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四层楼的家中，桌椅床柜、家用电器已挤得满满当当，把一根扁担逼到门后角了。女儿把它当木马骑，儿子用它作金箍棒使，也只是偶尔摆弄几下，玩腻了又撂在一旁，碍手绊脚的。我趁此跟妈妈说：“苦日子撑过来了，把扁担劈碎烧了吧，在这城里生活派不上用场，免得伤了人。”老人晃一头白发：”我还用得着的，担煤扛面粉，用处大着哩。”我不忍看它再压在年迈的母亲身上，那是枷锁、是牛轭，从她青春年华一直扣压到秋霜染首，可又割舍不了这木质坚韧、支撑她走过多半生的伙伴，就这样断送刀斧，付之火炬。
凝视这根扁担，如烟往事在我眼前再现。
“反右”的飓风，踹开了我客居临潼东尧村的土坯房门，无情地撕扯着破旧的小屋。妈妈是家属，平日里一家老小花销全仗着爸爸的工资，而今中断了生活来源，本来底子薄的家已被抄的更糟。才咿呀学语的我，整天趴在纸糊的窗户上盯着马路，一个劲儿地叫爸，这一喊叫，喊出了妈妈产后（生我弟弟）才三天的眼泪，喊出了爷爷的两颊浊流。爷爷气喘得紧，身裹一床旧被，蜷缩在炕角，残年风烛，怎抵得住这恣肆的寒风？家中失去了主心骨，面对老的小的，又离老家几千里远，妈妈急得除了哭，面对此番景象也没了主意。
爸爸因说了句“农民生活苦”的大实话，被定为“反动言论”，从讲台上拉下来，五花大绑的从学生们惊愕的眼光中，“哐当”一声被塞进了囚车，后来投进监狱，判刑六年。当时才二十八岁的妈妈，就这样挑起了一家老少生活的重担。她拖着瘦弱的身子，挑水担炭、生火做饭，把我兄弟俩哄睡着之后，让爷爷看管，便出了家门，到处寻找爸爸的下落，路上见人就打听看管犯人的地方。大街小巷、乡村土路常晃动着她慌乱的身影，竟不知日月更替，也不觉风雨去来。不识字的母亲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世间竟如此残酷与冷漠。有人劝说她改嫁，有人想廉价收拾我兄弟俩。妈妈把牙齿咬得咯嘣响，咬定了爱和责任，都一一回绝了。
母亲后来回忆：这年春天，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把我们遣送回闽西，特许与亲人见上一面。为了多病的爷爷，妈妈先与父亲说好，千万要忍住眼泪。于是背着我，怀里抱着弟弟，还搀着爷爷走进了那冷森森的门槛。当时，父亲光头赤脚，只穿着布鞋，满脸胡茬。我怯生生地看着他，不敢声张，认了半晌，才勉强叫了声爸。他紧紧抱着我，一刻也不愿松开，再三叮嘱妈妈，无论如何要把孩子拉扯大。一家老小，忧郁的眼光对着凄苦的无奈，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宽慰的话语，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爸爸强作欢笑说：“放心吧，我是冤枉的，我相信我会很快出来的。”他看似轻松的口吻，分明是给自己和家人打强心剂呢，然而打那以后，我们因父亲的株连，一同背黑锅遭罪，整整背了二十一年！
汽车长鸣，火车铿铿然轧滑着无尽的铁轨，一声声轧着母亲的心；一道道站口，挡不住她眷恋的目光。南归、北望，烟雨漫苍茫。几千里路程，上车、下车、换轮船，大的哭小的闹老的喘，拖着、扶着、担着一路的辛酸，穿过武夷山区地界，山峦涌来，峭壁罩来，妈妈的身心象一下子萎缩了许多。
汽车到了闽西老家最后一站——大池镇。离村子还有三十多里山路，妈妈只好借了两个箩筐，一头是我、另一端是弟弟。一路上，发疯般的山蚊子，围着两个箩筐转，叮咬我兄弟俩。常听妈妈说：南奔之前，我长的白胖胖的招人喜爱。在华清中学校园里，无论是父亲的同事还是学生，都争抢着抱我逗我。回闽后，由于沿途风吹日晒，蚊虫叮咬，变得又黑又瘦，成了个小老头。
亲不亲，故乡人。妈妈抱着这个信念，回到了大洋坝村，日子尽管很艰难，可她以瘦弱的身躯扛起生活的重负。我稍加懂事后，在风清月朗的夜晚，妈妈就曾指着那是牵牛星，那是织女星，缓缓的给我讲起那神话故事，每讲一遍就多了一份期盼。
