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辑的《历史文献》第十六辑、第十七辑，刊载《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下文简称《手札》）共59封，含第31（1）、第31（2）重复编号1封（本文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其时空跨越整个同治朝，史料内容丰富，可补正史之缺。朱学勤是同治时期内阁军机处执事，严、朱二人公私书札来往甚密。
严树森（1814—1876），初名澍森，字渭春，号“静倪书屋主人”，更号“退默轩老学究”，再更号“繁田钝叟”，四川新繁人（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祖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咸丰元年（1851）起，历任湖北东湖、江夏知县，荆门州、随州知州，武昌府知府，荆宜施道巡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于咸丰十年（1860）十月至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先后出任河南、湖北、广西三省巡抚。光绪二年（1876）春，严公以疾薨於位。诰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铭于碑。
虽然严树森三朝封候，深得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皇帝器重，但严公仕途依然多舛，在同治朝曾两遭降革。由于严公操守好、精于吏治、善于用兵、能文能武，虽经两落而又能两起。阅读《手札》文献史料，可知严树森在同治朝两遭降革是导致他名号变更的直接原因。结合《手札》文献中严公名号落款，综合考量，对《手札》的编号顺序梳理、以及后续研究均具有指导意义。
清人钱保塘（四川《尊经书院》山长），在他撰写的《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中说：“（严公）于军务缓急，毅然以为己任，总督官文恭公不悦。（同治）三年（1864）五月，劾其专擅，有旨降调。”。据清史本传《严树森传》记载：“（同治三年）九月，官文劾树森把持兵柄，楚省旧营悉改隶抚标。上责树森任性妄为，命以道员降补。”。《手札》第31（1）一文中，严公自嘲说：“弟本一穷秀才，所恃者颇能吃苦，不受暮夜时一金，不取廉俸外一钱，纵使为人排挤，得遂初衣，止还我清白江头老秀才耳。一笑。”，流露出了受人排挤的情绪，文中落款“静倪书屋主人”、日期“四月廿八日”。显然，《手札》第31（1）书寄时间为同治三年四月，严公此时还在湖北巡抚任上，即降为道员之前。
同治四年（1865）五月，严公复起，授广西按察使。《手札》第34札文中说：“忽于闰五月廿四日拜陈臬粤西之命，闻诏悚惶，感激至于涕零。”，文末有纪年题款“乙丑闰五月廿八日，自成都省南门新开街本宅肃”。同治乙丑年即同治四年，这一年是闰五月，此书札纪年款准确无误，正是严公被降职后复起，第一次出任广西按察使之前书寄的。札文中还预计了，要在重阳节后（农历九月）才能抵达广西臬台衙署。故《手札》第34顺序应紧接第31（1），编号变更为“第32”。《手札》第36札文中说：“弟前于闰五月下浣接奉手笺…于七月十一日在籍领凭，旋于廿一日束装就道，六千余里，数月奔驰，至冬月十二日甫抵桂林，即于十六日接印。”。故《手札》第36顺序应紧接第34（新号第32），编号变更为“第33”。
步入同治五年（1866）春，《手札》第37札文中说：“现在南、太、泗、镇四府属群贼如麻。”，文中落款“静倪书屋主人”、日期“二月初八日”。故《手札》第37顺序应紧接第36（新号第33），编号变更为“第34”。《手札》第38札文中说：“南、太、泗、镇等府所属去省通达。”，与《手札》第37札文内容相呼应。故《手札》第38顺序应紧接第37（新号第34），编号变更为“第35”。
据《严树森传》记载：“四年五月，授广西按察使。时翰林院侍读学士景其濬，劾贵州巡抚张亮基玩兵侵饷，纵暴殃民，上命树森查奏，寻查明被劾各款请交部严议。五年，擢贵州布政使。以前在湖北巡抚任内动用竹木商捐，部议降一级调用，寻有旨改为降四级留任。六年（1867），疏请开缺。谕曰：‘严树森系曾经获咎之员，叠蒙擢用，上年简授广西按察使，命往贵州查办事件，旋授贵州布政使，乃沿途逗留，延不到省，叠次借词巧饰，且奉特旨交查事件，并不亲临其地，安坐邻省即行查覆，向来亦无此体制，又见贵州事务棘手，亟思规避，率行奏请开缺来京，似此畏葸取巧，实系溺职辜恩，若仅予罢斥转得置身事外，遂其私谋，严树森着即革职，发往云南，交云贵总督张凯嵩差遣委用。’。十一年（1872），赏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钱保塘在《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中说：“四年，特起为广西按察使。时有劾贵州大吏者，上令公驰往察之，即擢贵州布政使，行次綦江，以疾请开缺，并陈贵州诸利弊事，有旨夺职。十一年，以合肥李节相（李瀚章）荐，复起为广西按察使。”。此两则史料叙述了严公被革职和再起的过程。
严公“退默轩老学究”名号，首次出现在《手札》第31（2）札文中。此札文记录了严公奉使贵州办案的道途轨迹，即因由粤入黔之路苗教梗阻，他于同治五年四月从广西启程，借道湘畺，平抵荆州，欲水路抵达宜昌後，改陆路入川入黔。文末落款“愚弟静倪主人顿首”和“新更外号曰‘退默轩老学究’，并以附闻。”。此札书寄于“六月十一日，荆州舟次。”，可见严公抵达荆州，因染病休整，已费时两月余。故《手札》第31（2）顺序应紧接第38（新号第35），编号变更为“第36”。《手札》第32札文落款“退默轩老学究”、“正月十七日四川綦江县行馆”，即此札文书寄于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故《手札》第32顺序应紧接第31（2）（新号第36），编号变更为“第37”。《手札》第33札文落款“退默轩老学究”、“浴佛日月，成都桂王桥西街寄”。“浴佛日月”即农历四月，此札书寄于同治六年四月。故《手札》第33编号变更为“第38”。
同治六年，严公被革职。同治十一年，严公二度复起，再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严公先后擢升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手札》第35札文记录了严公抵京，恭候召见的情形，文中提及“惟此前革职后，久不冠带…”，可以确定此札书于同治十一年，寄自常兴店。故《手札》第35编号应变更为“第39”。严公在《手札》第42札文中首次使用“繁田钝叟”名号，推测此名号，应该是严公被革职后才变更使用的。《手札》第39～58，其编号顺序应依次变更为“第40～59”。
陈廷德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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