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一村一品”不仅带来了农业产业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韩国的“新村运动”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农民逐渐成为农村振兴的主体和脱贫致富的主力。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乡村发展落后的诱因，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如何以城市发展反哺乡村，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经济，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
日本的“一村一品”
为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城市工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导致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城乡差距日益扩大。为改变这一状况，日本进行了农村振兴运动。
日本的农村振兴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6年至1960年为战后的粮食增产期，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自耕农的制度。在此阶段，日本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1961年至1975年为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农村经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振法》，修订了《农地法》和《农协法》等一系列农业农村发展的法律法规，创设了综合资金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金制度，确立了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不仅确保了国民所需农产品的供给稳定，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大幅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经过前两个阶段，日本农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并未根除，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了以造村运动为代表的促进农村产业转型的系列举措，以期在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振兴产业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的环境差距。
为进一步扭转农村人才短缺、资本外流、产业萎缩的局面，1979年，日本大分县发起了“一村一品”运动。“一村一品”运动意在引导农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立足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建设，振兴农村经济，并最终实现乡村的可持续繁荣。随着“一村一品”的推广和深入，大分县农民的收入持续增长，农村面貌不断改善。
日本的“一村一品”不仅带来了农业产业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生态旅游、农事体验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迅速。1993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以此提振当地经济。
在“一村一品”的推广过程中，日本政府着力提高农民的农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不断完善教育指导模式，开设各类农业培训班、建立符合农民需求的补习中心，以此提高农民的“软实力”。此外，政府对农业生产给予了补贴和投入，支持农村发展。可以说，造村运动不仅振兴了日本的农村经济，也是日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方法。通过一系列举措，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的城镇化程度为63%，2001年达到86%，目前已经超过90%。
韩国的“新村运动”
1962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城乡两极分化加剧也随之而来。为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宗旨的“新村运动”。
纵向来看，“新村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改造乡村基础设施，先是按村民意愿无偿提供近20种环境建设项目费用与物资，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及村庄的整治。其后，韩国政府制定了支援优秀乡村计划，有针对性地支援乡村建设。此外，韩国政府还推出了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鼓励发展畜牧业、特色农业，兴办乡村工厂，支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第二阶段着重发展各类社团组织，培育和发展互助合作型农协，出台了扶持奖励措施，大力发展乡村金融业、流通业，加大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城乡共赢发展。同时，强化乡村人文环境建设。
横向来看，“新村运动”也可以分为三类工程，即改善生活环境项目、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项目、精神启蒙项目。改善生活环境项目包括改善农村公路、住房条件，农村电气化等，以此提升农村生活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项目通过推广水稻新品种，增种经济类作物，建设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精神启蒙项目主要是在各乡镇和农村建立村民会馆，广泛开展文化活动和国民教育活动，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自觉管理乡村和建设农村。“新村运动”改变了韩国农村的面貌，焕发了乡村的活力，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自主协同型模式的代表，既充分发挥了政府对农村整治和改造的支持指导作用，又注重激发农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自愿投入到“新村运动”中来。“新村运动”改变了韩国农村的面貌，使农民尝到了甜头，后来逐步演变为农民自发的行为，农民成为农村振兴的主体和脱贫致富的主力。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城镇化程度约为41%，1994年则达到77%，目前已超过90%。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来源：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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