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元年（公元1427年），成山侯王通以救火队员的身份进入安南火场拯救嗷嗷待援的陈智，不曾想自己也遭烧伤受困火场。后续再来的救火队员柳升就更不走运，"二进宫"安南结果折戟沉沙、因公殉职。驻守东关的王通收到了黎利送来的俘虏黄福及缴获的柳升虎符、印信等，得知自己的救命稻草已经在支棱关一役中灰飞烟灭，慌得一批的他抓耳挠腮亦别无他法，只好乖乖修书向黎利请和，同时上表宣宗皇帝通报安南的军情。而黎利也派遣使臣奉方物贡品上京朝见，以自己扶立的傀儡帝王陈暠之名义请求明廷册封。朱瞻基得报后除了一肚子窝火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主意。廷议中，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蹇义等大臣反对与黎利和谈，因为"赐其无名（指册封陈暠），反而只会示弱于天下。"举棋不定的宣宗又召见杨士奇、杨荣，二人则力谏："陛下体恤百姓，不是无名之举；汉朝放弃珠崖郡，史书都以此为美谈，不是示弱。请许其方便。"杨士奇(1366-1444年),明初重臣,学者,历经五朝,"三杨"之一,正统九年逝世,获赠左柱国,太师,谥号"文贞"原来明廷告别永乐盛世后，文官的地位水涨船高（宋朝亦是如此，自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兵戈入库、盛世开启，武人们在朝中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征讨安南这种开疆扩土之事刚好是武将们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为了不让对手获得更好的发展，杨士奇、杨荣这些文官大员主张放弃越南就不难理解了。再者，文臣们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够为其提供展现"治世之能臣"的舞台。因此为了给宣宗加（扇）油（风）鼓（点）劲（火），他们甚至不惜引经据典，搬出"汉朝能放弃海南岛，我们凭啥不能丢掉越南？"的论调。（知识点：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消灭了自秦末大乱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的南越政权后，又将海南岛纳入版图，在此建立了儋耳、珠崖两郡。然而"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凌之"，汉朝派来的官吏与大陆移民剥削欺压当地土著，导致"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诸县更叛，连年不定。"时任金马门待诏的贾捐（贾谊曾孙）以其《弃珠崖议》中"费用三万万余，尚不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的理由力主放弃海南，最终为汉元帝采纳。两年后的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儋耳、珠崖两郡被废，汉王朝势力退出海南岛——这与眼前的明廷放弃安南又何其相似！）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廷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正式将该岛纳入帝国版图（图源见水印）同样，症结还是在明成祖朱棣。这位穷兵黩武的马上天子，南征北战数十年，劳民伤财、虚糜国帑。首先明廷在占领安南的二十余年间，疲于应付此消彼长、风起云涌的"起义"。为了维持在此地的统治，明廷驻军数十万人，每年的军费最少也在三百万两白银上下，而明朝从生产力低下的安南（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征收来的赋税最多不过区区一年七万两，可谓投入与产出不相匹配（入不敷出）。彼时明廷政治中心又迁往北京，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被部署在北部边境防备蒙古。对于鞭长莫及的南疆安南，无论是兵马调动还是官员派遣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面临南北两线作战的尴尬境遇，明廷的国力已无法支撑与安南人绵绵无绝期的缠斗，放弃这块鸡肋或许对于新登基的明宣宗来说，确实是最佳选择。再者，当初朱棣之所以在消灭安南胡朝后就将该地纳入大明的直接统治下，一方面是为了开疆拓土、炫耀赫赫武功，另一方面是为配合郑和下西洋提供战略转运基地。事实上不仅是安南，甚至其南邻——占城，也慑于大明天威而变得异常恭顺。郑和七下西洋，次次都曾在占城停留。但到宣宗执政，大明开始收缩外交。朱瞻基叫停了郑和的海上远征，为其服务的诸多外洋据点一一放弃，所以安南的弃守亦在情理之中。综合了上述诸多因素，大明新晋天子朱瞻基以"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的名义派遣礼部侍郎李琦（就是当年胡季犛篡位自立，奉永乐皇帝之命赴安南探查虚实的那位仁兄。）再赴安南册封陈暠（黎利扶立的傀儡）为安南国王，并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明军撤退回国。尽管英国公张辅对于放弃自己呕心沥血，四次南下才打下来的疆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无奈圣意已决，大势所趋，不可撼动矣。明军从安南的撤出，标志着越南（最后一次）摆脱了来自北方中央帝国的直接统治，恢复了本国的独立自主。朱瞻基（1399年-1435年1月31日），明朝第五位皇帝，年号"宣德"，庙号宣宗不知道驻守东关城的王通是不是着急回国过年，望眼欲穿的皇帝敕书还没到，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催动兵马打点行装开拔跑路了。他和老对手黎利在东关城南会盟，约定在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腊月，由监军太监山寿、陈智、方政等经水路驶往（广西）钦州，自己则领陆军殿后，从陆路缓缓向广西方向撤退。那些被黎军包围在包括西都（清化）等孤立据点的明军，也在接到王通的命令后，开始解除武装，退至东关随大军一道撤回国内。在这期间，有人怂恿黎利"先时明人甚为残忍，宜全歼之。"——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初"越奸"陈封、梁汝劝阻王通撤军的理由并非空穴来风（越南人不讲信用）。不过黎利是个明白人，晓得个中利害，所以并没有采纳。与之相反，他给明军送船送粮，好吃好喝伺候着，巴不得这些大明瘟神赶快离境。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二月十七日，明王通领步军在后，与帝（指黎利）话别，（恋恋不舍乎？）竞夕而去。帝为具牛酒、彩旗、图帐、礼物厚饯之。西都、古弄、至灵三城水步亦陆续继发。于是兵革偃息，天下太平矣。"明宪宗时期，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奉黎圣宗之命编修的《大越史记全书》，被称作越南版的《史记》中国史籍《明宣宗实录》中则记载："凡交趾三司文武官员旗军吏典承差等及家属，还者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为黎利闭留而不遣者。"先前趾高气昂的南下平叛，如今作为丧权辱国的败军之将灰溜溜地回国。成山伯王通甫一到京，果不其然遭群臣弹劾。作为战败的替罪羊、背锅侠，他被革职抄家、打入死牢，诰券（即诰命和铁券。明代功臣封爵皆给诰券。诰命上书受封之辞；铁券形如复瓦，刻封诰于其上，以黄金填之，左右各一面，右给功臣，左藏内府。）也被夺去。收藏于南京瞻园的"明太祖赐徐达免死铁券"（复制品）蹲了十二年大狱的他熬到英宗即位，在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获释为民。直到又十年之后（公元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名将凋零，北京城中缺兵少将，他这才被兵部尚书于谦起用，参与了抵抗瓦剌军队的北京保卫战，后因军功取回了朝廷先前抄没的家产——这些都是后话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军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抗击瓦拉部入侵的北京保卫战资料来源：陈重金（越）《越南通史》、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古小松《越南：历史国情前瞻》、煮茶《笑翻越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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