可谁能料想到，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六0年大饥荒，与全国各地一样，以同样的速度和不幸，降临到这个山村。野菜拔光了，野果捋秃了，连能吃的树皮也被剥光，有人实在饿得撑不住了，竟吃观音土，吞食过量而倒毙。家中的爷爷、小叔饿亡，祖母因偷了几斤稻谷充饥被逼上吊。饥饿、浮肿、瘟疫有如恶魔，抓住人们不放，村人连悼亡的哭声也没有劲儿了。妈妈为了保住我兄弟俩活命，省下口粮给我们吃，自己却吞糠咽菜啃树皮，最后饿得连走路也打趔趄了。
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绝望了，把舅舅叫到跟前，带着哀求的口气说：“我······快要去了，只是两个孩子······”还没等她说完，舅舅直言道：“我也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上自个的命了。”是的，人一旦到了饥饿的死亡线上，出于求生的本能，只能各顾各的命了。舅舅虽然这么说，但在往后的艰难日子里，还是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后来，一个偶然也是必然的转机挽救了众人。张鼎丞将军回故里视察，目睹家乡破败不堪，良田荒芜，饿殍挡路，不仅潸然泪落：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了什么，为了什么？眼看父老乡亲饿得面黄肌瘦，一个个倒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便一声令下：开仓放粮，救赈灾民。就这样，灾民枯瘦如鬼的脸面渐渐恢复了人的颜色，人活过来了，庄稼地也有了生机。然而，张将军回京后，却受了许多委屈。
妈妈能直起腰板了，和男劳力一样下地干活，犁地、耙田、锄地、挑肥，充当挑夫，样样活都得干。农闲时依旧忙碌，那时交通不便，百姓的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都要靠肩挑背驮搬运。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我哥俩从被窝里拽出来，托付给邻家老人，把近百斤草纸担到大池镇，回来又挑一担盐巴、肥料什么的，来回六七十里山路，挣它个块儿八毛的，一半交生产队计工分，一半归自家用，扁担从未脱离过肩膀，风里雨里一身挑，肩胛生茧，脚底起泡。累了，放下担子歇歇脚；饿了，就啃着粗粮饭团。
后来，家里有了块自留地，窄溜溜巴掌大一块，连牛也挤不过去，紧挨沟谷畔，土薄石头多。妈妈锄一回地，拣一回石头，然后在溪湾河滩，把油污的淤泥一担担挑到地里，作上田塍围堵起来，栽上些蔬菜瓜果，添补食用。
父亲从牢里出来，也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了。然而，铁槛恶梦还没有平静下来，迎头又赶上疯狂岁月。他看别人挖食春笋，自己也从山里拣了两根想用来充饥，还没吃到嘴里，“破坏山林”的帽子便扣压下来，接着背上竹笋挂牌游街。不到两年光景，他糊里糊涂挣了几顶政治帽子，政治帽子虽无形，却重于山岳。还被迫在自家门楣上钉着“反革命家属”的牌牌，家人脸面也等于有了“罪恶”的记号。
父亲不是被拉上陪斗游街，就是强行被迫去干义工。他很快就病倒了，哪有钱给治病呢？可怜的母亲，乘夜深人静时，做贼似的踏着天光担柴到圩上去卖（事先与人说好），一担柴百十斤才五毛钱，不知摸了多少夜路，受了多少惊吓，好不容易攒到一点钱给父亲治病，三弟却得病早殇。上面还经常派义工，摊给黑五类家属——挑土、担石、铲草坪。义务工自然落在妈妈身上。可她忙于农活，就把扁担交给我兄弟俩说：“你俩顶替去扛吧，只是身子骨太嫩，路上要当心啊······”每次要放映《红灯记》之类的样板戏，可苦了我们。我跟着一帮黑五类的人们，一同扛着又笨又重的机器，翻山过岭数十里，把发电机（笨重的需要四人抬）、放映机扛到别的大队部去。
