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翠青山起父茔，难别盛世舍亲情。从此慢步重九霄，再见音容梦几更。”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又到年关了，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
父亲是去年大年三十离开我们的，享年八十六岁。父亲祖籍河南，八岁随父母逃荒到陕西。先暂住在关山野赵村，后落户于关山南良村，祖父祖母早年去世，我都未曾谋面。父亲姊妹三人，有两个姐姐。大姐住在我们村西南方向大约五里路的野赵村。我的记忆里，大姑姑满口的河南话，人很干净，有大家小姐之风范。我小时候经常去她家，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她一生未育，中年患病去世。二姐住在我们村西北方向大约七里路的清寺村。父亲姓杨，二姑姑姓尚，据说他是父亲在逃荒途中，偶遇捡拾的，祖父祖母收留其为义女，一起逃荒来的，她还健在。
父亲常常给我讲家史，或许是因为他年幼记不清楚，或许是因为祖父祖母临终时未给他交代清楚，或许是因为有些事情他根本不知道。总之留下的信息只有：他家原来在郑州大桥旁边经营生意，开有铺子（商店），住的村子名字不详。家境还比较殷实，但在逃荒的过程中把积攒的金银细软全部弄丢了。他自己的身世也不明，据说是他的生父母把他给了别人，别人又把他给了现在的养父母，据说祖父祖母也不是河南人，而是从河北或者山东迁移到河南的。看来父亲一生身世不明，家庭结构也很复杂。
父亲的一生饱受艰难，经历坎坷。他童年时，几易人家，到寿终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他八岁时随养父母走在逃荒的路上，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衣不裹体，饥饿难忍，到后来只有边走边要饭吃，常常遭受别人的冷眼和骂声。从河南逃荒到陕西，先后到几个地方都未曾找到落脚的地方，后来到关山野赵村终于勉强在村外废弃的棚子里暂住下来。家徒四壁，为了生计，他八岁时就给富人家扛长工打短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当时他十八岁。
解放后，父亲落户于关山南良村，开始定居下来。他日出而作，辛苦劳动。先后送走了祖父祖母，后来和母亲赡养我的外祖母，抚育我们姐弟六人(一女五儿),把我们一个个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可想而知，是多么地艰难和辛苦啊！
父亲说，他九岁那年深冬的一天，天下着大雪，人家掌柜的安排他去三十多里外的地方拉饲料。他天不明就套好马车上路了，到了晚上半夜才回来。他驾着马车，一路上道路泥泞、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回到家后才发现袜子和脚硬生生地冻在一起，后来用温水浸泡，才把袜子脱下来。第二天忍着疼痛照样去干活。想想，现在九岁的孩子能干啥？在干啥？多幸福！
文革以前，父亲多年担任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的保管员，那个时候各个生产队都设有仓库，仓库是贮存粮食和存放生产工具的地方，东西很多很杂，保管员职责就是管理仓库。文革期间，别有用心的人说他把仓库里的粮食偷回家自己吃，因此，父亲被大队（现在的村委会）审查，几天几夜不能回家，晚上不让睡觉。听母亲说，父亲回家后抱着我大声痛哭，说他活不成了。后来查清楚确无其事，纯属凭空诬告。现在看来，那个年代给人随随便便就带帽子，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可想而知文革期间冤枉了多少好人。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父亲给我说了好几次，说他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员，是解放后他思想先进、忠诚老实、劳动积极，加入党组织的。但他讲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把他的党籍开除了，只说他绝对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是冤枉的。后来我问了村里的好几个人，他们也说不清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加之我在外工作忙，这事就这样搁置下来。看来父亲心里一直对党员这个荣誉看得很重，未给父亲平反昭雪，直到现在我心里仍然耿耿于怀。
父亲从童年开始就从事田间劳动，农活样样精通，木工、瓦工、饲养技术也很不错，一直到晚年也劳作不止，天地可鉴，日月可证。
据母亲回忆，父亲从八岁多就给人家扛长工打短工，耕地种田、收割碾打、饲养牲畜、伺候主人。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永无止日，一直干到成年。
解放后，农村实行生产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农民个人在生产队劳动以工分来计量，年终依据每户工分多少来分红。以户为单元，如果把分的粮食折算的钱数大于年终分红的钱数，这样的家庭被叫做“透支户”。我们家人口多，只有父亲母亲两个劳力，人多劳力少，年年都是“透支户”。大概到了一九七五年左右，姐姐初中毕业后回家劳动，我们家才勉强卸下了“透支户”的帽子。
