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 咩咩
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1902年，京师大学堂入学考试、开学；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严复（幼陵）首任校长，两年后严辞职，相继改马相伯、何锡侯、胡次珊（代）为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12月下旬，先生自法返国，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大视事；9日，主持北京大学开学式，发表就任演说。自此，北京大学开始了她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新里程。后来，孑民先生在他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提到：“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事实上，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以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皆知的。正如八十多年以后的一段文字所说的：“之前之后，北大校长走马灯式地轮转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与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和启示。”我想，这是真切地反映了广大北大学子们，以及广大教育界同道们的心声。毛泽东同志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有人称他为“北大之父”。这些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蔡先生应召就任之前的北京大学，还是承继了京师大学堂的“传统”——直言之，是有着十分腐败的恶习的“传统”。所以他初到上海，好多朋友就劝他不要到北大就职，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少数朋友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幸而元培先生到底听从了后一说，进了北京，就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时他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到北大来的，自此，北京大学也成就了他一生中十分重大的事业。那时他曾经说过：“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可为先生当时之心声。
著名的教育家杜威 ( John Dewey, 1859-1952 ) 就这样说过：“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更大起步的今天，重温元培先生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和实践还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一、教育的主旨是养成人格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纯属是老爷式的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所设的仕学馆，取意就是“仕而优则学”进而“学而优则仕”的意思；所以，招的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的京官入学。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大学依然传演那种官僚的旧习，学生都被称为老爷。那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来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入仕；他们注重的是毕业的资格和毕业后的出路——升官发财。所以说，元培先生来校以前的北京大学的确是陈腐不堪的。
1917年1月4日，孑民先生到校，9日，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他郑重地提出了三件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他说：“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若徒志在升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他认为，求学时期要“植其基，勤其学”，否则“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要言宗旨为本，大义焕然！
关于砥砺德行，他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直言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谈到敬爱师友。他提出师生员工“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庻可收切磋之效。”因此要“开诚布公，道义相勖”。婉言规劝相知，恳切动人！（见《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此前两年，蔡先生有一段关于教育宏旨的话，可以为此做一个很好的注解：“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大要如下：一曰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二曰担负将来之文化。……三曰独立不惧之精神。……四曰安贫乐道之志趣。……夫以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上述诸义，几何不被目为迂阔，然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手稿，1915年）
元培先生谈及的“养成人格”的教育，是涉及到教育大计的问题。联系今天高等教育的状况，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教育的主旨（目的）
教育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大计的公益事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凡是生而为人的人都有受教育的必要，因为他们是人，他们就不应当成为无理性的兽类，不应当变成死板的木头。”（夸美纽斯《大教学论》，1592－1670）孟夫子轲（前372－前289）亦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其缘故就在于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某一种器件（螺丝钉之类），或是某一类工具（好使的，驯服的那种）。这里最要紧的就是所说的“人”与“物”的关系，也还包括“做人”和“做事”、“品格”和“知识”的关系，而这正是我们多年教育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还解决得不太好而亟需解决的问题。
