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
这是李清照借冠绝一时的楚霸王项羽，对宋代赵构之流面对强敌毫无作为的嘲讽和抨击。
但这位号称力拔山气盖世的天之骄子，为何在坐拥庞大的势力，即将坐上皇位的时候，被一个“流氓”一脚踹了下来，最后上演了一出“乌江自刎”的悲剧？
其实面对着刘邦，项羽有着太多的机会能将刘邦置于死地，或明或暗，但都全部放过。其中最明显的，也是后世都津津乐道的鸿门宴。那我们可以从这经典的桥段和史实资料，尝试分析项羽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让他放弃了这个谋算刘邦的绝佳机会。
兵马未动，间谍先行
因为刘邦先进关中，范增建议项羽马上攻打刘邦，免除后患。于是双方集团内部的告密者率先登场。
项羽方的告密者是项羽叔父，项伯。他和张良是好友，在得知项羽要攻打刘邦时，项伯于是连夜骑马跑到刘邦的军营，将此重大军事机密告知好友张良，张良因不愿独自逃走，转而告诉了刘邦。这让刘邦有了心理准备，做好了准备功夫才去鸿门给项羽请罪。
刘邦对待项伯这个告密者，首先是“以兄长般对待”，接着“约定结儿女亲家”，极尽拉拢之能事。而对给自己出主意“关中称王”的人，就连最信任的张良他都只以“无知小人说的”回应。这样做可取得下属对他的信任，也可以让他在此后四年的楚汉之争中，得到下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倾心辅佐。政治家特有的笼络手腕运用得炉火纯青。项伯回去后自然是不停的说刘邦的好话，这样一来，项羽的杀心立刻减轻了不少。
刘邦方的告密者曹无伤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鸿门宴上，刘邦随意一句：“如今有小人谣言，想使将军和我发生误会。” 居然就很轻松地让项羽说出了“这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怎么会这么生气？” 这样的话语。
要知道无论在什么时代，特务、间谍都是很重要的资源，无不费尽心机才能打入对方内部或是策反敌方。一个对己方如此重要、而且能接触机密的暗子，就这样堂而皇之的暴露了出来，丝毫没有掩护暗子的意识，无论从军事上或者从政治外交上来说，实在是缺乏一些应有的心机。项羽如此轻率的表现，应该还在于对刘邦的轻视 ，范增有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而项羽却似乎从不理会。如此做法，试想以后谁还会为他尽心尽力的做事呢！
刘邦对待自己的背叛者是“立诛杀曹无伤”，丝毫不拖泥带水。
项羽对叛徒项伯，先是不怀疑他为何要替刘邦说话，然后是在项庄舞剑刺沛公，对项伯“用身体帮刘邦遮挡项庄的剑”时视而不见，竟还听信他对刘邦“要善待刘邦”的建议，最终纵虎归山。对于叛徒，无论哪个权力机构能有容忍之心的，将项羽对待己方叛徒与敌方告密者的做法与刘邦做法相比，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小。
宴会进行到中途，范增看出了项羽的犹豫，举起所佩玉佩，多次示意，无声地请求快下决心，但项羽视而不见。面对项羽的妇人之仁，范增毅然决定让项庄舞剑助兴，借机刺杀刘邦。不幸的是，项伯亦拔剑起舞，并经常以身体遮挡在刘邦身前，在项羽的默许下，范增计划再度落空，直至樊哙出现，局面彻底被扭转。说是项羽“保护”刘邦逃脱一点也不为过，范增愤怒的说：“唉！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 正如刘邦所言，项羽败在“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能识人用人的集团领袖，失败是必然的。
在任用人才来说。刘邦在设定好一个战略框架后，然后对张良言听计从，为张良提供了能尽情施展才华的舞台，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善于纳谏的优秀品质和很强的预见能力。项羽在对待善于谋略的范增，虽然尊称“亚父”，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信任，最后还被刘邦用陈平的计谋轻易离间了他和范增之间的关系，将范增的权力逐渐剥夺。
纵观鸿门宴的事件，纵观鸿门宴的事件，可以看出，项羽早期的一帆风顺，自信得有点过了头，形成了自大狂妄又有点刚愎自用的性格，轻信人言，也听不进不同的建议，在处理君臣关系时也欠缺圆润。所以就算时光能倒流，让项羽重来一次，在鸿门宴上，依旧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左右着项羽，让无法对弱小的刘邦下手。