为了多挣工分，啥活累啥活苦啥活挣得工分多，父亲就争着干抢着干啥活。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生产队机械工具很少，每年冬季土地上冻以后，才用人拉架子车把土肥送到麦田施肥。父亲去得最早，走得最快，收工最晚。几天下来，即便架子车绊在他的肩膀上磨出了长长的血印子，也不影响他拉运的次数和工分，小伙子们都自愧不如。
父亲为了多挣工分，有几年时间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劳动。过去生产队在饲养室集中喂养牛和马。饲养室的活既多又脏还繁重，搬运草料，铡草饲养，喂水喂料，拉土垫圈，打扫出圈，晚上还要住在饲养室，看管照顾。父亲就是这样经年累月在饲养室重复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有病依然坚持。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还有几年时间在生产队的菜地劳动。过去生产队一般集中二、三十亩地进行种菜，成菜后少部分分给农户，大部分拉到集市或转乡（到附近的村子）去售卖，给生产队搞创收。因为父亲会种菜，他种的菜产量高质量好，因此生产队让他负责村上的菜园子。他带领五、六个人整地，下种，浇水，施肥，护理，出菜，整菜，卖菜，晚上还要住在菜地的棚子里。不分昼夜辛苦在菜地劳动，不但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开始干活，而且大部分时间晚上还要加班干活到八、九点钟。就这样常年累月，不停劳作。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均承包土地，我们家人口多，所以承包的土地就多，加上自留地，大概有二十多亩。父亲还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收、秋播辛苦地经管着这些土地。这个时候日子稍有好转，不像原来那样少吃缺穿，但微薄的收入根本满足不了家庭的开支。一九八六年前，我们兄弟五人都在上学，我和大弟上大学，二弟和三弟上初中，四弟上小学。虽然那时上学花费不大，但是我们兄弟五人一年的上学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父亲和母亲就又通过种菜、养鸡、养羊、养猪来增加家庭收入，就这样一年下来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就是我家最难的时候，不是借钱，就是卖粮食，实在不行就把房前屋后成材的树或者养大的猪羊卖掉，来供我们上学。老话说得实在好，“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的一生，性格温和，谦恭友善，对人宽容。印象中，我们姐弟六人，从小到大，他从未给我们发过脾气，也没有高声训斥过，更没有打骂过。也没有见过和母亲吵架，一般都是母亲发脾气，父亲只是笑笑，或者默不作声。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为了我上学方便，父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但是这辆自行车比较特殊，特殊之处在于它的颜色是邮电绿，是当时邮电局退下来的，大家都叫它“邮电自行车”。我很是喜欢，平时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父亲也经常帮我擦洗自行车，时不时地进行修理和保养。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当时是周休一天制），我早晨骑车到学校，把自行车照例放在宿舍门口。上午放学后回宿舍，发现自行车不见了。我顾不上吃饭，找遍了学校的角角落落，一直到下午自习还没找见。我偷偷地哭了，下午课都没上好，满脑子是自行车丢了怎么办？一方面是很喜欢不舍得，另一方面是害怕回家没办法交待。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很委屈地说自行车丢了。父亲听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丢了就丢了，有啥大不了的，没事。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吃过饭赶紧去复习功课。到了秋季开学不久，父亲不声不响地又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我既惊讶又高兴，唯有用刻苦学习来报答他。父亲的这种性格和处事方法一直影响着我，我对女儿、对同志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像父亲一样去处理问题。
父亲对家人是这样，对乡亲邻里也是这样，友好往来，和睦相处，从来不和别人吵架，谁家有事他次次都到，而且尽力帮忙，谁家有事也乐于叫他帮忙。
父亲生活俭朴、食淡衣粗、省吃简用。过去生活困难，他从不乱花一分钱，身上从来也不装钱，即使给家里买东西，剩余的钱也要回来交给母亲，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年老。他从不要求还断然拒绝母亲给他买衣服，一件衣服缝缝补补只要能穿就行了。他喜欢抽烟，但从不买纸烟，在自留地种一点旱烟，自己凑合着抽。父亲这样做都是为了两个字：“省钱”。