今天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办得愈来愈大。振兴教育真的已经成为“全民有责”的大事。但是，在这全民大办教育的态势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教育是“公益事业”还是一种“时尚产业”的问题，已经凸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当前，以教育来“扩大内需”、“发展产业”，办学的“产业化”、“市场化”在某些地方还甚有影响。这就是说，有些地方办教育不但不把“造就人才”放在首位，甚至把来受教育的人当作创收的资源。
近日报载，在题为“政府－媒体共话教育产业大发展”一文中介绍，在一个高层的会议上，媒体云：“教育产业已经成为某报的四大支柱之一”。他们对于读者群的分析是：“年轻”；“知识层次比较高”；“收入高——3000－8000元的读者占50％以上”，因此“这也是教育产业最大的潜力”。……会议的权威意见表示：“‘教育产业’是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传统上教育的发展要考虑的是人才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但从最近研究来看，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在于人才培养在几年之后所产生的价值，从一所学校的建立过程，到这所学校办学的过程，它的周围无时无刻不存在商机，其价值已经大于封闭的教育。……”
这难道还不清楚明白吗？教育大发展的结果是带来了“商机”，而且不提以后的“人才”如何如何，而是现在的“无时无刻”。在这篇报道中通篇未见有如何育人和保证和提高人才质量的说法，而是期待着“更大的发展”，发展什么呢？很清楚，商机呗！
目前还有一种时尚认为：教育就是知识“充电”以求发展；只要上了热门专业、有了盖章的文凭就会前途有望。殊不知经济、法律、管理、政治……哪些不都是需要懂得、并且要学会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和跻身社会的规则。这就要在求学时期“植其基，勤其学”，基者，志也。“若徒志在升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难道我们不该把“诚信”、“尽责”等观念尽早地告诉未来的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吗？如果我们的接班人学了经济又是假账高手，学了化学又去研制冰毒，本领是高了，可这种“人才”才真是让人们不寒而栗哪！
道理很明白：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这是教育所独有的、奉献给全社会的成果。对于国家和民族，教育是一种高深层次的维系力量。因为教育的宗旨是“养成人格”；教育就是要造就“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要对国家、民族“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这是长远大计，忘了这个大计就会“贻误国家”。
在教育学的研究领域中，有人把教育产生的社会效益理解为“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技术或人格、态度等作为转化成学习者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工作能力所带来的效益，称之为经济效益。”（市川昭午，1987）这里的两个方面的转化就颇值得我们深思。显然，知识和技能，是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变化的；而人格、态度则是终生的、主导的，因此，也必然就是统率的！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教育也步入了一种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新境界。今天的教育在形式、内容、取向、面对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三多”的样式。我们不仅有国家支持的公益性大学，也有非公益非盈利性的大学，还出现了赢利性的大学。教育要传授知识，这是理所当然，但教育还要把如何获得知识（授之予渔）放在重要地位，把诚信立人和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一句话，不管是公办、民办，普教、自考，高职、中专……都应该毫无疑义、万变不离其宗，首先是“以人为本”、“养成人格”。
爱因斯坦（1879－1955）说过这样的话：“学生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同元培先生的话：“……使之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不是很一致吗？由此可见，古今中外名门大家的共识。把人作为“能言的工具”来培养实在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我们还应该看到：教育对于个人和家庭，都是一种远大目标的持续追求。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造就出一批真正为国为民、有才有智的人才，他（她）们的成就以及他（她）们的品德就一定会广布大家，以至于社区周缘，深延子孙，以至于宗系乡里。对于小家，这是一种最可珍贵的回报、慰藉和期待；甚及大家，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启迪和号召。这才是社会稳定团结的保证，这才会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的希望和根本。
（二） 教育的追求（理想）
蔡先生认为，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是：1。调和之世界观与人生观；2。担负将来之文化；3。独立不惧之精神；4。安贫乐道之志趣。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最高追求，也是对于受教育者所要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他之所以如此提出是有其依据和背景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而要培养“卓越之士”就要“力矫颓俗”。粗粗看来，似乎前两条是远大的、宏观的；后两条是近前的、实见的。但是实际上两者是有着紧密之联系的。
形成我们今天的睿智全面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来之不易的。试想，1957年前后的思想改造运动，各式的思想大批判以以至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进军；1963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以至1966年的十年浩劫，教育的“17年反动黑线”……，这些我们经历过的历史，一幕一幕地闪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严正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地、合乎规律地看待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一定要适当地、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一定要理性地、负责任地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多元互融、观念纷杂并陈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一切任务都是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比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多元文化交融与传统传承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问题，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婚姻、个人的问题，等等。在这里“调和”和“担负”说得是何等之好！当然，其根本的含意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大局为重，积极的调和，主动的担负，自不必言。