性格是人类个体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这种态度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在出生时便慢慢形成，至成年后形成比较稳定的状态，但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项羽的家族在楚国世代为将，受到楚国制度影响也是最大的。所以要了解项羽的性格是怎样被塑造出来的，便要先了解楚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1、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高官者十有八九均来自各个王族的族人，这导致人才难以被重用和引进，顺带还流失了大批的本土人才。例如李斯这种能人便是离楚去秦，最终成就秦国的大业。
2、楚国尚武并注重成效，依据个人在攻 城略地和平反息乱中的实际贡献给予官爵，想要只凭口舌描绘一番布局、愿景之类的蓝图，是没可能受到重用的。
3、进取精神的演变。周武王立国后，楚国的封地游离于中原之外，一直被称为荆蛮，受到中原各国歧视。楚国与秦国的情况类似，同时又都有着很强的开拓进取意识。不同 的是，秦国将进取精神法制化，一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楚国则将进取精神礼制化，生搬硬套地吸收中原文化 与礼制思想，并将礼制思想作为贵族的象征之一，让统治阶层与民众的距离进一 步拉大，社会阶层逐渐固化。楚庄王之后的楚国上层，甚至于外交和战争，都完全遵守礼制思想，不知变通。
项氏家族自亡国后，以受害人自居，一直对秦国连带制度都相当仇视，以为秦国能一统六国只是武力更胜一筹，却没有认真审视秦国在变法下带来的其他优势。
项羽便是在如此扭曲的环境下长大，自然深受这套落后的法度的熏陶。《史记》中便有描述：叔父项梁教他读书认字，他觉得没用；教他学剑，他觉得只能小打小闹；教他阵法用以征战沙场，他也只是随意学了一下。打心底里，项羽也只是觉得用纯用武力征伐便可，其余的东西可有可无，巨鹿之战的胜利更是让这种想法升华到了极点。在这种潜意识之下，项羽一直无法清晰审视自己的短板：例如欠缺敏锐的政治眼光。
在鸿门宴的表现便是明证，该下狠手铲除劲敌的时候却优柔寡断讲求礼仪；当初灭秦时，秦朝兵将、子婴投降后，灭国之恨还是令他毫不手软的坑杀二十万士兵还有子婴，本来刘邦想做却没做的事情，他主动背起了这个残暴的黑锅。但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决策即是符合道义与礼仪，也顺应了天下人的心愿，让残暴的秦朝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种带有缺陷的性格，最后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在用人制度上的实施，自他以下的整个权力机构，人才结构比例完全失衡：基本以武将为主，而且在任人唯亲的排外意识下，重要职位全由楚人出任，像陈平、韩信这些外域之人本来也是项羽旧部，不得志之下全都投向了刘邦的怀抱，成为刘邦屡次逆转乾坤的得力助手；而文官方面，谋士只有范增一人，游说之臣仅有一个武涉。当范增离去之后，连个及格的替补都没有。失去了优秀文官的帮衬，无法辨识人文，更不懂大势，强行走回到周朝封王的老路上，妄图以礼法加武力来控制诸王，换来的结果就是诸王并不会感恩戴德，反而都接二连三的造反。
“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
这是项羽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对于命运的控诉，他想不明白，连强大的秦朝都被他灭了，却没有像秦嬴政一般，能成为真正的九五之尊。
项羽不知道的是，始皇帝能横扫六国，傲然登顶不是偶然；他不敌刘邦却是必然。这就是其中的差距。
性格决定命运，运气终究不会只是眷顾某一个人的。
或许有人会说，项羽当初要是肯渡江回返江东，再聚集江东子弟兵，以他的能力和声望，东山再起不是难事；只是他要面子，正如他本人说的“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而已”。
可这是一个难题，当初起兵反秦时，范增曾建议项梁立楚国后人为王，让楚国那帮遗老贵族重新迎来了权利的春天，算得上是他们的恩人；但后来项羽不但逼走范增，大业未成时更杀了楚义帝，从这时起，其实已经和那些楚国贵族（江东父老）走向了对立面。可以说，项羽的“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不仅仅是自尊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理解为：项羽的路，在逃至乌江时已经是尽头，他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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