听母亲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实行集体食堂化，也叫吃大锅饭。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大食堂，生产队的所有社员都统一到食堂定时定量吃饭，社员个人家里不能有粮食，不能自己做饭。那个时候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不发达，粮食产量低，集体化管理浪费很大，加之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缺吃少穿，食堂的定量供应显然不够吃，父亲把从食堂领回来的少量主食都给外祖母和我们姐弟吃了，他和母亲只是喝一点稀汤，而且还要体力劳动，常常饿得眼冒金星，心里发慌。这就是当时“大跃进”和“浮夸风”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结果。
到了七十年代末，家里人多不够住，父亲想盖点房子。记得刚过春节不久，父亲要去田市街买木料（椽），让我帮忙掀架子车，田市街在我们村子的南边大约十五里的地方，来回三十多里路。到了田市街买好木料装好车子，已经下午两点多了，父亲把我领到一个饭摊，给我要了一碗泡馍，当时的泡馍不是现在的羊肉或者牛肉泡馍，而是把烙熟的馍掰成大块浇上汤再往里面放几片大肉就行了。一碗泡馍一毛五分钱，那时候吃一次泡馍都是稀罕的事情，感觉无比地香。我问父亲咋不吃，他说在家吃得多，不饿。他给我说他去找个地方上厕所，其实是在外边偷偷吃了从家里带来的冷馍。第二天听母亲说我才知道的，父亲为了省一毛五分钱，一碗泡馍都舍不得吃，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
那时候盖房子很简单，用泥坯做好墙，上面用几个檩和椽蓬起来，再在上面加上泥皮和瓦就行了，实在买不起瓦就在泥皮的上面铺上麦草。我们家就有这样的茅草房，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拆除。当时家里连盖茅草房都很艰难，打泥坯、木工活都是父亲自己一个人干的，只是在砌墙盖的时候叫上两个人帮忙给他打下手，房子基本上是他一个人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盖起来的。茅草屋下雨漏水，屋顶老鼠打洞，刮大风时麦草乱飞，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溏坳。”也禁不住想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举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感慨和愿望。
父亲的一生，品行端正，心地纯洁，纯真善良，为人忠厚。我的外祖母从五十年代末起一直生活在我们家，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对外祖母嘘寒问暖，端吃端喝，关心备至。早年的时候，外祖母患有较严重的胃病不能吃杂粮，一吃杂粮就犯胃，那时候常常青黄不接，细粮短缺，父亲为了保障外祖母能吃上细粮，常常东借西凑，来年再给人家还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用母亲织的布和做的鞋去潼关一带，走乡串户换麦子。即是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也想办法给外祖母弄来麦面。因此外祖母的胃病保养得很好，直到八十六岁高龄去世。外祖母缠有小脚，走长路不方便，那时交通不发达，父亲常常用架子车拉着外祖母去关山街道上集，街道上演大戏拉去拉回，即是走亲戚也是送去接回。父亲对待外祖母如同亲生母亲一样，以至于有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以为她就是我的祖母。他孝顺赡养老人的行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中期，化肥奇缺，农作物只能大量使用氨水，灌溉时随水流入田间施肥。因此，各个生产队都建有盛氨水的窖（在地面下由混凝土浇铸而成）来贮存氨水。有一次，拉回来的氨水在往氨水窖里倒得时候，输送管道的阀门处发生了渗漏，需要用湿的东西堵塞修理。队长先后叫了几个人都不愿意去，父亲挺身而出脱掉外衣浇上水就直接堵上去。等到把阀门修理好，由于氨水易挥发且有强烈的刺激性和腐蚀性，父亲当场晕倒了，而且双手红肿。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医院，抢救了好几个小时父亲才苏醒过来，住了十多天的医院身体才完全恢复好。父亲就是这样，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明知可能被窒息身亡的情况下，明知别人都不愿意去的情况下，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
父亲当过多年的生产队副队长，副队长就是带领社员们劳动的带头人。父亲总是第一个到场敲铃。过去生产队都会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悬挂一个比较大的铁钟，说是钟，其实就是一块铧铁或是一块废道铁，拴上一段铁丝，挂在树上或是立起的木杆上。敲击的铃声是社员们上活（工）的信号，就像部队的集合号声和学校的上课铃声一样。社员们听到钟声就从各家各户出来迅速集合在铁钟下或者某一劳动场所，他要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活路、不同的人员，以及需用不同的生产工具来给社员们分配劳动任务，大家根据分工就开始劳动了；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社员们收工后，他要检查劳动工作的完成情况、进度情况来评估第二天的人员安排，还要检查劳动工具是否收集、放置妥当，有没有需要维护和维修的。更重要的是，父亲还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同时在劳动过程中还要进行劳动指导。邻村的队长、指导员常常是不参加劳动的。父亲就这样辛苦勤劳挣的工分却和大家是一样的，他任劳任怨、操心劳累、不计报酬，终究是因为他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