家里的光景十分艰难，为了给爸看病，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连房上的瓦也间隔着拆下来卖呢。因为常常借债，又没强劳力，年年成了透支户，旧债未了又添新债，家人的口粮总是锁在集体仓库里，被虫蛀蛾咬老鼠糟蹋，又有谁敢可怜我们？眼看就要断炊了，父亲向队上苦苦求情，先借点吧，得到的是又冷又硬的呵斥。爸爸看我哥俩饿得成了竹杆了，只好抹下脸皮四处讨饭。遇上好心人，暗地里给一筒米半碗饭，还能得到怜悯的唏嘘：当年那么风光的先生，如今竟落到这般田地，谁造的孽啊！父亲的胃溃疡已烂了三分之二，又得了气喘病，上山岭登石阶十分吃力。天不亮，妈妈就背着爸爸上完那一段陡峭的牛牯岭村去乞讨，为了掩人耳目，妈妈回家时顺便挑一担柴火，还得赶回村上工呢。
父亲被迫讨饭，思忖着队里会给放粮，谁料在一次批斗会上，被强制说：队上给了粮食，我要饭是装出来的。他一回到家，就被妈妈破口大骂：我们快要饿死了，你为啥还说是装出来的呀！爸爸带着哭腔委屈地说：我不这样说有啥办法，背后的拳头乱晃着哩，就这顺着人家的意思说话，还嫌不老实，被踹了几脚呢。妈妈早已泪水涟涟：天哪，连讨饭的路也要给断了！一阵辛酸叹气之后，爸爸反而安慰我们：人欺人不要紧，就怕被天欺。于是我们又得吞糠咽菜过日子，买些低廉的蕉芋或地瓜渣（别人当猪饲料），捣成粉末，和些野菜充饥。每年五月青黄不接时，那日子更难熬，成分好的人家吃了一拨救济粮，又来一茬返销粮，而我们家连一个籽儿也没有。
贫困、劳累、饥饿、受气，妈妈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稍有不顺心的事，便迁怒到我爸身上，骂骂咧咧、絮絮叨叨，把他当出气筒，甚或甩盆撂碗。那一回，我爸被骂急了，一气之下，卷了铺盖，搬到村尾的破庙里去住，落了个清净，却苦了我们。妈嫌丢人，就迁怒我哥俩身上，埋怨我不懂事，竟不知道把铺盖卷挑回来，她拗不过爸的犟劲，就让我跟她一块到庙里去。爸的胃疼病又犯了，捂着肚腹瘫倒在竹床上，妈妈气呼呼的心立马软下来，给他服下止痛片，捆绑被褥草席往回担。我走在妈前面，爸有点儿尴尬，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妈边走边数落着：被褥是我家的，你不回就永远待在庙里吧。说归说，骂归骂，而她的嗓子早已哽咽了。
后来我们才重见了天日，父亲得以平反昭雪。临别故乡那天，我再三劝说，把太破旧的东西就扔了吧，可妈舍不得。在北迁的路上，她又操起这根扁担，挑着一些破旧的东西，我也扛着大包小包的一同赶路。我和弟弟抢着挑，妈不让，还说：你兄弟俩投生我这个不中用的人，吃了不少苦，又没上成学。如今好了，再重的担子也是轻快的呀。我一阵辛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一家人靠这根扁担，扛过来了血和泪的苦难。这不是普通的扁担，它是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的脊梁，横挑着漫漫人生路上的重负。它可以扛过来不幸，但它岂能扛动特殊年代人格受辱、自尊遭损、人权被践踏的民族悲哀呢！
（作者简介：罗锦高，生于1956年底，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30多年间在《西安日报·晚报》《陕西工人报》《山西文学》《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200多篇，出版个人散文专集《星河》一书。1986——2019年，先后参与编纂《临潼县志》《临潼区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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