所谓近、实的教育理想可以说是对于能调和、肯担当的“卓越之士”的基本要求。“独立不惧”是要有捍卫真理大节，说真话、做实事的勇气；“安贫乐道”是要有抗拒物质诱惑、与民共甘苦的心力。在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看来，这些不都是很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吗？！
（三） 教育的地位（作用）
教育是要服务于社会的。这是亘古大义，毫无疑问。今天，教育的崇高地位也是一再重申。然而，要创业人还是要败家子，就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和期待的问题了，它包孕着深刻的理念，也必然隐含着痛苦的实践。现在经常告诫我们的是：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广大家长们（相当于投资者们）的心愿，等等。然而当前我们对于教育的要求是不是就如此这般了呢？我们认为，还有最为主要的，这就是，教育要引领潮流——这就是积极发展、求实向上、热心服务、世界大同的潮，而绝对不能随逐“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的流。奔“小康”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有人把好学校比作“净土”、“圣地”，以期能在这方远离喧嚣的环境里“修炼”学术，“顿悟”成人。如果教育这块“净土”、“圣地”也带领大家人人向“钱”看，事事、处处向钱看，那么社会早晚就会汇成一滩污泥浊水，团结、稳定尚不可保，又有何“小康”的前途可言？！
我们再看一看关于“教育”的正规的诠释：“教育是社会现象，起源于劳动，是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对它们给予影响和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教育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辞海》，1980年版）
如果说教育真的是什么“工具”的话，那么，教育就是扬风的大旗，就是学术的导向，就是行动的号角，就是队伍的储备，就是人类的希望。这绝不是“迂阔”之论，而是今天教育界以至经济、文化各界“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的要旨弘论。而依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来，教育是为提高全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人格健全发展和职业技能的社会活动。因此，教育是关系国家、民族的稳定团结和发展前进的大事，是国家、民族利害攸关的前途大计。
二、大学的功能不是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
孑民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9年）。显然，上一个世纪初叶，也就是八十多年以前，他对于大学的定位已经同今天的理念不尽相同了。今天的大学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学术殿堂”、“象牙之塔”，而更多地贴近了社会。这自然有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教育面临着一系列的压力和挑战：以前教育仅仅是要传授知识；在教育经费紧迫的同时，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更加迫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打破传统的模式，不仅以教学传授知识，还要以科研升华知识、开发知识，以科技转化知识，还要向社会普及知识。这不仅是社会的需求，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
21世纪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纪。推动“产、学、研”结合，“政、企、教、科”合作，发挥教学、科技、科研、服务“四大功能”，已成为当前高校的一大趋势。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上述的“结合”、“合作”、“功能”中，起主导和长效作用的理应是：“学”、“教”、“教学”。而“产”、“研”、“政”、“企”、“科”，以及其他等等，应该是围绕着“学”、“教”、“教学”进行的。进一步说，要围绕（贴近——服务于）学校组成群体里的两大部分：学生和教师。因为，无此两部，惶论其他？我们当前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贴近社会、服务社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今天高等教育发展进步的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握住一个平衡点，或者说一个量、质和切换的适度。这就是：一方面要建设一个学习、研究、思考、探讨、切磋、交流的学术文化氛围，以此来全面地培育人才；另一方面，大学的贴近社会也是当今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了解国情、民情和社会，历练协同团队精神和适应能力，以及深入掌握专业技能等方面都会因此有所助益。比起小学、中学，大学理应更贴近社会（有人说大学就是小社会），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使它维持一个真正良好的育人环境，而不宜混同于良莠纷杂的大社会。
这也许就是元培先生对于大学里的学者所定义的：“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的含义和旨趣。何谓“学问家之人格”？我想，老北大的校训“博闻审问，慎思明辨”就可以是个很好的说明。《礼记·中庸》云：“博闻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此作为“诚之”的五个不可或缺的要点。这就是说，要铺垫学问的基础，就要广博、全面地谋求知识、增加见闻、提高识见并广为传扬；还要详尽地考察、究问、探讨，提出问题；要缜密地思考，明白、通晓地辨识、判别、区分所得所思，然后坚持努力地去做。在做学问的时候，只要这样就必定能够“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先生语）了。
这不仅是求学、问学之道，《礼记》中还说：“诚之者，人之道也……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朱子对此有评：“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可见求学之道实际上还是“为人之道”，所谓“学问家之人格”，也就是要在大学里养成、并将在社会上付诸实践的“人格”。