父亲在当生产队干部期间，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从不把公家的东西私自拿回家据为己有，钉是钉，铆是铆。相反他却做着无私奉献的事情，为了不耽误正常的农业生产劳动，他常常利用工余时间对生产队的劳动工具进行维护和维修，而且是用自家的工具和材料。我亲身经历了两件事情，有一年夏收，队上正在碾场，固定碌碡的架子坏了，他急匆匆回到家，拿来了锤子、钳子、铁丝和钉子，很快就修理好了。
又有一年秋天，生产队的好几个机井不分昼夜地抽水灌溉农作物。一天晚上七点多，其中一个机井的水泵坏了，父亲从家里带上工具，叫我拿着手电和他一块就去了。我打开手电给他照明，他下井上井，把水泵拆了装，装了又拆。汗水湿透了衣服，满身的泥，直到看到水从管子里哗哗地流出来，他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回到家已是凌晨十二点。母亲曾经和他开玩笑说，人家当队长是把生产队的东西往回拿，家都发了，你当队长老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拿。父亲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话。试想，如果一个人没有一颗忠厚善良的心，哪能这样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呢？
或许正是由于父亲忠厚善良、性格温和，加之是外来落户的，单门独户，没有家族势力，所以常常被人欺负。他却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但母亲不会答应，她知道了就要“冲锋”在前，“斗争”到底。父亲去世以后，闲聊中母亲才说出了其中真正的原由，我不歪（厉害），是人不是人都想欺负你大（父亲）。古语说得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欺负父亲的那几个人，不是早年得病而亡，就是后代不成器。这是不是有点迷信的说法，或者说是有点唯心的思想，或者说是有点精神的慰藉？不得而知了。
热爱知识、渴望拥有知识与一个人的知识多少是没有关系的。父亲从未进过学堂，没有上过学，当时的情况哪能允许他走进学堂。但他渴望知识，勤学好问，识了不少字，能简单地读报纸，会记账，会算账。不仅如此，父亲还尝试着利用知识科学种田。记得他负责生产队菜地时，从选种到下种到行距到苗距到施肥到浇水，都遵从科学的方法，而且还尝试蔬菜间作套种，成效显著。因此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后来大队成立试验站，选派他去主要负责小麦和玉米的育种，给各生产队提供小麦和玉米的种子。同时他还进行毛豆和玉米的间作套种试验取得很好的成效，并在全大队各个生产队推广种植。父亲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校，却不忘努力学习，追求知识，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却能善于利用知识进行农业生产，并不断地尝试和创新农作物高产的新方法，实属不易！
春节家家户户都有贴对联的习俗，图个吉庆、祥和、幸福和希望。父亲对我们家每年的对联看得很重，要求很高。概括他的意思，对联必须是自己编写，内容要符合三个条件，符合国家形势，符合农村发展，符合家庭实际。从我上高中开始，每年春节编写对联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编写好后拿回家，先给父亲读两遍，然后再给他解释其中的意思，他总是点点头，满意地笑笑。即使我后来在外工作也是这样，年年如此，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直到父亲接近八旬的时候，年龄大了，对此事才看淡了，我才把春节对联之事交由三弟代劳。
父亲一生的最大心愿是希望儿女们上学读书学知识。“我再苦再累都没有关系，哪怕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们上学。”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姐弟几个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上学很自觉，学习很用功。姐姐初中毕业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原因就回家务农了。那个时候是大队推荐上高中，名额有限，没有关系是不行的。姐姐当时学习挺好的，就这样被耽误了，很是遗憾！一九八三年，我考上了渭南师专。一九八五年，大弟考上了西安纺织学院。当时恢复高考制度不久，高考录取率很低，一个村子一年能考上一个或者两个大学生都是了不得的事情，有些村子好几年都没有考上一个大学生，更何况我们一家就考上了两个大学生，虽然考的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是在我们村和周围一带颇有影响。那时候是父亲一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候，最激动的时候，最自豪的时候。他很质朴地说他干啥活都有劲,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后来三弟也考上了西安师范学校。不管家里多穷，多困难，多艰难，父亲和母亲都会尽全力让我们上学，多读书，多学知识，能上到什么程度就毫无怨言地供到什么程度，能上到什么地方就毫无怨言地供到什么地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父亲思想的最好诠释。
