理由拒之门外。那天父亲十分疲惫地回到房子，闷坐在炕沿，竟然嚎啕大哭。我没有见过这种场景，一时吓得不知所措。竟然想不起给父亲擦擦眼泪，或用暖心话来安慰他，只是木然地站在他跟前，他哭我也哭，我惊恐地把手放在他膝上，不停地摩挲。他那大颗大颗的泪珠直往下掉，砸在我手背，滚烫滚烫的。后来才明白，父亲因为我上不了学而痛心疾首，心里头纠结着冤屈、自责、后悔、担忧、无奈等种种情绪，难以自抑，连无辜的孩子也受到牵连，怎不让他伤心至极！
求学无门，父子俩只好再回到老家。除了爷爷和叔叔六0年大饥荒饿死外，一家人总算团聚了。我兄弟俩在村办小学读书。但到第二年，“文革”爆发，学校里乱哄哄的。我糊里糊涂混到小学二年级，工作组老陈就对我父母说：“你大儿子十二了，可以顶小半个劳力，归队参加劳动，拿工分吃饭。”我父亲听了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但老陈三番五次到家里来做工作：“贫下中农子弟上学都没有用，何况你家小子。你不让儿子劳动，说明你思想落后。”言外之意就是说，不让娃回村劳动就有你好看的。父母迫于压力，加之学校又乱，就让我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天计二分工，按当时劳动日值五毛钱计算，一天到黑在风里雨里，水里泥里摸爬滚打干农活才值一毛钱。当时，我们不在乎工分多少，在乎的是活得像人。
出于无奈，父亲就自己编写课本，早晚抽空教我兄弟俩读书认字，学打算盘。即使当一辈子农民也该有能写会算的本事。编书没有好纸，就用土纸（竹麻打浆造的）抄写。还给定了个规矩：背诵或默写不出，就不许吃饭。他教我俩识字有个很特别的做法，即用一小方块纸板，中间掏个比字体稍大的方孔，方孔对准生字移动，让我认读。后来，教会我学查新华字典，四角号码查字法，写日记，做笔记。
那年九、十月，生产队收了花生，在晒谷坪用十几张大竹席晾晒，村里人到田地里干活，都会经过晒谷坪。那天出工，走在我前面几个小伙媳妇弯腰抓把花生解馋，我也学样抓了一把装进兜里。第二天，工作组老陈当面斥责我父亲，说我手脚不干净。父亲对不轨行为者向来深恶痛绝。他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家，看我正吃饭，不由分说抢过筷子，数落我不争气不长脸。我非但不认错还顶嘴：“又不只是我一个人拿花生吃。”父亲一气之下用筷子头狠敲了一下我脑袋。母亲在一旁解围说：“他还是个孩子嘛，跟着咱家受穷，吃不饱饭，你还夺他筷子，唉！”经母亲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也背过脸去擦拭眼泪，很快转过身不再说什么，重拿了一双净筷子轻轻放到我面前。事后，父亲心平气和对我说：别人的东西再好，咱也不能要，这是做人的根本，何况是集体的。再说，别人家抓把花生吃那叫尝，咱们拿几个花生吃就变成偷。我不再说什么，因为平时受歧视习惯了。
父亲的两次眼泪砸进我心里，融入我血脉里，丰富了我生命的内涵。
（作者简介：罗锦高，生于1956年底，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30多年间在《西安日报·晚报》《陕西工人报》《山西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200多篇，出版个人散文专集《星河》。1986——2019年，先后参与编纂《临潼县志》《临潼区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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