元培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名之为大学，就应该为莘莘学子们提供“博、审、思、辨，行”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建造“养成资格”、“贩卖知识”的名利场。
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了。但是，各类大学都绝对“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令人遗憾并且担心的是，在当今我们教育的现实里“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行为几乎比比皆是、甚至于还有所发展。
请看：作弊剽窃，枪手成风；假证上市，急功近利；学位包装，敷衍潦草；肤浅做秀，制造政绩；经济效益，变相卖分；物质第一，精神不振……不是也在我们圣洁的校园里出现了吗？究其根源，恐怕还是我们在教育理念和大学功用方面有了个不小的误区。
重温蔡元培先生的教诲，对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也会有所启示和警醒呢？
三、人才的标准是要能够担负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教育的主旨是“养成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最高境界，体现教育的理想。元培先生认为：学生们在学校里，一要养成科学的头脑。这就是说，凡事要考求其所以然，要穷究其因果关系，那他的头脑才算经过一番科学的训练；二要养成劳动的能力。要打破“劳力”和“劳心”的成见；三是要提倡艺术的兴趣，以增进精神，增加兴趣，——艺术的兴趣，由此才能得到身心的陶冶，并且内化为一种精神的力量。
蔡先生还认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还说：“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对上述三个条件他进一步说：
1．狮子样的体力。“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
2．猴子样的敏捷。“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3．骆驼样的精神。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说：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幺办法呢？
何谓“骆驼样的精神”？具体说：
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蔡先生说：“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正如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2002年5月14日在北京和北大学生交谈时说：“学术研究很重要，她是一个大学生存的基础，但是学者们也应该关注国家、社会的经济体制，勇于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一名大学毕业生最需要的是有自己的思想，有思考问题的能力。……从各个领域最成功人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是善于思考，从而能比别人有更多的发现，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思维的严谨和创新。”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他以范仲淹的事例号召青年要“以天下为己任”。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元培先生认为，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后来他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一文中就勉励学生们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元培先生的这些话也是他我们对于当今青年的殷切希望呢！我想，回答应该是十分肯定的。
解放以后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马寅初先生在谈到“北大之精神”时曾经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政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已达其至高之鹄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册，1928年）。这也可算是对于教育成人、立人的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对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生动诠释。
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对家庭、亲友的责任，它们并不是对立和矛盾的，而是包容的。作为个人（或者子女的家长），到学校受教育当然有着亲人的爱的期待，有着本人对前途发展的追求，而学校教育就是要把受教育者的眼界放大，把他们的“小爱”开阔起来，放大起来，让他们充满“大爱”的精神——由爱己、爱亲、爱家，进而爱学校、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进而爱人民、爱世界、爱自然。……只要有了这“大爱”，就必能树立雄心大志，敢于攀高排难；能够坚持真理，奋斗不懈。因此，今后也必将有所成就。
我们认为，新时纪以至未来所需要的是不同层次和多种样式的人才：要有专业娴熟，有本领、肯实干、善攻战的“干才”，要有脚踏实地，专业强、善组织、肯负责的“将才”，也要有基础宽厚，思维敏捷，肯决断与远谋宏观的“帅才”，以及具备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背景的“通才”……。新时代人才应该具有的素质是：坚毅 (理想的支撑)；勇敢 (信心的体现)；机敏 (应变的本能)；包容 (共业的眼光)；究真 (科学的态度)；设疑 (创新的阶梯)；宏远（博大的胸怀）。而为了达到上述诸项，理想的教育和人格的塑造应该永远是首要的，第一位的！
四、结语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十年，是延续京师大学堂的老北大得以转变和新生的十年。他倡导和坚持的“养成人格”的教育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的纲领和奋进的行动指南。联系到我们今天高等教育的现实和实践，我们认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有着深厚的时代的警示意义。时代在前进，跨越地前进；教育在发展，快速地发展；我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目不暇接。然而，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启示，教育事业的主旨和思想理念，教育事业发展的准则和行动主导，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的。
载《江苏高教》200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