父亲一生艰难坎坷的经历，辛苦勤劳的精神，温和俭朴的性格，忠厚善良的品行，渴望知识的态度一直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姐弟，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求学，堂堂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干事。辛苦工作，成家立业，勤劳致富，日子过得都不错。后辈们学习也都刻苦，一个一个地全部上了大学。我的女儿已在公安部门工作，她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最遗憾的是，就差两个来月父亲没能见到他的重孙女。
父亲一生虽然经历坎坷、艰难辛苦，但是晚年的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儿女们、媳妇们都很孝顺，大家都常常回家看望和陪伴。特别是在他临终前的一年一个月里，生活全然不能自理，大家更是关心不断，特别是四弟媳妇孝敬于床前，做饭洗衣、端吃端喝、端屎端尿、照顾备至。一个媳妇能在诸多不便的情况下这样照顾她的公公，我的父亲，我非常感激和感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二零一九年二月四日（腊月三十），除夕之日，我带着过年的礼品回到家，随即就到父亲的床前，叫了一声父亲，他还答应了一声。突然间再张口就说不出话了，我迅速上前把他抱在怀里，感觉父亲只有轻微地出气声了，无论我怎么叫他都不应声，平静地躺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就这么突然，我回家前后不到几分钟，我的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事后，大家都说父亲是等着我回家见最后一面，每每想起我就深深地痛心和不安，凝眸似父笑，神黯泪长流。
父亲的后事我们先前已经准备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棺材和寿衣都做好了。墓址也是四弟请风水先生看好的，棺材是用上等的松木请技术好的木匠定做的，在家里已经放了十多年了。当时给父亲做棺材，妻子的一句话让我感动至今，她说，父母辛苦了一辈子，经济再困难，棺材必须用上好的木料做。
父亲生前的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记忆中父亲很少有病，仅有二零零三年夏收的时候，他干活时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颅内毛细血管出血，做了头部导流手术，但身体很快就康复了，直到去世也没有什么病痛。八十岁以后，父亲的衰老很明显地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由原来的正常走路变成了小步走路，腰也弯了，同时变得有些痴呆。我问他是不是腿疼，他说不疼。那你咋小步走呢？他说我害怕栽倒；另一个是他去世前一年一个月，突然间不能走了，起不来了，不能动了，大小便失禁，生活全然不能自理了，同时痴呆更加严重。这也许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变老过程吧。这就是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走了，什么都是身外之物，一切皆成浮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人生在世，身居高位坐享功名利禄也好，生活贫困颠沛流离也罢，没有了健康，一切都毫无意义。在变老的路上，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人，走好脚下路，认真过好每一天，好好爱，开心活。
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每每回家看到父亲的遗照，每每想起父亲，我都会眼泪肆流，心酸不已。“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之情弥漫在我的心田。想父亲：陇上劳迹未干，音容笑貌犹现。坟前跪焚冥钱，满面泪流魂断。万语千言倒不尽对父亲的怀念！
父亲走后，我常常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有人说，经历岁月，才能读懂父亲。不管为人子，还是为人父，都应该好好地品读它。“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父爱如山，父子之情深如海。
谨以此拙文回忆和纪念我的父亲去世一周年！
（作者简介：杨新印，供职于西安市临潼区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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